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在市场奴役下,人的宿命是从工具人到废弃物
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梳理了多数人在工业社会必然面临的宿命:从被需要的工具人变成过剩的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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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伦理:让人服从,成为没有灵魂的小齿轮
工作即正义,不工作被认为是罪恶,这种道德纪律是从何而来?鲍曼解释道,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迫切地需要把大量农民和工匠赶入工厂,工作伦理必不可少,驯化劳动力的最佳解决方案是,“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
从此,劳动力成为了机械的小齿轮,他们身上有灵魂的部分(兴趣和雄心)是不被工业社会需要的。“不用在意尊严活荣誉、感受或目的 —— 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你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历史学家哈蒙德夫妇这样批评工作伦理:“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人应该是勤勉的、专注的,永远不要考虑自己,只对主人忠诚,依附于主人,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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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秩序,要么工作,要么死亡。资本家们发明出了“仅供生存”原则,只要把薪水维持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劳动力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样他们就会卖命工作,别无选择。
工作不应该使人快乐、让人具有自我价值实现感吗?鲍曼又泼了一盆冷水,“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
二、全球化中的废弃人口
随着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淘汰,精简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兴起,劳动力就过剩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劳动力不是资源,而是成本,而且证券市场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劳动力再生产带来的价值,于是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动不动就将裁员作为盈利战略。
以前发达国家在面临消费饱和、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借助殖民主义以输出“废弃人口”,消除本土问题,欠发达地区是吸纳过剩人口的“理想垃圾场”。但是,随着殖民版图的扩张,地球上已经没有无人区了,“废弃人口”无处可去。
这些发达国家的“废弃物”与正常人群混合在一起,形成安全隐患,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喜欢兴建监狱,从而处理废弃物。我在美国学习新闻期间,走访了波士顿的戒毒所、收容所,许多人一生都挣扎在监狱、药物上瘾、暴力冲突的泥沼中,社工们说,他们尝试了很多方法让这些边缘群体回归社会,但是重回正轨的极少。
为什么社会不能给这些人多提供一些帮助呢?我在鲍曼的书里找到了答案,再教育系统压根儿没想让他们重返社会,这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监狱就是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从社会问题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取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 我的新闻学教授曾经说过,美国鳞次栉比的监狱基本是私有化的,入驻的“商品”越多,创收越高,这让资本持有者赚得盆满钵满。这或许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穷人最后的一点价值了。
三、新穷人何去何从?
工业社会发展催生了穷人,这时候,工作伦理仍然能发挥作用,解决贫困、劳动力不足、革命威胁等问题。鲍曼指出,“强迫穷人在工厂长期劳作似乎是解决这种循环的一种有效方法。” 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就是这一观点的牵头人,任何形式的经济诱导都达不到目的,赤裸裸的强制最为有效,他们不能管理自己,只能被管理。“那些 ‘人类的垃圾糟粕’、没有明显生活来源的成人和儿童、乞丐、未婚母亲、不守规矩的学徒等,都应该被抓起来,关进这种强制劳动的场所,他们将在那里’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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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愿意接受工作伦理的训诫的,能重新融入社会,而无法融入社会的那批人,将“注定被驱逐”。鲍曼说,有史以来,“穷人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他们被认为是毫无投资价值的,发达国家的精英们对穷人失去了同理心。鲍曼写道,“穷人成了彻底的麻烦。他们没有任何价值可以缓释或抵消自己的罪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报纳税人的支出。他们是一项糟糕的投资,永远不可能收回成本,更不用说带来收益。他们就像一个黑洞……穷人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没有人需要他们。”
在发达国家财富两极化加深的情况下,穷人在被不断驱逐,因为多数参与投票的人是衣食无忧的人,穷人根本没有政治力量,忽视穷人的利益一点也不会影响政客的前途。
鲍曼写道,“哪里才是他们的归宿?最简短的答案是,消失不见。”
四、反思其他发展选择,归还人的创造力
鲍曼强调,西方世界的危机是不再质疑自己,工作伦理、效率、经济增长不应该被当作神圣的教条。我们追求效率到底是为了什么?对谁有效?经济增长是好事吗?为谁增长?付出了什么代价?达到了什么目的?
工作伦理是把人当作没有尊严的、被驯化的、用后即弃的工具,而社会伦理应该将尊严还给人们。鲍曼说,“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和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 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应当拥有自主创造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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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曼设想的未来世界里,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我们不再被市场奴役,返璞归真。“在伯里克利的希腊或凯撒的罗马,没有奴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的时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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