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序言

胡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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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一天,俄羅斯會讓自己變得更為“正常”,成為“雖有問題,卻無災難”的國家,成為進步與發展的源泉,而不是危機頻發之地。如果那一天到來,該是多麼令人激動。
原英文版封面

早在世人宣佈蘇聯必將滅亡之前,作家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就曾滿懷希望地在筆記本上寫下她的預言。她既不多愁善感,也不天真爛漫。她親眼目睹了1930年代那場毛骨悚然的集中營風暴,是如何奪走她的丈夫、偉大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她以客觀、清晰、犀利的筆觸,描述這個政權如何將人民永遠禁錮於恐怖的暗夜中。正如她寫道,蘇聯人民已經“心理崩潰——雖然還不到精神疾病的程度,但也無法回復正常了。”然而,與眾多學者和政治家不同,她一眼洞穿了蘇聯體制內在的孱弱積弊,並始終相信俄羅斯人民的堅韌不屈。

1991年8月20號,一個陰雨綿綿的下午,我和守護俄羅斯“白宮”的群眾並肩同行。他們希望用血肉之軀來阻擋軍事將領發動政變。當天,我們每個人都目睹了聞所未聞、難以想像的一幕:所有蘇聯公民——工人、教師、流浪漢、兒童、母親、祖父母,甚至是士兵——一起挺身而出,反對另一群喪心病狂之徒組成的陣營。這個陣營自詡為共產政體的衣缽傳人,以為手中掌握權力就可以為所欲為,甚至顛倒黑白、扭轉乾坤。在處心積慮的盤算後,陰謀家們相信“人民”早已筋疲力盡,心灰意冷、無法還擊。但成千上萬的莫斯科人團結一心,隨時準備為民主精神赴湯蹈火、慷慨就義。過去,人們常說俄羅斯人對公民社會漠不關心、麻木不仁,甚至一無所知。然而,在那一刻,竟有如此多的俄羅斯人前仆後繼,捨生忘死,保衛公民社會,這是多麼令人震驚。

像我這樣丟三拉四的人,在那個政變的下午,當人們確定軍方徹底放棄攻擊,這場叛亂終將失敗的幾個小時前,竟心血來潮想起自己擁有一本曼德爾施塔姆的書——《心存希望》。我曾在書裡用墨水標記了一段文字:“這種恐懼還會再來,如果再把數百萬公民送進集中營,但是,這數百萬人中的每一位元如今都會發出哭號。他們的家人會哭號。他們的朋友和鄰居也會哭號。這就足夠了。”“八月政變”的領導者沒有考慮過人民的選擇。他們愚蠢透頂。他們玩弄政治、機關算盡,到頭來反而將自己送入監牢。這個腐朽政體的支柱,至此終於訇然倒塌。


在我寫作本書時,八月激情早已灰飛煙滅,俄羅斯的民主如玻璃般美麗易碎。長久以來,所有事情似乎從未改變,俄羅斯的命運又再一次取決於某個人的才能、意志與情感。這一次輪到伯里斯·葉利欽。這位政變時期的英雄,勇敢無畏且機智聰明,但有時口無遮攔,酗酒無度。沒有人知道葉利欽政權垮臺後會發生什麼。是引發另一次軍事攻擊?抑或民族主義強硬派、“新法西斯主義者”或陰魂不散的共產主義者將崛起並宰製克裡姆林大會堂?本書在1993年4月付梓之際,葉利欽與議會之間的權力角逐仍懸而未決,此事也彰顯了俄羅斯欠缺清晰有效的憲法、法律體系和管理系統。這個新生社會的制度仍處在繈褓之中,命懸一線。

1993年1月,葉利欽採取的“經濟休克療法”只帶來有限的進步,卻造成了無窮的痛苦和焦慮。在某些地方,食物與其它日常用品的供應確實比過去更為充裕,但物價卻完全失控。俄羅斯的通貨膨脹率變得像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大型軍工業頭子完全沒有興趣轉型為和平時代的經濟體系,卻能拿到荒謬的補助金,這讓俄羅斯的經濟方寸大亂。一群以詐騙為生的新階級應運而生,他們跟生意人都有辦法大發橫財,可衰老、贏弱與貧困的俄羅斯人民卻含辛茹苦。犯罪率有如脫韁野馬。蠱惑人心的政客在各地煽風點火——共產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或說是一群瘋子——正準備剝削民選政府的失敗、自負與不幸。威權主義的誘惑仍潛伏在俄羅斯。時至今日,幾乎葉利欽所有潛在的接班人都承諾不會啟動激進經濟改革,而是更傾向採取耀武揚威的反西方政策。

前蘇聯其它地區的情況也同樣岌岌可危。在高加索這個中亞地區,仍然充斥著許多令人不安的局部戰爭與政變。莫爾達瓦、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譴責俄羅斯不撤出駐軍乃是帝國主義行為,俄羅斯人則抱怨波羅的海國家的政府對待非波羅的海人的方式猶如二等公民。亞美尼亞遭到嚴重踐踏,距離分崩離析僅一步之遙,格魯吉亞深陷內戰泥潭,危如累卵。儘管美國和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都簽署了一系列歷史性協議,然而,這些前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所謂的“核斯拉夫佬”,由於摩擦所造成的軍事衝突,仍然是美國人的惡夢。

儘管如此,我仍傾向於相信曼德爾施塔姆那種絕決的樂觀主義。畢竟,本書是一部編年史,記載了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政權之一最後的歲月。我曾旅居莫斯科,親身生活在那末日之中,並踏遍這個沒落帝國的所有土地。我相信,儘管前方困難重重,但他們絕對不會走回頭路。我們不能忽視俄羅斯的發展。如果我們不願伸出援手,這將會嚴重危害俄羅斯、前蘇聯及全球安全。

想要理解蘇聯的發展及其最終解體,需要參考大量的書籍與記錄。而我們也將持續探討發生於1917年的革命事件。書寫一部蘇聯的歷史仍需時間。當我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問及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看法時,他回答:“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而當我們亟欲研究戈巴契夫統治時期的種種發展時,也必須從多個角度分析不同事件:諸如中蘇關係、蘇聯經濟發展、波羅的海地區的獨立運動,以及高加索地區、烏克蘭、中亞地區等地的興起,與推進“改革”政策的動機、極權政體的心理與社會效應。

1988年1月,我以《華盛頓郵報》記者身份前往莫斯科,從此特殊角度見證了這場革命。就像派駐在莫斯科不計其數的外國記者,我一年大約呈交給報社三、四百篇報導,而編輯們收到的稿件數量肯定更多。即便時局沸騰炙熱,戈巴契夫—薩哈羅夫—葉利欽時代所發生的諸多事件,仍然遵循著某種特定的邏輯與模式:只要政權疲態漸露,讓自己暴露在全面檢驗歷史的可能性中,激進改革就會無可避免。一個政治體系,只要膽敢暴露它過去的真實面貌與所作所為,就註定瓦解。本書的第一部將探討最關鍵的時刻——重返蘇聯的歷史——及後繼,第二部將探索蘇聯民主政體的草創時期,第三部則描述舊體制與新興政治力量之間的鬥爭。第四部則從多方角度勾勒“八月政變”——最非比尋常、改變一切的時刻——與其結果。第五部,我們將看見蘇聯共產黨如何在新生國家鼎革之時,做最後一次垂死掙扎。全書主要透過一群具代表性的男女之眼來講敘這個故事,其中有些人家喻戶曉,有些人籍籍無名。

倘若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在世,我確信她一定不會長時間地沾沾自喜,她將冷酷地批判“後極權時代”的俄羅斯政治裡,所充斥的不公與荒謬,也將警喻世人,不要期待俄羅斯人民能夠迅速轉向另一種生活方式,一舉擺脫從搖籃到墳墓的“家長制”,因為他們已然傷痕累累、孓然一身。儘管,她熱愛愛葛莎·克利斯蒂的偵探小說,也仍會警告人們小心西方垃圾文化的入侵——例如沉迷於墨西哥肥皂劇與美國運動鞋。她不會無視前方的種種艱辛,甚至苦難。但是,我相信她依舊會保持樂觀。樂觀主義是從共產主義的廢墟上帶著傷痕成長起來的信念,相信前蘇聯人民不會重返獨裁與孤立,因為他們承受了太多的歷史創痛。俄羅斯洋溢著崛起的徵兆,甚至在前蘇聯的其它地區,也孕育了許多新生代的藝術家、教師、商人甚至是政治人物。就像俄羅斯人所說,人們已經“掙脫昔日的枷鎖”。也許有一天,俄羅斯將不再需要那種我們在舊政體末日時曾見證的奇跡。只要它願意邁向前,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也許有一天,俄羅斯會讓自己變得更為“正常”,成為“雖有問題,卻無災難”的國家,成為進步與發展的源泉,而不是危機頻發之地。如果那一天到來,該是多麼令人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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