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1996年版序

如今，我們把許多事情稱為“革命”——政府調整體育政策，技術變革，甚至市場行銷的新潮流——以至於讀者可能很難一開始就領悟本書主題之宏偉。俄國革命，至少就其影響力而言，是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蘇聯體制建立一代人的時間後，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或多或少）奉其為圭臬的政權下。1917年的革命決定了現代世界的形態，而我們才剛剛走出它的陰影。與其說這是一場革命——歷史書經常描述1917年的總爆發——不如說是一個由多個不同革命組成的整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爆發，繼而引發一系列起義、內戰、種族和民族戰爭的連鎖反應。到戰爭結束時，它已經摧毀了——然後又重新組合——一個覆蓋全球六分之一土地的帝國。雖然未免有些冷酷無情，但描述革命規模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列出它消滅人類生命的數量：1917年以前，數萬人死於革命者的炸彈和子彈，至少同樣數量的人遭到沙皇政權的血腥鎮壓；數千人死于當年的街頭巷戰。在隨後幾年，數十萬人死于紅軍的恐怖；同樣多的人死於白軍的恐怖，如果算上他們大屠殺猶太人的受害者；超過一百萬人在內戰中喪生，包括後方的平民；而死於饑餓、寒冷和疾病的人比全部這些加起來還要多。

我想，所有這些都決定了本書之鴻篇巨帙——這是第一次嘗試用一本書來全面介紹整個革命時期波瀾壯闊的歷史。它的敘述肇始1890年代，那時革命危機真正開始，更確切地說，是在1891年，當時公眾對饑荒的反應使它第一次與沙皇專制制度產生衝突。而我們的故事止於1924年，隨著列寧的去世，此時革命正好完成一個週期，史達林政權的基本制度（即使不是全部）也已經建立起來了。這種做法使得十月革命的壽命比通常認為的要長得多。但在我看來，除了一兩個例外，以前的革命史都過於狹隘地關注1917年事件，這使革命結果可能的範圍與實際情況相比，顯得似乎極為有限。革命以布爾什維克的獨裁統治而告終絕非是不可避免的，儘管只看那決定性的一年很容易使人得出那個結論。在1917年以前和期間，有過許多決定性時刻，俄羅斯也許會走上一條更民主的道路。我寫作《人民的悲劇》的目的，即在通過對革命“長時段”的觀察，解釋它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錯失良機。正如書名所暗示的那樣，本書立足於這樣一個命題，既俄羅斯民主的失敗深深植根于其政治文化和社會歷史。全書開篇第一部頭4章引入的許多因素——缺乏對沙皇專制政權的國家制衡；自由公民社會的孤立和脆弱；俄羅斯鄉村的落後和殘暴驅使許多農民前往工業城市尋求更好的生活；以及俄羅斯激進知識份子奇葩的狂熱主義——將在第二、第三和第四部的敘述中，作為固定的主題反復出現。

雖然政治從來都不遙遠，但我想本書作為一部社會史，其主要焦點是普通人民。我試圖把農民、工人、士兵和少數民族這些主要的社會力量，描述成他們自己革命事業的參與者，而不僅僅是革命的“受害者”。這並非是要否認眾多受害者。這也不是要採取如今在蘇聯“修正主義”歷史學家中非常流行的“自下而上”的方法。暗示一個民族得到了它應得的統治者，這是荒謬的——對俄羅斯來說也是可恥的。但是，過去那種寫於冷戰時期，政治化的、“自上而下”的俄國革命史，即普通人似乎是布爾什維克邪惡陰謀的被動物件，已經不再適用。根據對新開放檔案的研究，我們現在擁有了非常豐富的、且仍在不斷增加的文獻史料，涉及革命時期俄國農民、工人、士兵和水手、省城、哥薩克和帝國的非俄羅斯地區的社會生活。與舊式“自上而下”版本相比，這些文獻為我們研究黨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幅更加複雜、更具說服力的畫面。它們表明，布爾什維克並沒有把一場抽象的革命強加給整個俄羅斯，而是經常為各地方的激情和利益所左右。《人民的悲劇》試圖綜合這一最新的評價，並將爭論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它試圖表明——正如其標題指示——在人民革命的開端，同時也埋下了墮落為暴力和獨裁的種子；導致布爾什維克政權勝利的社會力量，同樣也是其主要的受害者。

最後，《人民的悲劇》的敘事頻頻穿梭於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只要有可能，我都會通過傾聽那些生活在風暴中的個人的聲音，來強調重大事件人性的一面。他們的日記、信件和其他私人著作在本書中佔有顯著地位。更重要的是，幾個人物的個人歷史通過敘事交織在一起。其中一些人物（馬克沁·高爾基、布魯西洛夫將軍和李沃夫親王）是眾所周知的，而另一些人物（農民改革家謝爾蓋·謝苗諾夫和士兵政委德米特裡·奧斯金）甚至連歷史學家都不知道。但他們所有人都有希望和夢想、恐懼和絕望，這些都是整個革命的典型經歷。我跟蹤這些人物的命運，是為了傳達那些年的混亂，就像普通男女所感受到的那樣。我試圖把這場革命描述為一場複雜的個人悲劇之人類命運，而不是抽象的社會力量和意識形態的發展進程。總而言之，這是一個關於人的故事，就像本書中的人物一樣，他們懷著崇高的理想出發去追求一件事，但後來卻發現結果截然相反。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將這本書命名為《人民的悲劇》。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民族歷史上悲劇性的轉捩點。它也是一個革命如何吞噬革命者命運的悲劇。

我寫這本書耗時6年多，欠了很多人的情。

首先，我要感謝斯蒂芬妮·帕爾默，她不得不忍受犧牲自己更多的工作時間、被家務糟踏的週末和假期，以及她丈夫反復無常的行為，這些都不是她所期待的。作為回報，我從她那裡得到的愛和支持比我應得的要多得多。在寫作本書的最初階段，斯蒂芬妮照顧我度過了疾病煎熬的黑暗歲月，除了她自己沉重的工作負擔外，1993年我們的女兒莉蒂亞和愛麗絲相繼出生，她還承擔了更多照顧孩子的責任。我把這本書獻給她，以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喬納森·凱普公司的尼爾·貝爾頓在本書的創作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尼爾是所有作家夢想的編輯。他閱讀了每一稿中的每一章，並以措詞優美、巨細靡遺的長信對其進行評論。他的批評總是切中肯綮，他對這一主題的瞭解鞭辟入裡，他的熱情無微不至。如果說本書是寫給什麼樣的讀者的，那就是他了。

我們在劍橋和聖彼德堡舉行各種會議期間，伯里斯·科洛尼茨基也閱讀了第二稿。我非常感謝他的許多意見，所有這些意見都進一步完善了書稿，並希望，儘管到目前為止是單方面的，這可能是一個長久的知識夥伴關係的開始。

我對兩位傑出女性虧欠太多。一位是我的母親伊娃·菲格斯，她是歷史敘事藝術大師，總是在寫作上給我很好的建議。另一位是我的經紀人黛博拉·羅傑斯，她在促成我與凱普公司合作方面為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在凱普公司，還有兩個人值得特別感謝。丹·佛蘭克林以敏銳的洞察力和智慧為本書的最後階段保駕護航。里茲·考文逐字逐行審閱了全書文稿，並提出許多細緻入微的改進建議。我對他倆深表謝忱。

我還要感謝克雷爾·法裡蒙德和蘿拉·皮特斯·科迪，前者幫助檢查注釋，後者則加班加點列印修正稿。我還要感謝伊恩·阿格紐，他繪製了精美的地圖。

過去六年是俄羅斯歷史研究一個激動人心的時期。我要感謝許多俄羅斯檔案館和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本書的研究工作就是在他們那裡完成的。我受益于很多檔案管理員的知識和建議，無法一一列舉，但高爾基檔案館館長弗拉基米爾·巴拉霍夫是個例外，他在百忙之中仍拔冗襄助。

在本書的研究過程中，許多機構都伸出援手。我感謝英國學院、勒弗爾姆信託基金，以及華盛頓的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儘管未能獲得獎學金——的慷慨支持。我所在的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既無私又慷慨，也給予了我巨大的幫助，為我提供資助和學習假期。在學院高尚而友善的研究員中，特別要感謝我的教學同事博伊德·希爾頓和約翰·朗斯代爾，他們經常在我缺席的情況下挺身而出；感謝獨一無二的阿尼爾·海爾，他是我的支持者；最重要的是，感謝拉吉·錢達瓦卡爾，他是如此聰明的批評家和忠實的朋友。最後，我一如既往地感謝歷史系的昆廷·斯金納為我付出的心血。

劍橋大學最棒一點就是學生的素質，過去6年，我有幸在自己的俄羅斯革命專業課上教授了一批最聰明的學生。本書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學相長的結果。很多次，我從課堂上匆匆趕回來，記下我從與學生討論中獲得的想法。我不願他們的貢獻永遠埋沒在筆記中，所以希望讀者能夠把本書看作我對他們的嘉獎。

1995年11月於劍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