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法的沟通效应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几天前就溢出法学圈，变成公共领域的大事件。公号没有第一时间与诸位交流想法，是因为白蚁啃噬般的苍凉感。看过Silo最后一集的朋友应该印象深刻，白蚁军团不只是吞噬了这一处，而是处处已是它们的天下。它在你我的身上寄居已久，很多人早已是血肉全无，只剩白骨。怎么到现在才开始慌乱起来？怎么可能嘛？那现在的挣扎又是什么，该如何理解？

首先，我们整体上问问自己：这样的修法意外吗？它可能具有的问题很难被看到吗？答案是清楚的。一是，毫不意外。二是，你不需要修过法学学位，你甚至不需要上过大学，就能看到相关条款被赋予法律效力之后，在实践层面可能产生的问题或恶果。你们明白，“他们”也很明白。

尽管如此，能有法学教授站出来，公开去守专业上的一份道理和底线，依然是重要的。她们毕竟是法学群体中的少数，公开表达专业意见毕竟担着风险。但这件事在专业上给予可靠分析和阐述的门槛并不高，你只要是现代社会中大体还拥有常识的人，是不难有相似的困惑、疑虑乃至批评的。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的修法动态变成新闻之后还能引起一大群人的狂欢呢？

对我们来说，这难道又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吗？“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灌输给他们以仇恨与自豪，屈辱和荣耀，贯穿历史与现实，横跨政经科教文卫娱，全方位编制着一个情感上可以相互印证的悲剧叙事和对应的信息世界。你觉得，当他们看到“他们”用法律来保护民族情感，他们激不激动，支不支持？他们又会如何看待胆敢公开提出批评意见的极少数和一小撮？

这是早已设定好的，结构决定了的，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便是有意培育、精心维系的基本盘。只不过，基本盘其实也是严格受控的。尽管他们很不好控制，有不确定性的风险，但到目前为止，这种管控是异常严格、全面和有效的。

正是在这里，我想与诸位分享类似修法事件上的一点己见。

如果基本盘可以被有效组织、管理和引导，那么怎么组织，如何引导便是一个真实的信号机制，根据这个信息披露的机制，大家便可以观察和判断“他们”的真实意图和决断。

换句话说，“修改法律”与“管理基本盘”是当下为数不多但非常有效的“沟通机制”，可以借此把握黑箱与密室：“他们”通过修改法律、管控基本盘，将重要的、实际的信息传递给社会，这种信号机制真实表露出“他们”决定大家一起往哪里走，走到哪里去；我们通过了解这些修法动向和基本盘反应，借以把握“他们”阶段性的决定和品性。

如果理解这一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其之所以构成如此重大的事件，真实的原因并非如此修订便会人人自危，人人都可能被这部法律追究责任。这在实践上固然具有可能，但真实的世界里，这种结果并不会大范围发生，它终究是个选择性执法的实践，在实用主义和结果主义的条件约束之下，这样的危害一如既往是可控的，灵活的，机动的。可以说，在结果上大多数人都可以幸免于难，不用别人教，你我都知道怎么说怎么做（避险）。

它真正的千层浪效应，正如若干年前的修宪一样，是在于，这又是一次大范围的、单方的重大沟通：它让我们和整个世界进一步看清了他的模样和意图，他决议往哪里走，他决议走到哪里去，为此他意愿怎么做。

世界因为修宪而猛抽自己两个耳光，然后极速调整全方位的政策；而社会内部仍保有常识和现实感的人们，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中，准确get了他传递出来的进一步的信号，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好做些“专业意见”层面的挣扎。

真正的沉重之处，大家都知道。

而真正的危害，莫不过再次这样的公共沟通对公共“信任”和“信心”的再塑造，真正的决定性的部分在于主观认知以及随之带来的心态上的进一步的侵噬和瓦解。

为什么前面说公开发言的法学教授们是少数呢？因为，这么多年以来，这样的修法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而已经发生的无数次当中，有哪一次不是法学大佬、法学教授、法学专家们手把手签字画押、指导研究、背书推进的呢？那其他一些自认为仍有良知和常识的法律人又是如何做的呢，大多终究逃不过三个字的运命：搭便车。

意外吗？不意外的。无论这套沟通的机制搬运到哪里，其沟通的效用就会发生在哪里。这与人种无关，它与人性和品性关联在一起，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和场景之下发生了一遍又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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