[转载]“大维吾尔文明”的穿越抑或建构：吐尔贡·阿勒玛斯的“三本书”及其批判（姚新勇）

按：历史问题，是新疆问题的重要维度。中国官方，无论是哪朝哪代，都在不断地与维吾尔人等民族（有时也有“境外势力”）争夺这个地区历史的解释权。在这段阐释史中，吐尔贡·阿勒玛斯在80年代的三本书《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维吾尔人》的出版，与中共组织的对它们的大批判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不仅是（体制内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系统编纂自己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同时它引发的一些反抗的情绪和社会矛盾，至今仍在延续。五六年前北大人类学的一位研究生曾经对民大维吾尔学生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做过几次访谈（一、二）。从发布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这三本书在维吾尔社区中影响之深：首先是有很多人明确地知道这三本书（即使他们没看过）；其次即使是没听说过这三本书的人，他们对于民族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看法，也与书中的表述几乎完全一样。我本人当然是没有那个级别接触到这三本书，也找不到其他语言的可下载版本。于是，我再此分享姚新勇的这篇论文作为代替，这篇论文详细的介绍了三本书的历史和内容，并有详细的评述。

姚新勇其人，我在上一篇分享的文章中做了一点简单的介绍。这篇文章我认为依然是他一贯的春秋笔法。前面一半多的内容虽然都是旗帜鲜明地直斥三本书的历史观问题，但我们都明白这只是因为他不能违反中央已经做出的定性。他自己的观点都在最后两节的评论之中：维吾尔人想要自己讲述自己历史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对自己历史的那点发挥或者私货与中共官方或是极端汉民族主义者对历史的篡改相比几乎不值一提，如果汉族人不能学会以平等和宽容的心态来讨论历史问题，而是动不动仗势压人，上纲上线，那永远实现不了与维吾尔人的和解。

另外，做一些补充。我觉得作者有一点没有提到，根据他的描述，我觉得三本书明显是要与中共五六十年代的官方历史著作叫板。中共在五十年代开始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例如这本《维吾尔族历史》，秉承着一种“民族团结史观”，简而言之就是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正确与否时，以其是否促进了民族团结或民族融合为标准。有些地方的论述甚至可以说是另一个版本的天命观，例如说某些回鹘首领之所以败亡就是没有与汉族王朝搞好关系、没有意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当然是非常荒谬的。且不说从历史上看民族融合和民族组建本身就是两个独立事件，从来没有什么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历史规律”，即使具体到维吾尔人的历史发展来看，在1949年以前，他们与中亚、中东甚至俄国的经济政治关系都比汉族内地要更紧密，更有数度摆脱中原王朝控制的经历，因而这70年的“民族融合”更像是一种偶然事件。再则这个“民族团结”的手电筒从来是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官方的历史著作中从来不反省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苛政和暴行（当然，我知道，官方著作同样也不会提到任何少数民族的暴行，但毫无疑问后者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谣言层出不穷，前者则丝毫不被提及）。强行把它说成是“历史规律”拿来压人，只能遭来质疑和厌恶。

另一点是其实那个时代中共编写的民族历史也会刻意“讨好”少数民族。姚新勇谈到找匈奴认祖先和把维吾尔人的标签直接贴到古人头上这些事情，其实当年中共自己的民族史著作里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若是了解了历史背景，我觉得并不应该把文中所描述的三本书中的一些表示看的太严重，至少不能把他视作是维吾尔族的责任，共产党本身也有责任

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写到，是原先的保守势力抬头，对世俗的维吾尔文化精英进行打压，才推动了民族情绪的激化。在此，他引用了他的朋友、知名的维吾尔语现代诗人、同样也是饱受传统势力迫害之苦的帕尔哈提·吐尔逊的观点，希望事情能向好的方向转变。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位当代最重要的维吾尔诗人已经被拘禁了4年，至今没有明确的判决（当然，当年陷害他入狱的那位体制内保守势力的代表：牙里坤·肉孜，也同样被监禁，并因编写了“问题教科书”上电视认罪。现在，这位官员的儿子也已经与诗人的朋友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在海外开展人权活动。中共的统战工作，做的非常不错）。在新疆开始大抓捕的前夕，帕尔哈提·吐尔逊的朋友，同样也是著名的维吾尔当代诗人的塔依尔·哈木提劝他早日办护照出国，但帕尔哈提·吐尔逊在一段沉默后回答：政府是不会让我出国的。如今数以千计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高中教师、宗教学者、民宿专家、出版社编辑、翻译家、摄影家、流行歌手、画家、演员、医生，都在没有法律文件的情况下被抓捕拘禁，至今不知下落。姚新勇所希望的对“异质话语”的倾听、包容、整合以及建立在这之上的对自己的反思，在今天已经做不到了。举一个小例子，如果你现在去中国最大的二手书交易网站孔夫子旧书网上用“维吾尔语言文学”“维吾尔语教材”“维吾尔语词典”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你会发现这门在中国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学科和他所承载的那些文学作品，都已经被政府有意识的抹杀掉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已经没有途径去了解维吾尔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爱了

再此，我随便做一个宣传。半个月前，幸运地逃出新疆的维吾尔诗人塔依尔·哈木提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当时弥漫的压抑气氛和自己逃跑的惊险经历。他同时也在YouTube和Twitter上分享自己创作的诗歌，以及自己和其他新疆导演导演的维吾尔纪录片、电影和电视剧。我们整理了相关内容并做了一个thread，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欣赏他们的作品来了解他们的文化和想法（我比较推荐的是那部2016年拍摄的维吾尔原音轨，配有中文字幕的电视剧《喀什噶尔的故事》。片中饰演大哥角色的著名维吾尔演员克尤木·买买提已经被拘禁，sad）。我们应该学会多闭嘴，学会多倾听

原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2014年10月号

近些年来中国“新疆问题”日益明显化、激化，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人们往往比较关注直接性的冲突，而较为忽略相关问题背后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其实，无论是近三十年来维吾尔民族主义思潮的涌动，还是官方对此的反应与管控，一直都或明或暗地发生着激烈的博弈。维吾尔族当代作家吐尔贡·阿勒玛斯的“三本书”（《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维吾尔人》）就是这一相互博弈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个案。在官方的眼中，「改革开放」 以来新疆地区有关意识形态方面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首要反面教材就是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 等三本书；但在维吾尔族知识界中，却有不少人将阿勒玛斯视为民族英雄，“三本书”也“成为 人们争相传阅的‘神圣’的书籍”。它们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也分别在境外被翻译成德文、阿拉伯文；据网上资料指出，《维吾尔人》一书还于 1993 和 1995 年分别获得国际奖项；有西方学者还对阿勒玛斯做过相关考察。可见这 “三本书”在新 疆反分裂意识形态领域或当代维吾尔社会中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实际上不要说非维吾尔族人群， 就是维吾尔知识界外的维吾尔民众，真正读过“三本书”的人可能也甚少，而真正较为全面了解阿勒玛斯的人可能就更少之又少了。

吐尔贡·阿勒玛斯的维吾尔原名为 تۇرغۇن ئالماس,也有译作吐尔贡·阿力玛斯或阿里玛斯的。他 1924 年出生于喀什噶尔，1939 年到新疆首府迪化读师范学校，参加“三区革命”，1947 年 5月，张治中将军访问南疆时，他作为喀什噶尔人民选出的三代表之一参与了同张治中的谈判。他曾两度被新疆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长达四年之久。新疆和平解放后，阿勒玛斯曾短暂地出任过喀什和乌鲁木齐地区公安部门的负责工作，1958 年 7 月后，转任文艺部门工作。文革期间再次入狱，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阿勒玛斯早在 1941 年就开始以维吾尔语发表诗歌，此后不断地撰写了诗歌、小说、剧本、历史著作等大量文学及学术作品。他所撰写的三本书《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维吾尔人》，于 1986 至 1989 年间先后出版【这三本书原为维吾尔文，参见吐尔贡·阿勒玛斯：《匈奴简史》(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1986)；《维吾尔古代文学史》(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1987)；《维吾尔人》，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本文所使用的版本均为 1992 年时官方所组织的汉译版，为内部发行，无具体的出版社】，后被政府权威部门定性为“曲解、篡改以至杜撰史料、伪造历史，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观，在维护祖国统一还是分裂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还是破坏民族团结、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宣扬泛突厥主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映”，并将此视为“是自治区意识形态领域民族分裂与反民族分裂的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为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还专门请专家审读“三本书”，并将其译成汉语。1991 年 2 月 1 日至 7 日，自治区宣传部在乌鲁木齐召开了《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并在新疆大学、喀什师范学院等高校组织了讨论批判。“三本书”的相关出版社也受到了处理，原书被销毁（如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就因出版《维吾尔人》于 1990 年被自治区党委责令停业整顿，该书被全部销毁。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713025.htm）。虽说新疆宣传部所组织的讨论还是比较谨慎的，但总体上还是类似于“十七年”或文革期间所司空见惯的“思想批判运动”。

“三本书”究竟有什么内容，会引起有关部门如此高度的重视？政府组织的讨论和批判的情况如何、效果如何？我们能否摆脱单纯的“统一”或“分裂”之争，对“三本书”以及相关现象做一尽量客观的学术再讨论？

一、伟大、悠久的亚欧维吾尔文明史的想象性编制

粗略翻看“三本书”不难发现，作者的总体写作意图就是——为伟大而历史悠久的维吾尔民 族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一历史的起源，被追溯至早在八千多年前就成为“维吾尔人的故乡”的中 亚大地，而中亚的地域范围在阿勒玛斯那里又是高度弹性的。当他想要突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维吾尔人的家乡时，就取接近一般意义上的西域中亚或新疆及中亚五国的范围；而当想突出维吾尔 人历史悠久时，就取“东起大兴安岭，西迄黑海，北起阿尔泰山，南至喜马拉雅山”之广阔的范 围。阿勒玛斯写道：“大约距今 8000 年前，中亚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干旱”， 维吾尔“祖先的一部分被迫迁往亚洲的东部和西部。当时，在中亚东部的塔里木河流域生活的我 们的祖先的一部分，经阿尔泰山迁往今天的蒙古和贝加尔湖（古时候称‘巴伊库尔’）周围”。

对此作者并没有给出多少具体的史料，而是用被普遍接受的维吾尔祖源回鹘说来反证所谓的 八千年前的迁徙：“西元 840 年从蒙古利亚迁往新疆的东部回纥就是距今八千年前从塔里木河流 域迁往蒙古利亚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我们祖先的后裔。”在另一处，作者又将八千年前的北上迁徙 返转为南下印巴次大陆：“距今 8000 年前的迁徙中由塔里木盆地经由拉达克之路迁往印度北部的 我们的祖先对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的古印度文化产生了他们的影响。”

于是，维吾尔人不仅成了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祖先，而且也成了早于后来迁入西域一带的印度雅利安人之前的印度土著之一。不仅如此，作者更借助匈奴这个被汉语典籍较早详细记载的古代民族或帝国的足迹，将维吾尔人影响世界的范围扩展到了伊朗、阿拉伯半岛乃至于欧洲。这样，经过作者的一系列极富想象力与创造性的前瞻后顾、东西腾挪、北进南迁，给我们勾画出了一个史书罕见、拥有近万年不间断之历史的文明古族或古国：

维吾尔人的祖先在其历史上，曾建立了统治达5000年的大匈奴单于国、欧洲匈奴帝国、大约统治了 2000年的蓝突厥汗国、鄂尔浑回纥汗国等强大的国家，在中世纪使西方为之震惊。维吾尔人和他们的同胞从 9 世纪后半叶起至 13 世纪初叶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又在中亚及与其毗连的地区建立起维吾尔喀喇汗国、伽色尼苏丹国，大塞尔柱帝国等国家。在突厥、波斯、印度人民的历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时期，维吾尔和塔吉克人民的文化得以繁荣，为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辉煌的贡献。维吾尔喀喇汗王朝时期，在中亚开始了觉醒的时代。

针对“三本书”，当年官方为其列出了六大方面的问题：

1. 违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

2. 宣扬泛突厥主义，主张民族独立与分裂，破坏祖国统一。

3. 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仇恨。

4. 罔顾事实，曲解、篡改甚至编造历史。

5. 偷换概念，无中生有，东拼西凑，生拉硬套，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6. 时序颠倒，结构杂乱，逻辑混乱牵强。

今天重新回顾对“三本书”的批判性讨论，不难发现其言辞激烈、火药味十足，但对照阅读却不得不承认，批判者们的看法基本都是比较站得脚的，有较为充分的说理、论证，并非简单粗 暴地罗列罪名、栽桩陷害。

上述六点问题中的前三条属于思想方面的问题，除去第一条涉及到时人谈论历史时习惯自我标榜为“历史唯物主义”不论，另两条虽未见阿勒玛斯直接公开这样说，但在“三本书”中是 表现得非常明显的。正如批判者所指出的，在阿勒玛斯的笔下，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似乎主要 就是互相争夺、相互战争的历史，而且这种争夺、厮杀，又被处理为几千年不变的汉人中国与维吾尔——突厥匈奴民族之间的争斗史。战争“史实”就自不必论了，就是那些一般被视为民族交流、民族团结的现象或事例，也往往被加以相反的处理。例如在阿勒玛斯的笔下，张骞出使西域是汉人侦察、窃取情报、挑拨诸维吾尔汗国之间内斗；和亲不是类似于汉人派遣奸细卧底，就是在维吾尔祖先及其亲族、同胞所开创的伟大帝国或汗国的威严下，汉人中国皇帝的怯懦或臣服之表现（例如作者对于匈奴伟大的巴图尔单于给吕后之信要求她嫁给自己，以及给汉文帝去信的傲慢等的津津乐道）；与中原关系不好且征战不已的王朝或汗国往往得到肯定，而关系良好者则不是被定性为 受了中原王朝的欺骗，就是可耻的背叛或令人痛心的维吾尔突厥兄弟的内部分裂（例如阿勒玛斯将与汉朝友好的呼韩邪单于称之为叛徒。有关回纥汗国与唐朝之间的关系，作者也多舍友好关系不论，强调唐朝对回纥承认的迫不得已性，将鄂尔浑回纥首领吐迷度被其侄所杀说成为李世民的作祟，以及唐朝的背信弃义和回纥汗国的“误入歧途”等等）。更有甚者， 作者还想象性地叙述或杜撰千年前的维吾尔秘密结社、反抗汉人统治的英雄事迹，给人以现实 的诸多联想。

至于说历史叙事手法方面的问题，更可以从“三本书”中找到大量的证明。

例如《维吾尔人》一书的目录是以四个伟大的“维吾尔汗国”为核心构成全书的四编内容。 四帝国中起始年代最早的“鄂尔浑回纥（维吾尔）汗国”（之所以加“（维吾尔）”详见后文），按阿勒玛斯所定，也只是开始于西元 646 年，但是该书的目的却是要书写一个所谓拥有八千多年 悠久历史的维吾尔文明古族，结构有限的历史本身就难以承载辽远的意图指向。但是由于作者 坚持这种意图，而且加之这四个所谓维吾尔帝国本身历史记载的不足（尤其是从所谓的维吾尔一 统性角度来看），因此整本《维吾尔人》不仅就显得“体大衣小”，而且常常是文不对题。在所谓 四大维吾尔汗国的标题下，不仅插入了大量中古之前的史实或虚构性文字，而且还把“其他的帝 国或王朝插进这四编夹带而出，与主题貌似相关而实不相干”。这样的问题在“三本书”中可说 是比比皆是。例如以《维吾尔人》第一编“鄂尔浑回纥汗国”为例，全编共八章 180 页，其中 105 页与回纥汗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全编中的一些目录是“XXX 与维吾尔”（如“匈奴与维吾尔”、“蓝突厥与维吾尔”等），但实际内容都是这些帝国或汗国与中原王朝或其他地方政权的关系，与维吾尔人基本无关。

类似的学术性问题同样表现在《匈奴简史》中，而在《维吾尔古代文学史》中就更为突出。 首先即便仅仅是从目录上看，《维吾尔古代文学史》就严重缺乏一般国别或民族文学史的历史编年性。其次，书中大量的材料，都是其他民族的，比较确定的维吾尔族文学文献相当少。再次， 作为一部“文学史”，其文学性却严重不足。书中所涉材料，与其说作者是将它们视为文学史材 料来对待，不如说主要是作为证明维吾尔历史的悠久独立性的材料看待，与文学几乎毫不相干。 而且有意思的是，《维吾尔古代文学史》一书对那些非维吾尔族或疑似维吾尔族的材料的分析， 还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性”，反倒是对《福乐智慧》这部伟大的维吾尔族长诗，对其诗歌性几乎是不置一词，而是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福乐智慧》的军事思想。给人的感觉，这部维吾尔族长 诗好像就是一部“兵书”。至于另一部富于文学性的伟大著作《突厥语大词典》，不要说没有专设章节加以分析，就是连插花性的分析、论述也极少；而对《突厥语大词典》作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论述，其目的只是想更进一步坐实成书时的喀什噶里与喀什噶尔城的密切关系而已

二、阿勒玛斯历史编制的“国家史”逻辑的同构

“三本书”的历史叙事的确是支离破碎、生拼硬凑的。不过这很可能只是表面现象，就其深层的叙事结构来说，逻辑则是相当严谨的。阿勒玛斯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地去编制历史悠久的伟大维吾尔文明史，主要原因是国家正史所形成的新疆或西域史的范式，迫使他为了达到将维吾尔人建构为“确凿无疑”的新疆最早的原住民族的目的，而不得不进行如此宏大的历史建构。也就 是说，阿勒玛斯的这套伟大的维吾尔文明史，与其说是随心所欲的编造，不如说是同已经存在的 历史“常识”针锋相对的博弈结果。而他所面对的“常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新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至少从汉代起，中国就在古代西域、现在的新疆建立起了有效的管辖。

第二，汉代之前现新疆地区的“原住民”，人种混杂，难以确认，但较为普遍认可的观点是， 较早的居民可能是距今二三千年前的古代塞人或来自于现今印度的雅利安人。而 1979 年在孔雀河畔出土的干尸，虽然将有据可证的新疆最早的居民的年代提前到了 6,412 年前，尽管阿勒玛斯将其断言为既非黄种人也非雅利安人“正是维吾尔人的祖先”，但这实际并没有定论。

第三，现在较少争议的维吾尔人起源说大致是汉语中的回纥人或回鹘，“三本书”译本中的鄂尔浑、喀喇汗、亦都护（高昌回鹘）维吾尔，都应该纳入其中。回鹘人有三个基本族性标志：

（1）这批回鹘（维吾尔人）或维吾尔人的祖先，大多是在西元九世纪四十年代由漠北迁徙而来， 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新疆的“原住民”；（2）其成员早期主要信仰萨满教，后又改信摩尼教，到高昌回鹘和于阗回鹘后，佛教更是渐渐成为主要信仰，只是到了西元十世纪末叶之后，才逐渐开始改信伊斯兰教，而且新疆地区的整体伊斯兰化的历史，距今不过几百年；（3）回鹘人是从漠北 而至高昌的回鹘（维吾尔）向西扩张，建立了喀喇汗回鹘（维吾尔）王国，也就是说，高昌回鹘 （维吾尔）是喀喇汗回鹘（维吾尔）的祖先。

第四，无论是在人种、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都与现代维吾尔人较为一致的维吾尔祖先，是大致在西元九世纪中叶立国，并改信了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维吾尔。

在这样的历史解释排列顺序下，要想证明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是新疆的原住民，可谓是面临着重重障碍。首先，无论是西迁的高昌回鹘，还是大约同期的喀喇汗王朝，都比张骞出使西域（西元 138 年）或班固驰骋西域（西元 70-90 年）晚了有近千年，因此即使是像有些人所强辩的那样，汉朝乃至唐朝对于西域的控制并非是全境性、且是时断时续的，那么新疆的“原住民”也与维吾尔人没有关系。其次，塞人或雅利安人倒是在汉代之前就进入了新疆，但现有的史料又无法证明他们与高昌回鹘、喀喇汗维吾尔有什么确切的关系。再次，喀喇汗王朝是与高昌回鹘<维吾尔>有直接的族源联系，但是两者的先后出现顺序以及信仰差异，又存在相当差异。因此， 为了克服这些已先期存在的历史解释障碍，阿勒玛斯就不得不进行一番宏大的 “维吾尔文明史” 的创造。

“三本书”所采用的总体历史编纂文本结构法为：以“匈奴”为纬、以“突厥”为经、以“维 吾尔”为“超级能指梭”来进行穿梭往来的历史编织。具体的叙事策略如下：（1）主要利用匈奴 帝国的跨地域、跨洲际及历史早出性，给予所谓古代维吾尔民族的空间整体性；（2）利用突厥民族的语言或语系跨时代性，将匈奴帝国、古代突厥帝国、以及所有中亚各民族连接成一个族源相关、自成系谱的泛突厥民族的历史整体；（3）与此同时又利用维吾尔这个超级能指梭，不断地、 任意自由地穿行于“经纬”（或历时-共时）两轴间，与匈奴、突厥、鄂尔浑、喀喇汗、亦都汗、 大塞柱、样磨、铁勒、沮渠、悦般、塔吉克、乌孙、吐火罗、贵霜帝国、哈萨尔、阿得布里阿尔、 匈牙利、伊朗的《王书》、古匈奴歌谣《失我胭脂山》、《敕勒歌》、《乌古斯汗》史诗、鄂尔浑碑文等各种词语或交替或并列出现，或直接或间接地攀亲附故，然后再在不经意间用“维吾尔”一 词置换它们，从而使得千头万绪、庞杂纷乱的相关历史，最终编织成为完整而系统的世界规模的维吾尔文明史

我们或可以将这种历史编纂法名之为“维吾尔—匈奴—突厥诸族漂移穿梭整合归一法”。其 基本推理逻辑如下：因为有了所谓八千年前的北上，那么一方面，后来的漠北回纥进入新疆就是重归故里，与原先没有离开世居故地的先民同胞的后裔重聚；另一方面，匈奴既为八千年北迁维吾尔人的后裔，那么汉朝与匈奴的数百年较量史，也自然就成了汉人中国与西域原住民维吾尔之间的较量史，汉朝进入西域不仅不能够证明中国对新疆主权的自古拥有，反倒是中国“侵犯”维 吾尔家园的历史铁证。也因为有了八千年前维吾尔突厥始祖的南迁，就又消弭了早期塞人甚至雅 利安人与维吾尔人在人种与先后进入西域的谱系裂隙（ 为了消弭这一裂隙，阿勒玛斯就利用古尸做文章，以所构想的八千多年的历史，将其与现代维吾尔人、塞人等统统联系起来）。至于说高昌回鹘与喀喇汗维吾尔汗国之 间的历史文化整体性的裂隙，阿勒玛斯仍然间接地采取了类似的“维吾尔—匈奴—突厥诸族漂移 穿梭整合归一法”来加以消弭；只不过是根据族群或民族成份的变化，而进行了一些变动性处理而已（例如他臆测性地将喀喇汗王朝对于阗、龟兹、高昌等信奉佛教汗国的宗教征服所进行的神圣化、维吾尔利益整体化的处理，血腥征服一变而成为了“维吾尔人和与他们成为兄弟的部族决心放弃萨满教和佛教，自愿地加入伊斯兰教”）。

三、人同此心的神圣民族文明史建构

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即便“三本书”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严谨性，但仍然无法改变其为分 裂中国而胡编乱造史实的性质，而且“逻辑严谨的胡编乱造”就更与客观求实精神相背离了。但问题是，看似如此漏洞百出、生拼硬凑之作，为什么会在维吾尔“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映”，“错误观点流毒全疆，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呢？而且为什么官方的批判、封杀，好像不仅没有多少效果，实际可能反倒促进了“三本书”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地下流传，反倒将作者抬高到“民族英雄”的位置呢

不错，这一切当然可以解释为，上世纪初以来泛突厥斯坦思潮以及分离主义思想在新疆的影响，部分维吾尔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偏差或悖反，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不足，新疆工作中客观上存在的某些不足等等。但仅仅是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很不够的，它不仅可能会将广大维吾尔人民列为国家、汉族的对立面，而且还可能是将他们视为缺乏理性、头脑简单的另类民族。其实，如果我们暂且放置自己所熟悉的历史知识和惯常的思维逻辑，换换角度尝试着从一个同情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的角度或第三者的位置去理解“三本书”，或许就会发现问题可能远不是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例如汉语读者对“三本书”的逻辑混乱性观感，就与维汉两种语言所包含的文化“前理解” 之差异有相当的关系

对于不了解维吾尔语（或了解但缺乏从其视角思考）的读者来说，可能难以理解阿勒玛斯怎么就能够用“维吾尔”这样一个出现于 1930 年代的现代辞汇，去寻找近万年之前的民族对应呢？而且可能也不理解为何笔者在前面多处的“回鹘”等词语后加上“（维吾尔）”之表述。不是有中外学者早已证明了，作为一个现代民族整体，维吾尔只是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建构的吗

其实，在汉语中，历史上的“维吾尔”有「回纥」、「回鹘」、「畏吾尔」、「维吾尔」等多种称谓， 但至少在现代维吾尔人那里，他们始终只用一个统一的称谓，那就是ۇيغۇر)Uyghur），英语好 像也是如此。当我们被多种称谓所切割的断片式“维吾尔”印象所支配时，习惯单一“ئۇيغۇر“ 称谓的维吾尔人，当然也会很自然地习惯于整体“维吾尔”的意识。因此，我们从“三本书”中所发现的东拉西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恐怕也未必就那样严重了；至少从九世纪回鹘西迁以后的历史叙述起，对于一个维吾尔母语读者来说，统一的维吾尔人的意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另外“三本书”并非是阿勒玛斯的凭空杜撰，它们有其相关的“泛突厥认同”知识-情感谱系。 其构成当然是非常混杂的，要真想弄清它的方方面面并非易事。但就认同它的个体来说，并不需要对它有全面的认识，就像认同汉民族“炎黄起源说”的个体一样，只要对这种知识-情感谱系 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情感就足够了。其最基本的概括就是维吾尔民族形成的“突厥起源说”，它 不仅意味着属于泛突厥民族的维吾尔族，是既不同于欧洲民族、也不同于远东民族的有其独特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性的“完整的民族”；而且还意味着，“构成维吾尔族族源的主体”是“塔里 木流域绿洲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着的土著居民”，不是突厥人早于起源于新疆的维吾尔人，而 是维吾尔早于突厥人，或维吾尔、突厥人就是同源民族，其最早的家乡就是中亚的新疆。

所以毫不奇怪，无论对中国或汉族的情感如何，一般维吾尔人都愿意自豪地认为自己是突厥民族，也本能地愿意接受甚至去证明维吾尔人是新疆最早的土著居民的观点。所以尽管真正完全读过“三本书”的人不一定很多，但与其相关的认识，却早已在维吾尔社会中成为主流。因此单纯将“三本书”放在思想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单纯地将它们视为别有用心的违背客观历史 的胡编乱造，肯定是太过简单，自然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我们要想解开其中所纠缠的诸多心结， 恐怕必须把它们放在历史建构的角度进行严肃的再反思。由此而言，阿勒玛斯所使用的那些看似非常粗暴、任意的历史叙事手法，其实并非只属于他或他的分离主义维吾尔史学前辈们

例如，早在八九千年前维吾尔人就生活在塔里木河流域一带的说法，固然像是信口开河，但比这更离奇不经的祖源想象所在不少。世界上的民族起源或人类想象，没有几个不是与所谓神奇 事物或异象相关的。例如什么狼图腾、牛图腾、龙图腾、龙的传人、猴的子孙，什么上帝造世、 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亚当取肋成夏娃、成吉思汗手握凝血而生等等。如果说这一切不过 是古代人类的原始想象，不应该与现代人的历史写作相混淆，那么问题是，那些经过时间清洗过 的原始想象，是否就已经变成纯粹的过去或单纯的文学审美的物件而失去了现实的作用力呢？显 然不是。汉人至今依然以“龙的传人”自居；自认为是猴子传人的十四达赖喇嘛也信徒众多；在 当代有关蒙古帝国的叙事中，蒙古族圣母阿阑·豁阿感光孕子、成吉思汗手握凝血而生的历史想 象也一再出现[可否提供出处？——志伟，有关成吉思汗诞生的历史文献，大都会提到这一点， 似没有提供出处的必要]；连美国这个科学高度发展的国度，各种光怪陆离的宗教也还发挥着不 小的作用。它们都仍然在发挥着重新编织现代民族神话、唤起民族情感和凝聚民族认同的“真实” 作用。

为了相近或其他的目的，不顾“历史真实”乱攀亲附故之现象，同样在历史与现实中屡见不 鲜。春秋时代的吴国将自己想象为正宗的华夏后人；《史记》中匈奴先祖也是夏后氏之苗裔；同样被视为蒙古族经典的《黄金史》，将蒙古人的祖先视为释伽牟尼的后代。古人如此，现代人也 不一定好到那里。电影《红河谷》（1996），为了表现汉藏人民同根相连、亲如一家之想，也不惜时光错置，让一个民国前的人，向英国侵略者去宣传“五族共和”（ 影片中头人对罗克曼说：“谁说藏部主力已经打没了，只要有一个藏民在，你就别想！”“藏族是老大，汉族是老二，回民是老三，满族是老四，还有很多民族是老五，我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握手一个拳头），我们家里的事，不劳驾你！”），并借助一个藏族老妈妈的口去传述藏汉同源的想象的神话。而今天，重返本民族文化之根的藏族学者，却又更愿意返还 “大师东方来”的传说

另外，“三本书”中严重存在由现在投射过去并将历史发展目的化、整体化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新疆史、中国史，甚至人类史本身，都似乎变成了为了证实“维吾尔万年王国”这一伟大的目的而展开的过程。因此，为了证明这个目的，重新安排历史材料，调整时间顺序与空间关系，甚至编造历史材料，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历史逻辑与存在（民族）价值的“真正的”“真实”之发现与推衍。其实这并非阿勒玛斯的发明，而是黑格尔（Georg W. F. Hegel）以降等诸多历史目的论、历史决定论、宇宙绝对理念观的传承而已。关于此一传承的问题，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中已经做过深刻的分析。阿勒玛斯不过像是更为直截了当的、缩水版的黑格尔罢了。

但问题是，习惯了“自古以来”逻辑的大中国观的我们，恐怕也同样是黑格尔的传人。阿勒玛斯和他的批判者，都同样热衷于封自己为「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仅仅是出于标榜正确的政治身份和类似的马列主义教育之原因。阿勒玛斯“三本书”深层推理逻辑之所以与主流新疆史或中国史形成对抗性的关系，并非仅仅是出于本能的对应性反抗。如果说阿勒玛斯八千多年的伟大维吾尔文明史的建构，充满太多太多的历史破绽的话，那么我们关于中国统一西域史、新疆属于中 国史的论证，也并非都无懈可击，也同样是历史的建构，同样不可能是排除了想象成份的客观历史叙述。

四、结论

这里的个案再次说明“以某种情节结构来把事件系列编码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用来解释文化中个人和公共的旧时方法之一”。不过我们这里所进行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给新历史主义或其他什么后学如解构主义提供中国的证明材料；也不是想说明宣传民族分裂、民族独立、渲染民族仇恨的阿勒玛斯与主张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者们的言说不过都是不同的历史观点而已，说明历史叙述无所谓真假正确与错误；更不是要将破坏民族团结、分裂主义的言行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努力等而视之。这里所进行的分析，可能的启发性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它可能引导我们更深入地去分析、反思以往中国史、新疆史等的编纂实践，甚至还可能更进一步上升到“元历史”的层面去尝试“历史哲学”的思考，与新历史主义等观念进行理论对话。不过对于着眼于现实民族问题的关注来说，最重要的启发可能是提醒我们更为客观、理性地去思考中国现实中所存在的不同性质的民族文化历史的建构，以更为宽容、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它们，哪怕是像“三本书”这样作品。作为国家[的什么？——志伟，“国家”在这里是一种拟人性的称谓]或主流学者们必须清楚，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国家合法性的建设，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而是在不同的认同建构实践的相互角逐中展开的。所以，单纯地将那些异质、激烈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或言说，定性为严重错误或反动思想并加以组织性的批判，或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视而不见，都是徒劳且无效的。

“三本书”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与历史乃至当代的维吾尔知识精英所进行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也的确说明，维汉两族有关新疆乃至国家的历史文化认同，存在不小的差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维吾尔人都心存不轨，随时都想乘机将汉人赶出新疆，实现独立建国的梦想。其实对于本族群的热爱，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为文化民族主义，又在多大程度上上升为政治性的对于国家的不承认，情况可能是相当复杂的。例如有研究显示，在广州的维吾尔移民，虽然大多数缺乏情感性的国族认同，即中华民族认同，但之于政体上的中国认同则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即便是族裔性的维吾尔或穆斯林认同，在维吾尔社会中也是复杂多样的，更不要说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垄断性的、对抗性的维吾尔认同话语。

即便激进如阿勒玛斯者，其与中国国家的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既有紧张、敌对，但同样也 有过相互融洽的蜜月期。在 1940 年代，他因进行独立性的写作和参加“三区事变”而被国民党 长期监禁，但在 1950 年代，却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新中国维吾尔作家，他的中篇小说《红旗》还 获得过 1955 年新疆文学创作一等奖。他也曾在诗作中这样深情地向党致意：

共产党啊！请你接受我的致意，

这敬意来自人民的心里，

任何东西都不能冲淡我的信念，

我的情感的火焰早在我心里点燃，

人民从心里迸发出来的爱情，

像一片无边翻滚的浪涛

这显然不是出于政治高压的违心之词，而是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阶段性成功的体现。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阶级话语系统，将分离性的“三区事变”整合到了中国革命历史中，整合了具有独立性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使得一般维吾尔人，也使得阿勒玛斯这个始终的“维吾尔革命斗士”，切实感觉到了胜利的喜悦、解放的欢欣；他深情地邀请国际友人访问“我的国家”，告诉他们将会在“到北京的沿途上”，“看到多少童话里才有的绿洲、园林”

所以反之，“三本书”的出现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功能紊乱的表征。“三本书”最初不过是不同 地域性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尝试的一种，在维吾尔知识人中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官方所组织的讨论，只是单向性的批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讨论，是一种正误的宣告或阅读的禁令，且所针对的只是维吾尔知识社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对那些同情“三本书”并“有幸” 参与批判的人来说，并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观点，或者只能是违心地重复“正确”的观点；而对大多数没有参与但却同情阿勒玛斯的人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可能都没有读过“三本书”），这种单向性的批判，不仅难以产生批判者所欲求的教育效果，而且很可能适得其反，使阿勒玛斯被想象为被迫害的民族英雄，使其英雄化、神圣化，并刺激起人们的阅读兴趣。这无疑等于是在为“三本书”做广告，助推“民族情绪”的激化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对于异质的思想意识的挑战，单方面的政治批判难有作用。国家归属、 中华民族认同，说到底都是思想认识、意识情感性的问题，只能通过相应的方式逐步培养，绝对不可能通过强行灌输而化成自我意识的一部分。特定的族裔认同无论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有多大的距离，其指向无论有多么大的危险，都是认同性的建构，其运行的逻辑本质上与国家认同建构 没有两样。一方面以简单、压制性的方式来对待和处理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却又想建构起自觉的、 充满情感色彩的中华民族认同，肯定是不可能的。具体到新疆，1989 年之后，官方因为担心维 吾尔民族主义的发酵而在维吾尔社会中重新实施较严格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但不仅没有促进维吾尔人的中华民族认同，反而因为世俗维吾尔文化建设的被打压，给那些在文革时期“极左”而又 热衷于宗教文化的保守势力以可乘之机。他们“同时利用维吾尔人的民族感情和中国政府的反西化反分裂”、“恢复传统文化”的政策，打压具有现代性、先锋性的维吾尔世俗精英文学创作和文 化建设，从而对新疆穆斯林社会宗教气氛日益增强、宗教极端思想日益弥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參見維吾爾詩人、學者帕爾哈提．吐爾遜：〈轉型期中國維吾爾現代詩歌創作研究〉，電子文稿，未刊，2013年8月。關於1990年代之後維吾爾世俗文化式微、宗教保守勢力藉機上位的情況，此文中有相當詳細的說明。另外相同的觀點，筆者在私下與一些世俗維吾爾知識精英接觸時，也多有所聞。）

综上所述，“三本书”所进行的维吾尔文明史的建构，不过是近三十年以来发生在中国的诸多异质性族裔文化认同建构的一个较具典型性的事例而已。它们的出现，是构成了对国家一体性认同的挑战，但说到底，异质性的文化认同同国家正统认同一样，同属于心理情感之反应，试图简单地通过批判、封锁、压制的方式加以消除，其结果则很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对于国家来说， 更需要做的不是一味的控制、打压，而是认真倾听、反思，以更具弹性、更富包容性的民族-国 家的历史叙事来吸引、整合异质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