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優惠性差別待遇到才德至上

Michael Sandel《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一書以特定族群能否錄取大學之議題，討論優惠性差別待遇的內涵。支持者認為基於導正文化偏差、補償歷史錯誤、促進多元化等理由，在大學入學門檻上得對於有色族裔學生做優惠待遇；反對者則認為過去的不正義與現代無關、種族是隨機因素，無法透過努力而改變，以及優惠性差別待遇將加深種族歧視。

在台灣，通過族語認證之原住民，大學入學分數得加總分百分之三十五，一直以來都有相當的討論熱度。不論是學生間「一分耕耘，1.35倍收穫」的訕笑，亦或台大醫學系歌手神經元於歌詞中加入「想要念醫學系，你的大考分數得破表，有人乘了1.35還是沒我高」的傲氣，均顯示台灣對於原住民入學的優惠性差別待遇，與2005、2006年間Sandel於哈佛課堂上辯論的議題並無二致。

然而，Sandel於2020年出版《成功的反思》，從當時好萊塢明星Felicity Huffman為女兒花錢找槍手代考一案，進一步分析即便不考量優惠性差別待遇，高等教育入學成績的舞弊也反映出更深層的意識問題：才德至上（meritocracy）[1]的成功觀。本文將淺介Sandel如何解釋才德至上的概念，影響社會貧富階級的加深與反撲。藉此思考台灣社會是否也存在相同問題，在今日社會，是否還來的及防範可能的危機。

壹、 何謂才德至上

一、         我的勝利是我贏來的

          前述好萊塢明星Felicity Huffman找代考槍手一案，與一般詐欺案不同之處在於，Huffman的女兒自己並不知情。Huffman想讓其女兒認為自己獲得常春藤名校錄取，是因為她的資質高人一等、她比別人更努力。換言之，此處不談窮人讀不起美國私立大學、血緣優先入學制度（legacy preference）、SAT與家庭收入的密切關係，此處的關鍵是競標才德。

          Sandel指出，在不平等社會裡脫穎而出的人，往往渴望可以正大光明地表示自己的成功在道德上站得住腳，亦即成功完全是個人才能與努力的結果。在大學入學制度如此，放大至崇尚菁英統治的社會也是。加上歷史背景創造出美國夢的核心精神即為：每個人都有機會向上流動。美國人可以接受所得不平等與財富不均，因為美國夢使其相信一個人不論出身高低，都有機會由貧轉富。社會應該依據才德分配經濟報酬與職務有其道理，包括效率與公平性。此外獎勵才德還能達到激勵效果，「操之在我」的人類能動性令人振奮，並伴隨一個道德上的結論：無論我們得到什麼，都是自己應得的、成功是我自己掙來的。

二、         才德重要性的起源

能者治國的概念自古即有，例如柏拉圖的哲學家皇帝、中國《禮記‧禮運》的選賢與能，認為治國者須兼備才能與共善品德。《聖經》世界觀的兩個特點亦與才德至上相關，一為前述人的能動性，一為嚴苛看待命運不幸者。《聖經》將一切力量歸於上帝，自然環境降下的豐碩與災難、個人經歷的福禍，都來自於神的獎懲。隨宗教教派演進，新教教義雖告知信徒人為的努力（例如贖罪券）無用，一切都來自神的揀選，但信徒卻擺脫不了自己是否為神所揀選的猜測，於是教派逐漸轉向個人埋首於天職。

              信徒埋首於天職，勤工作、少消費的的工作觀使個人大量累積財富，形成資本主義，即便教義表示個人努力與神的決定無關，然人的心理上很難不做出「自己蒙受揀選是好好工作的結果」這樣的因果推理，也因此促成世俗成就將決定誰註定會得救的指標。換言之，新教促成資本主義形成，並催生了自助、人要為自己命運負責的道德觀。

時至今日，人對神的信仰減弱，對個人能動性的信心增強。才德至上一方面認定自己能憑藉自身努力獲得成功，另一方面依舊保有神學天命論的概念，亦即成功者配得成功。依馬克思‧韋伯的觀察：幸運者很少以幸運為滿足，他還想知道自己「有權」如此幸運，希望確定自己「配得」好運，而且比他人更有資格。他希望自己有權相信，不幸之人之所以不幸也是因為該當如此。

貳、 才德至上的問題

一、         技術官僚菁英治國的失敗

   承前述，能者治國理念傳承至今日民主社會，演變成為由技術官僚主導的政府組織，視公共事務的治理為技術專業，一般公民沒有能力處理。以市場經濟作為治理主軸，用以實現「共善」之目的，並由經濟學家擔任重要政策顧問。政治人物於競選時傾向以支持自己的選民貢獻更多國內生產毛額作為口號。

然而Sandel指出，技術官僚菁英統治是一套失敗的治國模式，且窄化了公民範疇。首先從結果論來看，菁英的統治並不出色，市場經濟在全球化及科技浪潮下造福的是上層階級，一般勞工的工作機會則被外包到低薪國家或由機器取代。勞工工資停滯40多年、2016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的財產，超越其他99%的資產總和、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遲未結束、2008年金融危機、基礎建設破敗與全球最高的監禁率。

美國政府開放全球化貿易的同時，並未處理加劇的貧富不均現象。政治人物不斷強調讓機會更平等，廣開高等教育大門、給予勞工技職訓練、排除種族、性別的障礙等，但顯然效果不彰。政治人物並未實現競選時的道德力量與公民理想，Sandel舉例「面對華爾街，歐巴馬成了道德啞吧」。美國人最重視向上流動的美國夢已流於空洞，政治人物於競選時雖不斷聲稱美國是充滿「機會」之地，但實際狀況是上層階級不斷鞏固並傳承自身優勢給下一代。菁英統治限縮民主辯論的可能，公共論述不再討論重大道德與公民議題，導致民眾對政治產生無力感。

二、         屈辱政治

推崇才德至上論者忽視一個重要道德情緒問題：勝者會自大，敗者會屈辱。誠如前述歷史演進，當社會地位取決於努力與才能，將使贏家太過沉醉於個人成就，人類必須認知到命運的偶然才會謙卑。才德至上衍生的菁英傲慢，才德配位的觀念於褒獎贏家的同時，也光明正大詆毀輸家，此即屈辱政治。Sandel解釋反抗屈辱屬於內心層面，結合了對贏家的不滿和對自己的無止境懷疑：有錢人之所以有錢，或許真的因為他們比窮人更行，而窮人之所以不幸，或許真的是自找的。社會學家麥可‧楊恩也有相同見解：贏家會認為自己的成功是基於自身才能、努力與不可否認的成就所應得的報償，因此會比是不如他們成功的人，未能爬到上層的人則會覺得不能怪誰，只能怪自己。心理學上也有類似概念：公正世界理論（Just-World Theory），屬於認知偏誤的一種。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某人遭遇不幸事件，必然是因為他做錯了甚麼。此類最常見的謬誤即為譴責被害人（Jerner & Simmons，1966）。

屈辱存在於美國社會的不同層面，包括高等教育學歷以及社會福利政策。菁英太過於強調大專學歷，將其視為向上流動的管道，反之不具大專學歷者則被視為輸家。歐巴馬的健保制度遭受強烈反對亦基於相同理由，反對者認為不健康的人都是咎由自取，絕大部分的疾病都可透過正確飲食、運動、戒菸、少喝酒等其他健康生活習慣而預防，而這些疾病佔用了七成的健保費用。換言之，不健康的人被視為自作自受、不夠努力，國家不應為這些人負擔健保費用。

屈辱展現於政治面，比其他政治情緒更容易被激化，引發民粹的不滿。川普本身雖然為億萬富豪，卻很懂得如何利用這份不滿。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川普拿下三分之二沒有大專學歷的白人選票，希拉蕊則獲得大專以上學歷者的全面支持，相同結果也顯現於英國脫歐公投。希拉蕊於敗選訪談中仍顯現其身為菁英的傲慢：「我拿下的選區貢獻了全美國三分之二的國內生產毛額」。至於所謂的「輸家」，即在全球化浪潮下失業或被迫學習新技能的勞動階級白人，尤其以男性居多。其習慣的社會階序被政治正確的公共論述所壓迫，亦即女性及同志權益興起、外來族裔平權。白人男性勞動者認為自己即將成為的「自己國家裡的少數」，在其工作機會減少、工作成果不被尊重形成的屈辱心理下，被排外、厭女及種族歧視的政策所激化，形成民粹的反撲。

三、         將風險從政府及企業轉移到個人身上

才德劣勢者在內在形成屈辱外，外在生活上也增加不利結果。才德至上一方面具有向上流動的機會，一方面則代表人生處境都是個人責任。自雷根、柴契爾之後的國家領導人開始於政策及演說中蘊含公民應自我負責的概念，例如「那些不是一位自身過錯而受苦的人，我們絕對要幫助他們，一個都不能放棄」、「在這個國家，只要你努力工作、願意負責，你就能做到，就能成功」等，社會只有義務幫助不是因為己身過錯而受苦的人。國家提供跨越階級的「機會」，但抓不住機會是你自己的問題。換言之，福利國家政策不再是責任緩衝，而是將責任分流至公民自身。

參、 解方

一、         「自由市場自由主義」與「福利國家自由主義」

奧地利經濟學家暨哲學家Friedrich A. Hayek主張全然的自由主義，工作職位應向所有人開放，且政府不應提供公平或補償式的機會來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因為政府不應使用強制手段干預，且該干預不切實際。Hayek認為市場交易中的價值只反映消費者願意出多少錢購買商品或服務，與才德、「某人應得什麼的道德判斷」無關。

另一方面，John Rawls則主張國家應解決個人天賦差異造成的不平等，因為道德上天賦與階級一樣偶然。Rawls認為國家不應壓制有才者，形成齊頭式平等，而是應該透過分配，使偶然造成的不幸能分享幸運者的報償。

Hayek與Rawls同樣強調才能的隨機性，反對市場結果反應才德或道德應得，二者雖於如何分配報償持相反意見，但均削弱將才德與成功畫上等號。

二、         改變高等教育招生模式

教育為創造向上流動機會的基礎，大專以上高等教育尤是。然Sandel以經濟學家Raj Chetty全面檢視大學對於促進跨代階級流動的影響為例，發現高等教育對促進社會流動的幫助少得驚人，更何況不具大專文憑的一般勞動階級。Sandel認為改變應從招生模式開始：目前已有不少大學採取階級平權措施，取消或減少血緣優先、捐贈者子女、體育特招的優惠待遇。減少對SAT的依賴，避免富人階級透過家教或補習獲得較高SAT分數的優勢。政治人物要求校方公開錄取比例、提高底層階級學生的錄取率，否則取消校方的免稅優惠。

Sandel更進一步提倡抽籤招生：除了明顯無法順利大學畢業的申請者外，其餘入學申請則透過抽籤的方式進行，亦即才德僅為「入學最低門檻」。Sandel的建議基於三個重點：現今入學競爭過於激烈，有能力畢業的學生高於招生名額；將機運納入體制內，減少學生競爭的壓力，並將有能力的學生分散至全國；入學學生不會認為自己必定是因為能力出眾而錄取，降低前述才德至上主義造成的缺陷。只建立適宜的合格門檻，對於多元性的要求則可透過重複抽籤的方式確保。

三、         提高工作尊嚴

為避免文憑成為階級流動的阻礙，Sandel認為必須提高勞動工作的尊嚴，重視技職教育。目前政府補助明顯區分大學與其他技職訓練，預算上竟相差百倍！甚至加上出社會後勞工轉業訓練的預算，大學的預算仍高出5倍。美國花在打造積極勞動市場政策預算，比獄政的預算還低。

Sandel批評美國大學對於培養學生具有道德反思能力及民主素養的效果不彰，且公共論述能力不應只是學校教育的責任。文化史學家Christopher Lasch指出十九世紀美國社會的平等不在於社會流動，而在於智慧與知識遍布於各個階級與職業。才德篩選機制將智慧與知識侷限在高等教育之內，侵害了勞動的尊嚴。勞動尊嚴下降的後果不但呈現於前述民粹的反撲，也反映在2014年至2017年美國的平均壽命百年來首度連三年下降，而死亡率的上升不是因為醫學的停滯，而是藥物濫用、自殺、酒精性肝病死亡，俗稱「絕望死」。絕望死的統計數據在有無大專學歷出現明顯差異，風險最高的是沒有大專學歷的人。

理想政策應在追求全球化及其帶來的經濟提升外，必須運用獲利補救本國勞工因全球化遭受的損失。然而現實上贏家並未補償輸家，經濟成長的成果全數流向上層，勞動階級一無所獲，還因為追求最高效益，使勞動階級失業或長期處於低薪狀態。調和消費與生產兩種身分是政治的工作，Sandel認為美國政府嚴重失職。

四、         分配正義之外：貢獻正義

單純追求國內生產毛額的社會傾向站在消費者的角度觀察，所謂對群體的共善也就以能提供消費者想要商品或服務者貢獻最大；但若站在公民立場角度觀察，共善不只是個體偏好的集合或消費者利益極大化，而是反省自己的偏好，加以提升改進。後者的理想無法僅靠經濟活動完成，而需要和其他人一起深刻思考如何造就公正良善的社會，找出值得所有群體共同追求的目標。

Sandel進一步論述，一個人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消費者，而是生產者。應該以生產者的身分發展和發揮自己的能力，提供產品或服務滿足他人的需求，進而贏得社會尊嚴、提升自我的工作尊嚴。透過對群體共善作出貢獻，贏得同胞的敬重，亦即貢獻正義。以往從薪資定義個人貢獻程度的觀點，在疫情期間終於使人開始思考超市收銀員、送貨員、居服員等勞力性質工作有多重要。Sandel認為市場導向的社會雖很難將物質成功是為應得的象徵，但至少應該開始公開討論、採取措施使人民思考什麼才是對共善的貢獻，以及市場報償機制為何無法反映這樣的貢獻。

肆、 小結

台灣社會持續爭議優惠性差別待遇之際，其實也隱藏著《成功的反思》一書中提到貧富差距、學歷至上、歧視原住民、新住民、厭女、仇視同性戀等情形，每兩年的大選期間，民粹一詞亦被各黨派支持者作為互相攻擊之詞彙。

仔細比較台灣與美國社會，相同點都是以自由市場經濟作為導向的民主社會、台灣並沒有美國源起蓄奴制度的種族議題，但原住民、移居漢人、中國及其他外國移民的融合也會發生摩擦。前述問題台灣都有一點，但程度上較不似美國嚴重。可能原因除了台灣身為海島，經濟體制本即與美國大陸不同；台灣經歷勞力市場被中國及東南亞國家取代的時間沒有美國來得久。台灣市場經濟受政府干預程度較高，展現於央行控制匯率、抑制水電油價、全民健保。台灣廣設大學，不似美國以有無大專文憑作為能否向上流動的斷裂點。透過網路的便捷性，上開排外、歧視言論更容易擴散，造成社會群體對立以及對脆弱族群的傷害不可小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散播此類言論的人與美國大多屬於尊嚴被才德至上主義剝奪的白人勞動階級不同，相反的，很多仇恨性言論出自受過頂尖大學教育的學生。

《成功的反思》書中另提到同樣競爭激烈的中國學生，與美國同樣堅信著才德至上主義，升學的拚搏讓他們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勞、有錢才是成功人士。台灣學生雖然容易取得大學學位，然延續中國科舉文官考試制度，台灣本即重視教育高於技職訓練，且前段學校、熱門科系的兢爭依舊相當激烈[2]。因此，面對原住民加分制度可能影響其進入理想科系的危機（註：原住民加分不會佔用一般生錄取名額，故這樣的認知其實立基於錯誤事實），原有地位、才德上階級的被剝奪感，或許是致使受過高等教育學生作出如同美國中低等教育民眾的發言。

女權、平權意識興起，LGBTQ族群開始為自己爭取權益，此類所謂「政治正確」議題，同時剝奪一般順性別男性於過往華人傳統父權體制下享有的優勢地位，該剝奪感即為美國白人勞動男性於工作尊嚴被剝奪後，男性地位再因此下降的結果。發生於美國的排外、厭女、仇視同志情形，一樣發生在台灣。加上台灣一向重視智能教育，甚至只重視重要學科的教育，人本、人權及品德教育從來就不是重點。#metoo風暴從西方社會延燒至台灣，明顯階級並不只是才德至上造成，人文素養的不足、權力位置的濫用也是。換言之，《成功的反思》後半段開始提到公民討論共善、道德教育等事項，應與破除才德至上迷思的行動併行。正如Sandel所稱：「當人強烈感受到命運的偶然，就會變得謙卑」。唯有當社會體制建立在尊重之上，人們理解自己所有的社會條件都可能出自偶然與機運，輔以國家調和不同階級、群體的政策，人們才能透過向上流動的機會，追求自我與建立和平共處的環境。

[1] 本書譯者賴盈滿譯註：「merit」原意是指個人所擁有值得讚賞獎勵的能力與特質，加上桑德爾在本書提到當前社會的成功者往往自認為一切都出於個人的能力（才能）與努力（德性），因此譯者選擇將meritocracy譯為才德至上、菁英制度或才德至上的菁英社會，視前後脈絡而定。

[2] 陳德倫（2020.10.19）。走入優秀和多元競爭的背光處—被頂大魔咒困住的年輕人們。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high-academic-achievement-students-psychological-distress-back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