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袁永甲：我为何坚持做学术与教育？

以前的大学在教会，现在的大学在教外

以前的教育在教会，现在的教育在教外

以前的权威在教会，现在的权威在教外

以前我们争论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

现在我们争论，教会应不应该接纳同性恋

应不应该在拜主耶稣的同时也崇拜政权？

记得多年前，我刚从圣十字架神学院毕业，想着在教会找个服侍的位置。一位弟兄特地向一个华人教会的牧者问询此事，得到的答复大体是：我比较适合走学术路子，至于牧会的话就不一样了。总之，在这位牧者的观念里牧会和学术似乎是两件完全不同，互不干涉的事，而不是一件事。

我当时非常不能理解，因为我接触的早期教会文献告诉我，学术，教育与牧会是密不可分的。在早期教会，神职人员，尤其是主教不单是当时顶尖的学者，而且其品行也是极高的，他们说的话，讲的道，写的书权威性很高，分量很重就相当于现今哈佛耶鲁顶尖学者的观点。总而言之，在那个时代，人们凡事听主教的，一如当今人们凡事听学者的——尤其是顶尖学府出的学者。

为什么在早期教会会这样呢？

首先，在君士坦丁堡之前，教会积极地建立修院和教会学校。比如，初期亚历山大建立的教会学校对当时罗马帝国影响深远，其中克莱门特和他的学生奥利金不仅吸引了大批信徒还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学士，他们的著作要么向罗马帝王表明教会的信仰，要么驳斥当时反对他们的异教学者，要么规劝信徒属灵生活，在当时的学术教育圈子影响深远。

其次，自君士坦丁之后，政权站在教会一边，教会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参与更加全面深入，几乎承包了学术教育的所有资源。并且，当时的学术与教育之争在教会内演变成了正统与异端异教之争。因此，笔者从早期教会得到的答案是：学术教育与教会牧会在政权的扶持下成了一码事，教会承担学术教育的社会公共使命。现代大学发源于教会学校和修院就是如此。

然而，面对我身处的这个时代，情况已然不同。我也就稍稍理解了那位牧者的看法，我得到的答案是：不是牧会与学术是两码事，而是教会有意无意，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了学术和教育的圈子。这种看法深入人心，不单是教外的人普遍这么认为，就连教内的人，甚至是牧者都这么认为。总之，现今教会已经被排除在学术与教育之外，被边缘化了。

教会不能参与学术与教育就会沦为民间宗教，无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为学术教育是片属灵的战场，这片战场以笔墨讲座等方式左右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形成一股股思潮，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思想言行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政治家们政策的制定。教会若不进入这片战争就违背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精神，教会在学术教育领域的公共使命荡然无存。

教会的使命绝不仅限于个人性的传福音宣教，也当为人们信主营造一个良好的土壤——除了政权的支持外，学术教育圈子首当其冲。此外，早期教会建立孤儿院，医院，扶助孤寡病弱等济世功能，也逐步被现代政府的各项政策所取代。

如今的教会（在欧美是打着政教分离的幌子，在国内是打着政主教随的旗号）处在一个被政权排挤，压迫，试图使教会边缘化的时代。这种政权对教会的态度衍生到学术教育圈子：在欧美表现为自由派神学与基要主义之争，最终以基要主义基本败下阵来告终，从此教会不再涉足学术教育圈子；在中国表现为政权有意地切断教会与大公传统的联系，有意地禁止各类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出版，于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少有信主，加入教会的，参加教会礼仪的更是少见了。总之，就目前的政教关系来看，教会已被彻底排除在主流的学术教育圈之外。

学术教育是一片战场，这片战场在获得政权支持和鼓励的情况下演变为教会内部的正统和异端之争；在被政权排挤压迫的情况下就演变为教会要不要接受同性恋，要不要接受堕胎之争。诚然，教会牧会很重要，但教会牧者若忽视政权以及学术教育的圈子，其后果不堪设想。

笔者坚持做学术和教育是想让教会的观点和声音进入这一片学术教育公共辩论领域，倘若可行，希望这种观点和声音获得政权的青睐，从而成为社会主流的观点和思潮。笔者深信葛老师近期的讲座反对“反智主义”，以及BEA贵重的器皿主办的系列公益讲座都秉承了这种精神。

因此，笔者在此呼吁教会牧者们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学术教育事工，具体可做的是支持基督徒学者，鼓励基督徒学者牧会，建立教会学校甚至修院传统，积极让大公传统的思想和观点借着学术教育的辩论圈子在社会的公共领域逐渐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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