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系毕业

不可思议，2024 年若行驶到一半的时间，我就从新闻学院毕业四周年了。毕业是寻常的，但如果聚焦到自己的专业，就似乎另有一番苦楚。更何况我们这个专业，不但不复存在，还几乎成为众矢之的。

新年之际，在微博看到一篇帖子，教大家如何"有效举报"，并痛斥了出版行业的"下作"。但又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下作"。帖主高举的旗帜是：该作者"严重矮化中华文明和贬低毛主席"。于是这篇帖子下面，除了举报出版社，还有各个新闻学院的教授，举报素材有的来自出版书籍，有的是朋友圈发表的个人言论，以及课堂发言。

我一想到新闻学院的课堂上都坐满了这样的人，不禁后背发凉。

我不是说这个专业有多么高大、冰清玉洁，理应坚守些什么。但所有人都应该有一个共识，新闻学院之所以建立，不就是像威尔伯·施拉姆所说的那样："新闻学院所要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

不过话又说回来，也许正因为如此，"举报"也最先从新闻学院开始。毕竟这也是一种对所处世界的理解。

我们会哀叹那些鲜少表露出来的良知，与庞大如潮的不悯，仿佛中间界线分明。但其实也就是是否愿意靠近一个人、并理解他。我不认为我们今天这一代就是天生愚蠢，就是天生的"粉红小将"，而是任何一代人置身目前二十年义务教育下，头脑都会被摧毁殆尽。要看你如何重建，是否有机会重建。显然这二十年如果延长至终身，无孔不入，那么每个人都会被彻底浇透。

新闻学院又怎么样呢，它有最敏锐的理想，那理想也会被敏锐地摧毁，调转过头来，成为它原先最痛恨的那种武器。

我已经不愿再说一句好话，不愿再高谈那些理想，以及它们是如何堕落。但我还是想讲一讲，和它有关的那些人的命运，每一个我曾经熟知的、从新闻学院毕业以后的普通人，他们今天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并不是一个会令人震惊的话题，它其中大部分或许与你的猜想吻合，只是缺少部分真实细节，还有像我这样一个幽灵般的证人。今天，我把它们都说出来。但请见谅，这些真实的人只能变成同学 ABCD，他们不想被刻下，也一定惧怕笔尖的锋利。

我会先从自己开始。2020 年 6 月，我从新闻学院毕业，去了一家 20 人左右的小公司做媒体运营和活动策划。在那之前，我是在一家演出公司实习，计划毕业后正式入职做文案策划。但 2019 年末被新冠大流行打断，原先靠给房地产做活动挣钱的业务全部被剪断，一切演出活动暂停的情况下，公司为自保，将所有实习生解雇了。唯一和新闻有关的工作，是在临近毕业时，找到了一家 NGO 组织，给他们写新闻简报。但还没等我毕业动身，这家 NGO 组织就"因不可抗因素"宣布关停。

到 2021 年，我所在的小公司也摇摇欲坠，原先的广告主多属于教培机构，而当时正是政策严打之际，对面客户所剩寥寥无几，这个业务也做不下去了。我和大部分同事离职，其实已经算是失业了。2023 年末，我因为一些资料需要找老板盖章，才从老板那里听说，在我走后不久，公司就已经注销了。

后来我做过文旅相关的媒体运营，甲方正式变成了政府。和前同事聊天，她和我一起离开上家公司，她说自己也在做文旅，给政府做宣传。好像殊途同归，好像也只有这一条路。

同一时期，我的大学室友们，其中一个毕业时就考上了某个学校的教师编，在当小学老师。一个在国企做宣传口，每天加班到凌晨，两三点还在回领导消息，几乎没有周末。最后一次和她吃饭，她没吃几口，就拿起手机开始处理工作。她跟我说，她们最近在执行"大干 120 天"的企业计划，她已经好久没休息了。另一个室友回老家考编制，毕业前她跟我们说想去老家的公安局做媒体宣传，除了清闲，她觉得公安局的新闻很有趣。但后来也杳无音讯。

其他同学，能看到还在发朋友圈的，几乎都是在老家做政府宣传。上一代新闻人，可能是进当地电视台做新闻记者、新闻主播，现在有一个新的部门叫"融媒体中心"，通过考编进去，工作就是运营政府的全媒体平台。和我做文旅差不多，但我的工资会被事先拖欠，至今下落不明。

也有毕业后就做房地产的，因为当年还是热门好找的工作。那位同学的父母给他在当地买了房，他还没毕业就背上了房贷，于是索性加入了这一行。当时房地产行业发展还是比较可观，初期薪资比其他行业的同学要好得多。但垮塌也最迅速。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因为房地产行业衰败，导致公司失去重要业务而停摆的。

当时真正去做记者的，寥寥无几。几乎一半的人继续升学，或者混第二学位。他们放弃新闻学、传播学，转向读电影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反正总有一个可以逃出去，又好像根本逃不出去。

我的好朋友就考去了法律系，她是为了以后从事法律方面的新闻报道。但还没毕业就认清了，自己走入了全中国最痛苦、最无解的两个漩涡之中。她后来去了律所上班，迄今为止干了半年，到了年终全员奖金缩水，还宣布 2024 年开始降薪。而上学时认识的法律系校友，在律所打工，连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无法保障，我已不敢问他怎么保护自己所负责案子的当事人。

也有同学去了杂志社工作，但我观察下来，还是在做网络媒体。她找我约稿，而我毫无资历，只能做最苦的采访记者，采遍万水千山，最后稿子还不一定要。价值导向也早已规划好，必须按方抓药。其结果就是我只能放弃了。

做编剧的，做导演的，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重逢，好像面临的又是同一个问题。通过跳水其他专业寻找到的逃生通道，怎么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起点。我们头顶有共同的一片阴影。

原本要去缅甸做记者的也没去成，继续做新闻，辗转甲方还是那一个。且因为没有正统编制，被轻易裁切，只能被动提出离职，狼狈逃回故乡。拍广告的，第一年挣了点钱，第二年被随便以什么理由开除。

那些最稳定的，是考上了各种事业编、公务员的，反正哪里都能做媒体。那些默不作声的，是在准备考公考编，反正三十二岁以前都有机会。如果从毕业那一年开始计算，这停滞的三年、四年，走向三十二岁为终点，运气好的话，就结束这个诅咒，运气不好——不，未来已不允许他们出现这个选项，连想都不能想。

但怎么会有那么多运气，到了三十二岁那个节点，是会崩溃自毁，还是黯然地走进人生又一阶段，白白浪费的这许多年，从手指间轻易溜走。

到此已经没有了，什么也不剩了。这是最庸俗，最苍白的一个故事。一些碎片的集合，甚至拼凑不出一张完整面孔。大家继续这样往前走，我怎么打捞起来的，现在又怎么沉下去，或短暂地浮起来，继续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