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牺牲

江雪还记得自己家乡消失前的模样。（注1）在她成长的七十年代，天水是个小城市，有农庄、有山峦、有田野，是河西走廊东部中华文明的坚实前哨。她家住在城边一个商铺里，房子是祖父在三十年代建造的。房子外面是现代风格的砖墙，但窗户是传统的木格窗，屋顶用的是耐火砖----新旧混杂，正如二十世纪上半叶转型中的中国。

她的童年时代已经是共产党执政几十年后，但过去的影子仍然笼罩。江雪的母亲结婚时几乎不识字，但她很用功，丈夫教她也非常有耐心。江雪记得她小时候，每个晚上父母会一起读《红楼梦》，她父亲会详细解释那些丰富的词汇和文化象征。

江雪也要上课。父亲让她每天去房子后面的田野中漫步，并背诵《笠翁对韵》，这是本对句构成的书籍，教导孩子们中文写作的规范。换个角度看，这是死记硬背，但这也的确在年轻一代的心里散播了中国文化的词语、短句和基本概念。她到处乱走直到黄昏，附近的农户炊烟袅袅，提醒她自己家也到了晚饭时分。她就蹦跳着回家，还哼着书中开始的句子，反复使用动词“对”：

  天对地，

   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

   赤日对苍穹。

按今天的标准，江雪小时候的天水很穷。 到处是泥泞的道路、户外的茅厕、敞开的沟渠。大多数人只有几件衣服，很少有机会吃肉，只有少数幸运儿拥有自行车和钢笔。但那是个风景如画的小城，到处是砖木结构的房屋，还有美丽的渭河流过。

地名往往能反映出这个地方的起源。天水的中心城区是秦州区，用古代秦王朝的名字命名，秦朝2300年前在邻近的地区建国，并统一了中国。中国的英文China也借用了“秦”字的发音。另一个城区用当地麦积山石窟来命名，那是中国著名的佛教艺术中心，可以和敦煌媲美。

五十年代，日本战犯被强制劳动，在此建设耽误已久的铁路。新政府还铺设新路，兴建学校，营建工厂。但本质上这还是一座农业小城镇，坐落在蓝色苍穹和奔腾的河流之间。这两者并列就是城市的名字：天水----天空和河水。

后来的江雪把这段时期看作从死星发射的最后一束光线。在她三十多岁的时候，她回到家乡，发现一切都不复存在。高铁轨道从城市上空穿过，如同一幅未来世界的景象，但轨道下面的一切都毁了：密集的水泥桥墩插入被废弃的房屋、乱石、各种杂乱的垃圾堆，孩子们在肮脏的水坑里嬉戏，老树被砍的精光，自来水太脏必须煮沸才能饮用。她脑子常常浮现的词语就是羞辱----曾经引以为豪的变得一无是处。甚至她祖父的房子也很难找到了。房子还没倒，只是逼仄在大片丑陋的水泥结构的旧房中，成为古怪而尴尬的存在，仿佛在提示那条未曾被选择的道路。

就在那个时候，天水的沦落让人难以忘怀。但江雪知道，这个城市的死亡其实始于半个世纪之前。那是个动荡的时代，可怕的错误让中国永远飘零。对于她的家庭来说，那是一个无法作出的选择。1960年，她祖父必须牺牲家庭的一员：他得从六个孩子中挑一个牺牲者，以保全其他孩子的性命。

天水位于夹边沟劳改营东面，在中国最独特的地理景观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这个巨大的高原由风蚀的沙石状泥土构成，面积和阿富汗差不多大。由于地块容易裂缝，整体的地形参差不齐。几百年来，流水侵蚀了土地，形成深沟，有些高耸的山丘形成奇特的小高原，只有足球场那么大。经过千百年人类的居住，土地大半荒芜，覆盖着梯田和灌木。这里的居民为了应对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山上挖出洞穴居住，窑洞可以有几个房间那么深，房顶用横梁和立柱支撑。窑洞外面有时搭建木制的阳光房，但总体上这样的房屋大幅度减少了木材的需求。

这个特点吸引了更多虔诚的佛教徒在天水建造石窟，因此形成了麦积山石窟群。七千多尊佛像和一千多平米的壁画分布在近两百个洞窟中，整座山形似巨大的麦垛。几百年来，许多当地人成为业余学者，著书描绘这些洞窟、佛像起源，不同的艺术风格。江雪的父亲张佑轩（音译）就是其中之一，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支撑千年中华文明的哲学和信仰，虽然这个文明的传承在他青年时期被中断了。

江雪的父亲为她祖父的决定而困惑。他强迫自己幼年辍学。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才继续学业，然而文革开始后，学校又被关闭了。这就导致他小学毕业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那个年代，生存是第一位的。

共产党执政早期，张家把对中华文化的喜爱隐藏了起来。江雪的叔公是本地知名的书法家，他教江雪父亲临习书帖，还给他讲述他手抄的名著。但1949年以后，这些被雪藏起来，再也不讨论了。有趣的是，在文革中，正是这些知识给父亲找到了生路。1969年，当地革委会给了他一份工作。正常年代，政府机构会组织书法课、美术课、武术课等其它丰富人们业余生活的内容。

在文革时代，这就成为毛主义的宣传中心。张先生被找去因为他很会画画，这是叔公教给他的手艺。他的工作就是画巨幅的毛主席肖像，三到四尺见方，城里每个路口和政府建筑上都要悬挂。张先生很擅长画这个，很快他的作品就供不应求。事实上，天水的每个单位----工厂、部委、办公室、研究院、工作室、窑洞、采石场----都需要毛主席像，而且他们点名要他画的。

两年后，天水的官员们敲锣打鼓反对前苏联，因为本来的共产主义联盟破裂，爆发了边境战争。他们挂起大幅标语“打倒新沙皇！”反对莫斯科的新领导人，并决定利用麦积山石窟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委派张先生去洞窟制作大量的标语牌来抨击苏联。

那时的洞窟对公众是不开放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壁画会污染人们的思想，这样风险很大。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省里或中央来的领导去麦积山石窟参观。佛教艺术代表的一切都是共产党试图推翻的，但同时也是天水的王牌。官员们来石窟游玩，也赞叹藏在张先生标语牌后面的佛教艺术品如何精美。这样的风景应该被铭刻，不是和苏东坡的著名词句，也不是和佛教的经卷真言，而是和那些被共产党放逐到乡间的大呼小叫的农民一起。

在完成那些标语工作后，张先生被要求留在石窟充当看守。他有了大量的时间广泛阅读并思考家族的苦难经历。文革最终结束后，张先生成了教师。他有过几次加入共产党的机会，那意味着提拔升职和更优渥的生活。他如此解释为何他没有：“因为我父亲的决定......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亲眼所见。”

他从来不是持异议者或活动人士。他带着失去亲人的创伤在生活。他始终低着头，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学习、写石窟的故事，并抚育有独立思想的下一代。

张先生1973年结识了他的妻子，次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按照中国的习俗，女儿随父亲姓张，名字叫“文敏”，有意避开了这个时代的革命气息。那时的孩子名字通常是“卫东”，武术词语如“敬”，或“红”。女儿名字的第一个字，文，意味着语言、文化。第二个字，敏，意思是灵便、敏捷、聪明、伶俐。张文敏，今天看来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在彼时，这是张先生拒绝党的意识形态的某种方式。

当他女儿在数十年后成为写作者后，她做了一个更加出格的决定。她放弃了本名，转而使用自己的笔名江雪，字面意思就是江河和大雪。取自八世纪诗人柳宗元一首诗的最后两个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注2）

最后三个字寒江雪，意思是覆盖着大雪的寒冷的江河。代表温度的“寒”，是中国人民族“汉”的同音字。诗歌也暗喻了政府的失职----老人流离于冰雪的江河。江雪觉得，这首诗是关于一场孤绝的战斗，桀骜不驯，孤身于独舟之上，直面无法抗拒的重重劫难。她用这个名字，就会想起她的祖父，他所面对的压力，他在1960年冬夜做出的孤独决定。

张如林（音译）是个正直的人，他个子很高也很壮实，是公正不阿的汉子，甚至他的对手也愿意让他来裁判他们之间的纠纷。他的裁定是出于同情的心灵而不是仅仅依靠教条的法律。共产党掌权之前，天水有一所黄埔军校的分校，那是当时最顶尖的军事院校，由国民党的铁拳掌管。四十年代的某一天，有名军官到张如林的店铺求助。他说自己不适应军旅生涯，想要回家。他其实就是逃兵，被抓到就会死。张如林把他带回家藏了几天，给了些旅费和衣物，然后送他上路。中国已经战乱多年，没人应该因为怕死就被处死。

张如林一生都很贫困。在共产党上台前后，他购买了天水第一台压面机，并从省城西安运回来。他用机器制作面条、包子和馒头，还在隔壁开了家小饭店。他儿子还记得面条机工作的声音一直响到深夜。

接下来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共产党会打击这类人，因为他们是社区的中坚力量。他很穷所以开始还算相安无事。但到1958年，第一个公社建立了。因为受人尊敬，他当上了所在街道的公社领导。他尽职尽责，但很快意识到公社会夺取农民的土地----这些地大都是前几年共产党刚分给农民的。公社还有很多理念是违背传统文化的，比如吃公共食堂，充公所有私人财产，甚至私人劳动工具。

“所以他就不干了，”张先生如此评论父亲，“他干了两天，就辞职回家了。”

和所有现代化理想主义者一样，共产党人也对钢铁制造着迷，因为在毛的想象中，钢铁就意味着现代化。只要钢铁够多，中国就能和其它强国比肩。政府的技术官僚认为，建设钢铁工业需要时间，毛却坚持可以通过一夜之间的奇思妙想来实现。农民也可以造高炉，自家院子里就能炼钢。问题在于，农民本事再大，也只会造砖窑，根本达不到炼钢的温度。毛固执己见。

张如林的儿子不再去学校。学生都被叫去挖泥，并运回来修砌土高炉。炉子大多高三米左右，还经常坍塌。他每天把泥土拖回砖窑，大人们在那里把泥土堆成烟囱。这不光是浪费劳力的无用功，还酿成了经济灾难。农民们不再种地。因为小高炉炼不出钢铁，他们被迫交出家中的金属制品，官员们可以声称这就是生产的钢铁。

“官员们到街上的每家每户没收家里的铁锅、刀具、铁锹、门锁，甚至连存钱罐的锁头也不放过。”张先生回忆到。这些铜铁制品被融化成铁疙瘩，用来充当炼成的“钢铁”。更糟的是，农民种地的农具也被抢走了。

1959年下半年，饥荒如期而至。农民被告知今年大丰收的产量是往年的好几倍。按照想象出来高产数字征收的公粮是天文数字。当地官员们为了按额度征收，不惜抢夺农民的口粮，甚至来年的种子。

在中国的很多农村，春季意味着饥饿，冬季的存粮都吃完了，春播的收获还在地里。可这次不同，下一轮收割遥遥无期，他们没有农具。更要命的，他们没有了种子。很快人们不得不到处挖野菜充饥，吃完了野菜，就只剩植物根茎，比如树根，最后只能吃土，“观音土”----用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来命名。尸体堆积无人掩埋：开始是老人，然后是病人和婴儿，最后强壮的劳力也倒下了。

城里变得很安静。没人出门闲逛。许多人为节省体力都躺在床上。有体力的人比如江雪的祖父，还要继续工作。张如林那时49岁，和公社里其他人一起被集中起来，在郊区修建水利工程。

只有公社的食堂有食物。开始时，食堂供应充足，人们觉得共产主义生活真不错----不管活干多干少，人人都能敞开肚皮吃个饱。现在的食堂也快没饭吃了，家里也啥吃的都没有，甚至连厨具也没了。

每天在工地上干完活，江雪的祖父就去食堂领取全家的定额口粮。那是个玉米馍馍，大约六寸见方。家里有六张等着填饱的嘴。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他掂量如何分配这个馍馍。孩子要比大人少吃一点，尤其是张先生，还要外出劳作。怎么能按需分配呢？他向来以公正自居，怎么分才公平？什么是公正？

张先生过去裁判过很多案件，但这次的情况不可能有公平的妥协。吃人肉在天水已很猖獗，但张先生想都不敢想。他家庭的命运就靠每天这一个馍馍来维持。他的结论是：起码有一个人要饿死。理性思考，他们必须作出牺牲一个人的决定，剩下的人来分享食物，这样大家才可以有机会活下去。他怎么跟这个人说呢？家里的其他人又如何能接受这样的宣告----我们的骨肉至亲要被牺牲？得有个办法让家里的每个人都接受。

江雪讲述了这个故事，从她小时候起，她父亲每到过年都要给她讲一遍的故事。

“祖父是个公正的人。每天他用刀把馍馍切成六份，每人一份，大小一模一样。他用秤来称量每块馍馍。我最小的姑姑，她当时才一岁，也能吃到和祖父同样大小的一块馍馍。显然祖父需要更多食物，他是家里仅剩的劳动力。大家都活了下来，可是祖父饿死了。他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注7）

江雪和父亲坐在祖父家二楼的书房里，这里有一个祭奠祖父的佛龛，也祭奠那时离去的亲人。它边上是遒劲曲折的树干做成的盆景装饰。再过去的长几堆满了书本、笔洗、卷轴和其它中国学者必须的书房用品。墙上挂着叔祖手书的楹联和中堂。一层不易察觉的黄土风化了这幅静谧的画卷，仿佛时光凝结，又如一种丰富、深邃、阴影笼罩的生活，植根于永恒思想的生活，这种思想历经了几个世纪的动荡、战争和饥荒。

他们谈论着祖父的死亡。他在1960年四月死于便秘，肚子里满是树皮和观音土。他虚弱不堪的支撑了四天，拉不出一点屎。家人送他去医院，医生饿着肚子，也没有任何药物可用。他死得很痛苦。所有的树都被砍倒塞进高炉当燃料，妻子只能用婚床的床板钉一口简易的棺材。

饥荒结束后，因为父亲不在了，张先生也没有再上学。他是家中的长子，不能看着母亲一个人劳作来养家糊口。他下地劳动，虽然不如成年劳力挣得多，但也能帮助弟弟妹妹多点食物。

每到过年，江雪就会了解到这些家族的历史。通常家人们都回家团聚吃年夜饭。在张家开饭前，江雪的父亲会让祖父先吃到他的那一份。他和妻子会带着江雪和两个弟弟妹妹，穿上厚厚的冬装步行上山，山就在屋子后面，要走半小时山路就到一个小高地。那时候，墓葬被看成无用的奢侈品不值得提倡，因此墓地没有立墓碑。但她父亲即便在黑夜也能找到他牢记在心的位置。他用一张白色的卡片，上面黑体字写着他父亲的名字，放一杯茶，再放一碟食品。接着就开始烧纸钱。全家在冰冻的地面上磕三个头：跪下，手触地，头触地，站起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然后他开始讲故事，每次的头一句都是“那时候我们都很饿......”

江雪想到了死亡。乱坟堆。没有棺材收殓。“软埋”，就是把尸体用床单裹起来，浅浅的埋在墓地----没人有力气再做更多。她转头问父亲。

“土地里到处都有尸体，对不对？城外这些土地，到处都埋着尸体。”

“你写文章要谨慎。不要写这么多政治。”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担心我的？”

“你妈担心得更早。”

“你以前可不会担心我。”

“以前不会。就是这几年的事。我了解共产党的那一套。如果他们要惩罚你，要来找你，你无处可逃。”

“你读过我的文章么？”

“你就别写太多关于党的事情。”

“你让我不要涉及党是因为你担心我么。”

“你写的时候，不要发表太多的评论。”

“爸爸，你还记得1959年发生的事情么？”

“他们是小学生。他们都饿坏了。他们走投无路。有一天学校中午就放学了。一个叫唐岁秋的同学，他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大约12岁。他饿坏了。他爬上一个土山崖，用手指在上面写‘打倒毛泽东’和‘打倒共产党’。如果你在恰当的光线和角度去看，就能看到。”

“唐后来怎样了？”

“他们把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叫去辨认笔迹。我半夜也被叫去抄一篇短文。他们没法弄清是谁干的。他们最后确定了三个嫌疑人。”

“唐是其中之一么？”

“不是。当他们打算逮捕其中一个人时，唐挺身而出承认是自己干的。”

“他们把他怎样了？”

“他被判了八到十年徒刑。”

“他才12岁，就要被关八到十年？这还有法律么？”

“当然，如果他们要治你的罪，他们总有法子。”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他说过我们应该重写历史。”

“谁说过？”

“毛。他说我们必须重写历史。历史已经发生了。如果是小说，你当然可以重写。但如果是历史，你怎么可以重写？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拒绝重写历史。”

1989年示威开始的时候，江雪欢欣鼓舞。她和高中的同学一起给北京汇款，地址就写“天安门广场学生”收。六月四号屠杀发生后，他们放上白花悼念死者。

她之后考上了西安的西北大学政法系，但法律让她觉得厌烦。大部分毕业的同学都成了检察官、法官或警官，她却发现了体系对班级同学的影响。

“他们有实习期，通常在乡镇警察局。还有同学去监狱实习的。他们回来讲的故事都是抽烟喝酒，或是在监狱里殴打犯人。我眼瞅着他们从可爱的男孩变成了那样。我明白了我不能加入那个体系。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但我明白了这一点。”

江雪一直都有点书卷气，人好看，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戴眼镜，笑起来嘟嘟着嘴，举手投足很文静，一点不招人烦。她擅长写作，在九十年代的大学里她开始尝试写作，发现自己是个快手，她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就在那时候她决定成为一名记者。2000年后的十年是神奇的时代，记者的黄金时代。之前，中国的报纸按苏联模式运作。它们是纯粹的宣传机器，也不会假装以客观或全面的方式提供信息。每个省、市和本地政府都有自己的报纸，各部门和机关也有媒体：全国总工会有《工人日报》，中央政法委有《法制日报》，党有《人民日报》。九十年代早期，中国放宽了经济管制，一部分报纸也走向了市场。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报纸私有化----它们依然由国家机构管理----但需要自负盈亏。突然之间，它们需要去吸引读者了。

她的第一份工作在《华商报》，西安的一张小报。1997年新领导上任后，十分关注社会和生活故事----事故、灾难、犯罪案件，包括各种丑闻和社会调查。

“你可以马不停蹄，一个现场接一个现场的跑，你可以进入别人的生活，他们告诉你自己在干什么。最开始，1998年，我那时很年轻，刚满24岁----这些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文章既野蛮生长又新鲜热辣，以道德和准则为标准的新闻理念才刚刚兴起。有些细节可能调研得很粗糙，偶尔也能轰动一阵。慢慢的，全国知名的人物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展江教授开始讲课、写书，内容是国际记者的最佳实践。他翻译了美国最高新闻奖项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文集，并现场采访许多顶级记者。逐渐的，江雪和同事们越来越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工作。这些工作仍然是零散的、漫无目的的，直到2003年，这一年被许多中国记者、作家和思想家认定是公共领域争论的转折之年。

年初，一个叫孙志刚的学生被抓进看守所殴打致死。他是城市移民，唯一让警察不满的只是他忘了随身携带身份证。警察殴打他，他受到致命的伤害。他的死亡被大量记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关注，导致涉事警察和官员被起诉，也让全社会重新思考如何合理对待新移民。此外，新一届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开始执政。传染性疾病SARS爆发，让人们感受到新的气象----政府好几个月都否认这种病毒的严重性，一直到不可收拾才承认这是一次健康危机。突然之间，媒体仿佛可以有能力影响现实，即便中国仍然是个半封闭的系统。

这些事件互相叠加，让整个中国的人们都看到了希望----包括律师、艺术家、作家、活动人士和学者。像江雪一样的记者们有了更大的野心。她报道腐败、环境污染问题、强制拆迁。她的编辑偶尔会阻止她发表或帮她把调门降低，但能发表这么多已经足够让江雪产生影响力。对于许许多多记者来说，这份工作变成了一种召唤。

逐渐逐渐----也许不可避免的----党开始发力了。它重新控制了新闻空间，换上了更多听话的编辑。到2010年代早期，政府限制了调查记者可以涉及的主题范围，实质上结束了记者十字军东征的十年。江雪2013年离开了《华商报》，这是另一次转折点，只是这次是转向黑暗。曾经一度被视为独立媒体象征的《南方周末》，发表了每年一度给读者们的新年献词。多年来，新年献词都是呼唤改革的号角----并非直接挑战共产党的权威，而是针对当下紧迫社会问题的请愿。那一年的致辞要求宪法权利得到尊重，其实是在呼应政府的倡议，诉求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司法体系。

在文章见报之前，主编把稿子撤掉了。这一下惹来了记者们的众怒。记者编辑们在社交媒体圈抗议，人群聚集在广州市中心报社总部门口。江雪也从远方呼应了。她此时是《中国产业新闻》编辑负责人，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讲坛，她在那里批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府的失误。她在报纸上直接评论这次的反抗事件，尤其在记者的反抗被打压，领头的记者被开除后。几周后，她自己被点名批评了。她的主编下达了指示：报道必须围绕普通群众，突出他们的生活越过越好。她被调到了报纸的档案部。江雪觉得自己快被解雇，就干脆辞职了。

之后她就开始了自由记者的生涯，主要文章都发表在香港杂志上。当她在那里都开始受到政府干涉时，她又换到了现在这份工作，为网络新闻平台供稿，比如端传媒。她也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并放上捐款的通道。这些文章会带来一些收益和支持----在它们被封禁之前----让她维持生计。她书写家乡的变化，或是人权律师的家人的处境。一向以来，她对中国独裁政治体系的历史根源问题越来越感兴趣。

2016年，她听到越来越多关于一本曾在甘肃天水出版的杂志《星火》的故事。杂志仅发行了很少几期，出版人就被逮捕并送往劳改营。一位独立制片人胡杰在2013年制作一部相关影片，几个幸存者也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但没有人做过这本杂志的深入调查。江雪最感兴趣的部分，就是为何今天杂志还在引发回响----为何这么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都知道《星火》？

她询问自己的父亲，他是在天水长大的，他听说过《星火》。那是个大案子，在体育馆举行了集会，声讨谴责所有参与者。父亲答应帮她一起解谜。他们去的第一站：马跑泉镇的一个拖拉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