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在市场奴役下，人的宿命是从工具人到废弃物
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梳理了多数人在工业社会必然面临的宿命：从被需要的工具人变成过剩的废弃物。
一、工作伦理：让人服从，成为没有灵魂的小齿轮
工作即正义，不工作被认为是罪恶，这种道德纪律是从何而来？鲍曼解释道，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迫切地需要把大量农民和工匠赶入工厂，工作伦理必不可少，驯化劳动力的最佳解决方案是，“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
从此，劳动力成为了机械的小齿轮，他们身上有灵魂的部分（兴趣和雄心）是不被工业社会需要的。“不用在意尊严活荣誉、感受或目的 —— 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你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历史学家哈蒙德夫妇这样批评工作伦理：“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人应该是勤勉的、专注的，永远不要考虑自己，只对主人忠诚，依附于主人，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
工业社会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秩序，要么工作，要么死亡。资本家们发明出了“仅供生存”原则，只要把薪水维持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劳动力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样他们就会卖命工作，别无选择。
工作不应该使人快乐、让人具有自我价值实现感吗？鲍曼又泼了一盆冷水，“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
二、全球化中的废弃人口
随着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淘汰，精简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兴起，劳动力就过剩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劳动力不是资源，而是成本，而且证券市场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劳动力再生产带来的价值，于是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动不动就将裁员作为盈利战略。
以前发达国家在面临消费饱和、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借助殖民主义以输出“废弃人口”，消除本土问题，欠发达地区是吸纳过剩人口的“理想垃圾场”。但是，随着殖民版图的扩张，地球上已经没有无人区了，“废弃人口”无处可去。
这些发达国家的“废弃物”与正常人群混合在一起，形成安全隐患，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喜欢兴建监狱，从而处理废弃物。我在美国学习新闻期间，走访了波士顿的戒毒所、收容所，许多人一生都挣扎在监狱、药物上瘾、暴力冲突的泥沼中，社工们说，他们尝试了很多方法让这些边缘群体回归社会，但是重回正轨的极少。
为什么社会不能给这些人多提供一些帮助呢？我在鲍曼的书里找到了答案，再教育系统压根儿没想让他们重返社会，这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监狱就是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从社会问题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取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 我的新闻学教授曾经说过，美国鳞次栉比的监狱基本是私有化的，入驻的“商品”越多，创收越高，这让资本持有者赚得盆满钵满。这或许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穷人最后的一点价值了。
三、新穷人何去何从？
工业社会发展催生了穷人，这时候，工作伦理仍然能发挥作用，解决贫困、劳动力不足、革命威胁等问题。鲍曼指出，“强迫穷人在工厂长期劳作似乎是解决这种循环的一种有效方法。” 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就是这一观点的牵头人，任何形式的经济诱导都达不到目的，赤裸裸的强制最为有效，他们不能管理自己，只能被管理。“那些 ‘人类的垃圾糟粕’、没有明显生活来源的成人和儿童、乞丐、未婚母亲、不守规矩的学徒等，都应该被抓起来，关进这种强制劳动的场所，他们将在那里’变废为宝’。”
那些愿意接受工作伦理的训诫的，能重新融入社会，而无法融入社会的那批人，将“注定被驱逐”。鲍曼说，有史以来，“穷人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他们被认为是毫无投资价值的，发达国家的精英们对穷人失去了同理心。鲍曼写道，“穷人成了彻底的麻烦。他们没有任何价值可以缓释或抵消自己的罪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报纳税人的支出。他们是一项糟糕的投资，永远不可能收回成本，更不用说带来收益。他们就像一个黑洞……穷人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没有人需要他们。”
在发达国家财富两极化加深的情况下，穷人在被不断驱逐，因为多数参与投票的人是衣食无忧的人，穷人根本没有政治力量，忽视穷人的利益一点也不会影响政客的前途。
鲍曼写道，“哪里才是他们的归宿？最简短的答案是，消失不见。”
四、反思其他发展选择，归还人的创造力
鲍曼强调，西方世界的危机是不再质疑自己，工作伦理、效率、经济增长不应该被当作神圣的教条。我们追求效率到底是为了什么？对谁有效？经济增长是好事吗？为谁增长？付出了什么代价？达到了什么目的？
工作伦理是把人当作没有尊严的、被驯化的、用后即弃的工具，而社会伦理应该将尊严还给人们。鲍曼说，“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和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 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应当拥有自主创造的权利。
在鲍曼设想的未来世界里，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我们不再被市场奴役，返璞归真。“在伯里克利的希腊或凯撒的罗马，没有奴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的时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