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 - 巴林頓-摩爾

當農業商品化的壓力來臨時，某個地方傳統的社會結構，尤其是鄉村中土地貴族/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為了應對這種壓力所採取的影響政治發展的行動，是本書的主軸。

作者指出，英國的土地貴族很早就資產階級化了，他們通過參與羊毛貿易建立了自己的經濟基礎，以資本主義追求生產力最大化的方式改造農業，圈佔土地驅逐農民，通過瓦解農村社會、消除農民階級的方式，解決農業問題，實現農業商品化和政治民主化。

法國的土地貴族則獨立性較弱，依賴封建特權收租，法國的資產階級也較依附王室。農業商品化的壓力，導致農村富農崛起，他們最終與城市中的無產者聯合，推動了法國大革命激進化，並藉此機會摧毀了王室統治與封建特權。當激進革命勢力因為軍事需要開始向農村征收糧食時，這些農民開始收回對激進革命的支持，導致激進革命勢力最終的失敗。資產階級與富農之間最終形成了穩定的聯盟。

美國因歷史原因並不存在封建貴族與君主，但南方的種植園經濟和北方的工業經濟，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分歧。西部的開發和不確定性，加劇了他們彼此猜疑。北方的工業力量最終獲得西部的農業勢力支持，對南方的種植園經濟依賴減弱。導致南北雙方最終走向內戰。但即便內戰結束，激進共和黨人試圖改造南方社會，將種植園土地分配給黑人奴隸的計劃，因為觸及保護私有產權的觀念而未獲支持。南方黑人沒有獲得經濟基礎，最終仍難免受到新的束縛和奴役。

在以上三國中，資產階級的力量都較強，因而能夠主導革命與聯盟，並成功掃除農業商品化的障礙，最終實現資本主義民主。然而作者也指出，這種現象通常發生在較早開始現代化的國家的早期發展階段。在其它階段或是後進國家開始現代化時，通常掌握聯盟主導權的是土地貴族。這也導致了通往不同政體的路徑。

作者認為中國和俄國的傳統社會中，農業官僚制的影響很大，而這種制度不利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導致資產階級的力量孱弱，甚至不足以與任何力量結盟。中俄的傳統士紳/土地貴族依賴國家機器的力量維持收租和壓榨，對於提高勞動生產率毫無興趣，在農業商品化的壓力下只能躺平。其傳統農村社會也無堅強的組織和凝聚力，當城市的革命者組織革命並呼應農民的某些訴求時，他們隨即為其提供了力量，最終導致共產革命的勝利。

日本和德國則是封建制度與官僚制度並存，土地貴族對農民有很強的社會控制能力。兩國的傳統制度中都有一些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同時也為農民保留了一定的生存空間。當農業商品化壓力到來時，資產階級選擇與土地貴族/地主結盟，農業商品化得以建立卻帶有一定的強制勞動色彩，導致兩國都依賴鎮壓機器和外部樹敵，來維持內部秩序和團結。最終嚴重的經濟危機，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導致兩國走上吸納底層反資本主義訴求，卻不改變其內部社會結構的法西斯主義道路。

作者將印度作為例子，藉以指出避免革命和改革的代價是什麼。印度在莫臥兒王朝統治時期是官僚與封建制的複合體，但兩者的榨取性都過強。農業剩餘在兩者手中只被投入炫耀性的消費，農民也被過度榨取而缺乏改進生產的誘因。印度的種姓制度，為差異性巨大的社會提供了一種自主秩序，在分化中維持了些微的流動性，限制了底層的反抗規模。英國的殖民統治，帶來了人口壓力，並阻止了社會上層之間的結盟。印度最終雖然通過非暴力運動獲得了獨立，但這也是以不觸動上層利益，不對社會做根本結構改變為代價。印度農業生產效率常年低下，沒有任何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有意圖去改變這一狀態，沒有人想利用農業剩餘去推動工業發展，通過民主說服的方式產生的改變極為緩慢。由此帶來的結果是農民常年處於貧病和飢饉的邊緣，這種日常性死亡無人關注，且付出的代價可能遠超共產革命與法西斯統治。

作者認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民主，其先決條件是君主與貴族要處於均勢狀態。資產階級與農業階級的上層結盟，並由資產階級主導這一聯盟，掃清農業商品化過程中存在的障礙。而當上層聯盟中的傳統勢力過強，雖然也可能成功實現農業商品化，但其傳統延續下來的強制勞動成分，會導致高壓統治，最終在危機下為了維持社會結構而走上軍國主義法西斯道路。而當社會一直未能實現農業商品化，同時又面臨強大的內外部壓力去實現工業化，在特定條件下，城市中的革命者就有可能利用農民的不滿，成功實現共產革命。然而，無論走以上哪一種發展路徑，最終都需要從農業生產中獲取大量剩餘來支持工業化，農民最終都要被出賣，並為“進步”付出代價。印度因為種姓制度的干擾，避免了工業化和農業商品化的產生任何政治壓力，沒有走上上述任何一條道路，但付出的代價或許更高。

本書所論述的主題與現象，即便是對於出生在發展中國家的讀者來說，也足以產生強烈的距離感。作者自己也承認自己所述的某些現象“……已經過了其巔峰時期。就算……落後地區，也幾乎不可能再採取這種形式了”。對於那些自小便在資本主義榮光下成長的港台一般讀者來說，本書只怕更是缺乏吸引力。套用本站某位台灣出生的准學者女性網友的話說，就是“你說的這些對我毫無意義”。這也是我一直試圖提醒大陸網友的事，需要對港台一般民眾的行為和動機有準確的預期，對自身的利益要有明確的認知。有心無意的無知，有時是可以非常殘忍的。

該著作問世已超過半個世紀，受到的批判也不少。如對資產階級民主的誇大和對工人階級的忽視、缺乏對國際因素的分析，對階級分析的依賴，資料的有限和不準確性等等。作者在做出論斷時十分小心謹慎，論證過程漫長且包含了大量的正反論觀點，使得結論也變得相對模糊，構成了讀者理解的障礙。對於港台的一般讀者，該著作我就不建議閱讀了。主要還是生活經驗、閱讀動機和日後可能的閱讀經歷，通常都很難幫助這部分讀者補足對這部著作的理解與思考，反而更容易記住一些草率的結論。大陸的一般讀者和有強烈學術動機者，我認為可以嘗試，但也不必太過於糾結本作。本作作為歷史社會學的重量級作品，更多還是幫助大家認識過去，但未必有助於面對未來。建立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工商業發展模式之上而得出的各種結論，如今還有多少適用，也需要謹慎識別。

這個版本的翻譯品質我感覺是上乘，語言通順流暢無閱讀障礙，只是個別地方感覺作者的論調怪怪的，不知道是不是翻譯沒有表述清楚。書本有點厚短，經常需要按壓，否則就會自動蓋上，留給壓書石的空間也不太夠。對於需要做讀書筆記的讀者來說會有些許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