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種菩薩顯靈式的幫助」：本地城劃師談「參與式規劃」｜《論盡》精選專訪系列

本文為澳門獨立媒體《論盡媒體》特約轉載，原標題為：如何讓參與式規劃走下去？——澳門「我城社區規劃合作社」分享 。最近我們開始供稿《論盡》並在Patreon合作推出全新訂閱計劃，亦同時在Matters轉載《論盡》精選文章，讓兩岸四地讀者更了解澳門社會議題。

我們的話：即使受客觀條件限制，近年澳門從環保到藝文，仍然有不少新的民間倡議組織與活動。這類由專業工作者發起的倡議行動，大概澳門的城規師群體不是第一也是最經驗豐富的一群。這篇2018年專訪中，曾是城規會委員但在2020年「被篩走」的資深城規師林翊捷，很好地回顧了其十多年來的「參與式規劃」工作。

林翊捷對參與式規劃的理念發起、落地執行到成果反思，亦是澳門典型有民間力量參與的社會改革的縮影：既受政治結構限制，也受公民社會薄弱的問題影響。而受訪者來自前線對施政的觀察，如得出「他可以甚麼都不諮詢你，亦可以甚麼都諮詢你」等評論，亦相當到位且有趣。值得一讀。

澳門有過參與式規劃嗎？有，這是來自民間主動──「我城社區規劃合作社」（下稱「我城」）由2008年至2018年這十年間曾多次舉辦參與式規劃活動，部分亦有成果，但項目都很小型，這股「參與風」亦未能持續。原因之一，是有進駐社區工作的團體沒做類似行動，而做規劃的團體又未能長期駐區與居民溝通，特區政府亦沒有持續的政策支持。

「這是一種菩薩顯靈式的幫助。你好像突然『噗！觀音菩薩出現喇！你有咩咩願望呀？』『我想起闊啲條行人路。』『起咗喇！』噗一聲，菩薩又消息失了。他就只是得到一條闊了點點的行人路，但我想信真正的社區規劃不應該這樣，應該是用更多的時間跟居民建立更深厚的關係。」「我城」的城市規劃師林翊捷如是說。

土地矛盾　促成參與想象

要說澳門的「參與式規劃」，或應先由澳門回歸後的經濟發展歷程說起。「以前澳門人不太擔心文物、古蹟或城市景觀會有很大變化，因為土地不值錢，沒人會急着去大拆然後大建，回歸前只會擔心樓宇建到一半『爛尾』。」但2002年賭權開放後，澳門經濟急速發展，而巧合的是，澳門2005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成功申報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其實很矛盾，一方面房地產急速發展，同時『緊箍咒』亦放在澳門的頭上。」

然後2006年運輸工務司前司長歐文龍因貪污被捕；200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去信中央關注澳門歷史城區，包括燈塔景觀會否被高樓大廈遮擋⋯⋯短短幾年間的一連串的事件，都令不少市民開始思考澳門的城規究竟該何去何從。

2008年，林翊捷和幾位學城市規劃的朋友決定一起嘗試推動參與式規劃。「幾過癮的是，在一個沒『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的情況下，講『由下而上』的公眾參與，我自己形容是『無本之木』。」

「我們傳統受的教育是，有一個『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然後由『由下而上』的去補足，但連『由上而下』都沒有。」

湊齊「權力三角」　開創局面

「沒有」的意思是，澳門多年來的城市規劃政策都是一片空白。「沒城市規劃的意思不是甚麼藍圖都沒有，而是三項現代城市規劃的特徵它（當時）沒有。

第一，沒有專屬法律，畫了（規劃圖）也沒有法律地位；第二，沒有完整的規劃文件，到今天也是，即規劃圖沒遍及整個澳門，所以有所謂的『白區』。只要不是一些很污染的，都可以做。我想這應是地球上最寬鬆的要求。」第三是沒公眾參與機制。

「這會發生甚麼事？就是他可以甚麼都不諮詢你，亦可以甚麼都諮詢你。小至要不要一個公廁可以問你，亦可以建一座體育館，甚至一個賭城都不問你。2008年大約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林翊捷他們就選了新橋作為行動試點。「因為我在新橋長大，即我是居民的一部分，權力關係會比較容易擺平一點。澳門地方小，你說『我係邊個個個仔』，件事可能容易處理少少。也只是少少。」而該區鄰里關係未至於新區般疏離。

他笑言，當時一班城規畢業的朋友就依着教科書上說的開始。書上說「社區總體營造」有三個關鍵：政府部門、社區規劃師，還有社區居民團體；他們就說服了當時新橋街坊會的領導黃耀球。「其實這事都頗冒險。一班由外面讀書回來的人，搞公眾參與這些事。他又覺得挺好，然後就由他們去說服政府部門，也就是當時的工務局。」

「現在看來簡直是一個迷。」他笑道，「若用現時工務局的角度看來，怎會睬你們？」林翊捷認為，政府當時首肯與領導工務局的司長歐文龍被捕，市民對於政府的信任度大幅下跌有關。同時，一批新官員上場，新人士新作風；政府要重新建立與社區的關係，亦知道之前的方式可能會衍生一些他們不想見到的情況。「所以頗幸運的是，（我們）剛好在這時間點。於是這教科書式的三角形竟然被我湊齊了。」

從小處開始　着手改變

但起初他們也只能在一條掘頭小巷作嘗試。而身處這些小巷的街坊常會苦惱的是，在澳門，電單車常常一字排開地在街邊停泊，一旦被燒着，火勢波及很大，「在這些掘頭巷其實是計時炸彈。」而且行人路太窄，輪椅難以經過。「甚至有街坊曾向我們表示，連擔架床都過不了。」

於是城規師們做了這小巷的模型和合比例的電單車。「澳門不知是否因為地方小，空間感有少許問題，即他可能會覺得『呢度最少可以放三十幾四十架車啦！』所以一定要放合比例的車，告訴他們『邊度放到三十幾四十架？』」然後借了一個托兒所，在一個周六下午舉辦了一場社區規劃活動。「這次較幸運，百幾戶來了三十幾人。也試過有些巷只有兩位婆婆來。這些事一定會經歷過。」「食物、飲品是一定要的！不然留不住他們。」他笑道。

政府亦接納了街坊們的改造建議。結果，小巷的行人道變闊，停車位重新規劃，走火逃生通道變得暢通，輪椅和救護車擔架床亦方便出入。這模式現時在澳門不少街道都可見到。林翊捷形容，是當時居民的意見得到落實的成果。「是很簡單的設計，只少了兩個停車位，即少停了兩架電單車，但對居民來說，有意外時，這些非常重要。」

「我城」亦曾在新城規劃推廣期間到學校進行「學校村」的規劃活動，由學生發揮想象。但不是每次活動都能開花結果。例如他們曾希望在氹仔建單車徑，最後也沒建成。「那是基馬拉斯大馬路。那裏建了甚麼？算了吧。有時理想和現實有些差距。結果政府決定在上面建一條很長很長的天橋。」還有祐漢居民的舊區重建工作坊。「最後這件事亦都無疾而終。這不是我們可以努力的部分。」

本地參與式規劃未能走遠　原因何在？

林翊捷認為，這十年的經驗，證明了這個公眾參與的方式，在澳門是可行的，但他亦反思為何澳門的社區參與未能進一步拓展，甚而很多澳門人根本不知道有發生過。「我們沒做駐點工作。這是很要命的一個缺點。」這是他總結出的第一點。

「這是一種菩薩顯靈式的幫助。你好像突然『噗！觀音菩薩出現喇！你有咩咩願望？』『我想起闊啲條行人路。』『起咗喇！』噗一聲，菩薩又消息失了。他就只是得到一條闊了點點的行人路，但我想信真正的社區規劃不應該這樣，應該是用更多的時間跟居民建立更深厚的關係。」

第二是澳門沒有穩定的政策支持。「當政府有些官員換了，可能想法就會改變。有些官員可能急於求成，例如希望在任內五年做一番光輝事跡。而公眾參與是一件很費時的事，要和居民軟磨硬泡一年半載，他才稍為理睬你。如你要五年內做光輝事績，可能趕不及了。」

還有一些是「看守政府式」的官員。「我希望在這五年內不要出事，希望在這五年完成之前未完成的工作，任期結束後就安安心心退休。」「有少少風險的，即居民可能反對，或有少少爭議性的，他們都盡量避。最好做些大家都不反對的事。不用有掌聲，總之不要來罵。」

一些政府部門亦無可厚非地很著重實效，包括事可否落實成為一個工程項目，透過一些設計改善告訴居民政府的存在。「『我對你哋好喇。你哋嘅意見已經落實。你要闊啲行人路，我即刻同你整闊佢。』但是否每個個案都能如此？

有些問題不在於具體的工程設計上，可能是文化上。但他可能說：『我是工務部門，文化上的不是我管』。我聽過最好笑的是：『嗰邊好似黑咗啲，可唔可以加支燈呢？』『加支街燈好似係電力公司嘅事。我可以反映吓，但唔包一定得。』其實很無奈。」

「如沒有政府的公權力，這件事實現不了。你可做參與，但你沒辦法實現。要實現，一定要有公權力。」

是規劃也是政治　如何拿捏？

他認為，參與式規劃推行的關鍵，是澳門人對公共事務的關注程度以及政府體制和政策，而這些改變都需要時間。有人認為，城市規劃充滿政治、社會、利益及道德的重要議題，是共識的政治，亦是一個民主進程。

林翊捷的分享中亦提到，城市規劃和政治之間的分界，從來都不太清晰。在台灣，有些從事社區營造的人後來變成了里長，而作為城規師，亦要思考對政治的介入如何拿捏。「因為當初居民相信你，並不是因為你的政治立場，是因為你的專業能力，是因為你和他溝通。」

「我們和工程師、建築師不同。我們是去擺平關係，然後等工程師、建築師入去工作。當我們涉足社會、社區、政治議題，深度應去到哪？這平衡我自己未找到一個鐵一樣的答案或很清晰的界線。我自己覺得，這是一條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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