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民主與自由的衝突—— 關於埃及，關於專制國家的政治轉型

清場後的埃及衝突持續激化，目前似已進入死結般的僵局。在穆斯林兄弟會看來，他們是為民主而戰。穆爾西是民選總統，未經程序就被政變下台，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事實。因此他們的談判條件是回到7月3號之前（即政變之前）。但，在世俗派看來，他們是為自由而抵抗。穆爾西任職以後，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憲，使這個業已世俗化的國家不斷伊斯蘭化，這嚴重妨害了他們的世俗自由。要談判可以，承認7月3號是前提。這樣看來，埃及的衝突，儘管有很多複雜的因素，但如果化約，是否可以浮現出這樣一個輪廓，即民主與自由的衝突。

我關注埃及事務，是因為我關注專制國家的政治轉型。我設想，假如我身處埃及，將會站在哪一邊，答案是我肯定站在埃及世俗派這一邊。儘管我承認，埃及軍方的舉措是政變，它的確是顛覆了一個民選政府；而且穆巴拉克之後的埃及民主，是真民主不是假民主。但儘管如此，這樣的民主如果侵害了自由，哪怕是一個人的自由，我也肯定站在自由一邊。

民主與自由，都是普世價值；但，兩者同為善，卻難免時有價值上的衝突，或借用馬克斯·韋伯的比喻是「諸神衝突」。體現在這一年來的埃及事務中，面對國內不同的宗教文化，民選總統穆爾西不但不恪守價值中立，反而把個人的穆斯林傾向帶進國家政治中，為這個國家的伊斯蘭化和政教合一助力。最危險的就是去年12月用以公投的新憲法，居然把伊斯蘭教法視為國家立法的基本原則；而且它還走完了所有該走的程序，兩次公投，獲得了63.8%的支持率。

這部憲法如果從民主角度看，沒有問題；但如果從自由角度看，它顯然侵害了非穆斯林群體的公民自由，哪怕這個群體在國民中只是少數。政治文明國家，民主的多數無權把自己的宗教傾向強加給任何人，哪怕它通過的是憲法。而且憲法制定本身，在不同文化與宗教之間，必須保持價值中立。此正如美國學者達爾在《論民主》中所說：「憲法能夠以中立的姿態出現在公民中間。憲法可以保證根本的權利和義務，也可以保證，立法過程的設計，不會偏向或苛待任何一位公民或公民團體、他們的觀點以及合法利益。」（見該書第134頁）

穆爾西的新憲法，保證了伊斯蘭民眾的信仰權利，但沒有保證信仰基督教的公民權利。自由信仰不但在憲法中沒有體現，而且這種自由也無法獲得憲法的保障。可以說，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埃及這樣的憲法有偏向就必然有苛待，因而它是非憲的或違憲的。哪怕它在民主上無可挑剔，亦即它可以獲得也確實獲得了多數支持，卻改變不了它反自由的性質。

民主與自由，有相容的一面，也有頂針的一面。後者一旦出現，人們便面臨魚與熊掌的選擇。當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時，我個人的態度是，捨民主而取自由也。因為自由與民主，在價值排序上，乃自由優先於民主。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者嚴復就民主與自由有過這樣表述：自由為體，民主為用。民主的功用正在於通過它來維護個人自由，設若它居然可以反噬自由，那麼，它注定不是自由主義的民主，因而不是讓人可以接受的民主。

換言之，民主其實也是自由，屬於相對於個人自由來說的政治自由。人總是先有個人生活而後才有公共領域中的政治生活；因此，就兩種自由來說，也是個人自由先於政治自由；同時政治自由不得侵害個人自由。信仰是個人自由的一部分，世俗派沒有侵害穆斯林的信仰自由。但穆爾西的新憲法，因其內在的伊斯蘭傾向，儘管獲得多數；這多數卻以憲法的名義侵害了非穆斯林信眾的自由。

自由是一根脆弱的蘆葦，它需要保護。能有效保護自由的，是憲政；民主則靠不住，哪怕它不侵犯個人自由。專制體制下個人自由受侵犯，同時也沒有政治自由。一旦轉型，它所呈現的難局，往往是民主易而憲政難。並且民主常常被運用在不該行使民主的地方，如個人自由領域。但民眾一旦獲得專制下難以獲得的政治自由，便不免有濫用的可能。投票決定一切，卻罔顧比投票更重要的法治和寬容。

根據埃及教訓，我個人的看法是，專制體制的轉型，用力處首先應當放在保障個人自由的憲政和法治上。個人自由是底線自由，必須優先；至於一人一票的自由，是後發自由，甚至是最後的自由。因此，從個人自由到政治自由，不妨是政治轉型國家自由推進的路線圖。

【編輯按】有關埃及局勢，《大家》諸多作者曾撰文，有興趣的讀者可移步：

陶短房：《最黑暗的一天》；

邵建：《民主的危機——震蕩中的埃及》；

周軼君：《血染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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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金陵教書匠。出版有《胡適與魯迅——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