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运动考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始，这次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1]。1979年颁布的第一部刑法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三部单行刑法条例[2]，对政治运动进行约束。改革开放标志着全国性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基本结束，从此之后新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

邓小平为起草《历史决议》确定的一个重要写作原则是：“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大概我们的党史就要根据这个调子来写了，太细恐怕也不妥当。”[3]这就是著名的“宜粗不宜细”理论，借助这个理论，很多历史细节讨论被淡化了，尤其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的前因后果以及发展过程、派系斗争都模糊化，这是不合理的。林蕴晖就对这种观点提出批评：“邓小平说‘宜粗不宜细’，是指做历史决议而言，并非泛指历史研究。一份决议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展开来叙述，它只需要对重大事件做出判断，而无需讲事情的来龙去脉、具体情节；历史研究不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谈何研究？”[4]只有对政治运动进行全面的分析，才可以理解政治运动的起因、经过、结果与影响，不管其后来定性如何，才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更好地避免发生那些“不应该出现”的政治运动，对于毛泽东时代丰富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遗产进行扬弃。

本文将会从新中国政治运动的形式、动因、扩大化和制约等多方面，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进行考察。

一、政治运动有哪些

周雪光认为运动式治理的突出特点即是暂时打断、叫停官僚体制中各就其位、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过程，意在替代、突破或整治原有的官僚体制及其常规机制，代以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调动资源、集中各方力量和注意力来完成某一特定任务[5]。从中我可以提炼出政治运动的一些特点是打断当前官僚制的正常运行，采用官僚制之外的力量进行干预，从而达成某种政治目的。新中国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数量就十分惊人，下面就是部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及其持续时间：

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2）；三反五反运动（1952）；高岗、饶漱石反党案件（1953-1955）；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1955）；肃反运动（1955-1957）；整风运动（1957）；反右运动（1957-1958）；大跃进运动（1958-1962）；四清社教运动（1963-1966）；文化大革命（1966-1976）

这仅仅是全国性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名单，具体到诸多政治运动中，在不同阶段还有不同的政治运动，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查“五一六”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批林批孔运动等等[6]。而大跃进时期也有反瞒产、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集团等等政治运动。

从上述列举的中国政治运动列表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几乎每年都处于政治运动之中。但是不同的政治运动的动因、参与者、表现形态、采取的策略，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是本文关注的地方。

二、政治运动的形态

（一）两种政治运动

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持续了多久，学术界是存在着争议的。如果不算官方于1977年和1982年分别宣布了“十一年”（1966-1977）和“十年”（1966-1976）的定义，那么还有“三年文革”说，也就是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到1969年中共九大为结束，刘国凯、陈佩华是这个观点的代表[7]，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1985》中虽以1965年底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为文革的起点，但是基本也认同“三年文革”说；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卜伟华也认为存在“广义文革”和“狭义文革”[8]，后者指的就是这三年。

为何存在“三年文革”说？卜伟华对比1966-1969和1968-1976年两端历史的时候强调：“前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暴发式的，最为混乱、无序，而后七年的动则基本上是在有序的框架内运行;前三年全面的党政领导体系基本上都经历了从被砸烂或瘫痪到重建的过程，而后七年党政领导体系始终都比较健全:前三年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是群众运动，后七年则基本恢复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模式。”[9]

换言之，文化大革命期间存在两种政治运动的模式，一种是后七年那样以党为领导，从上到下镇压敌对分子；另一种是前三年那样自下而上，由群众砸烂党政机关，自发镇压敌对分子。

（二）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

公众视野里的“十年浩劫”更多指代是自下而上的文革，也就是“狭义文革”，其中充斥着无秩序、混乱、无政府。这种自下而上的革命最具代表性是“红卫兵的红八月”：1966年8月1日以后，特别是在“八·一八”大会以后，以普通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采取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动。红卫兵在北京对“牛鬼蛇神”进行打骂、凌辱和抄家，据统计，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10]。对过去的高级官僚的打击也不少，1966年12月3日晚至4日晨，一夜之间，多位副部长以上的领导人被抓走了，抓捕他们的不是党内或者国家的监察官僚，而是四个艺术院校的红卫兵，带头的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这件事开了文革期间随意绑架高级干部的先河，开创了群众乱揪领导干部的先例。[11]和周雪光等学者对运动型治理的论述更多侧重于国家由上到下、上面分配任务下面抓捕敌人不同，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的政治运动是自下而上、由红卫兵对上级官僚抓捕夺权。

（三）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

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社会运动种是少数，绝大多数社会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由党和政府领导进行。以文革之前由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为例，四清社教运动中的模板是王光美领导的“桃园经验”，其执行者是工作队，工作队采取“扎根串连”的做法，开始了背靠背的揭发斗争，终于现了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为中心的一个“大案子”[12]，并且将其统统罢官并且进行政治斗争。上级的工作队代表着权威，对下层的政治斗争风向掌握着权威，王光美也因此可以在桃园县挖出一个“大案”，说到底还是工作队相信基层存在“阶级敌人”。刘少奇在文革后率领工作队进入高校进行反右派也是这个模式。

同理，反右派运动中，在初期基本群众的“自发批判”、反击声势造成之后，中共中央将这场批判运动引向深入，[13]在这之后，各地党政干部主导下，深挖各个部门的“右派分子”，如清华大学钱伟长在运动初期满不在乎，6月19日“还洋洋得意地在自由论坛上讲话”。于是，学校组织了各种会议对他连续发动进攻，特别是召开了两次万人批判大会，“才把他打败”。[14]

（四）两种政治运动的共性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不管是哪种政治运动，其必然受到最顶层（毛泽东）的支持才可以进行。国内外对社会运动研究经常立足于“理性人”和“非理性人”两个角度[15]，官僚和民众对两种政治运动的参与体现了理性和非理性在政治运动的作用：无论是哪一种政治运动，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认可，地方官僚几乎没有独自发动的动力，而民众畏惧官僚的威权，不敢主动造反，因此在大多数环境中都跟随着官僚组成的工作队“有序”地参与政治运动。底层冲击上层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要等到毛泽东发布《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且在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支持信。在武汉，随着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斥责，红卫兵摆脱了武汉地方官员的约束进行破四旧。[16] 哪怕是政治运动爆发后，官僚和红色组织的行为也更多是揣度毛泽东和中央官员的意思，并且借助毛泽东的名言作为自己的论据。

但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或者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的“准绳”，很难被视为理性行为。虽然王绍光试图以人不容易认识自己理性的动机解释红卫兵们为什么自述当时的非理性行为[17]，但是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认为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18]，这种行为很难说和理性有关系，政治运动参与者在毛泽东的决断之内进行理性计算和决策，这本身就是以前述非理性个人崇拜为基础。赵鼎新指出，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越差，其参加者就越有可能依据既有文化文本中的一些固定方式行事[19]，文革个人崇拜的巅峰就是在红卫兵最活跃的文革初期，旧秩序的崩坏下，松散的红卫兵组织很容易使得其中的成员产生对社会超文本（对毛泽东的崇拜）的高度认同。

三、政治运动的对象

（一）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对象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政治运动横跨30年，其动因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建国初期，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新政权和旧国民党政权、美帝国主义等外部势力的斗争，刘少奇在1949年《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的秘密报告中提出“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20]旧中国留下来的会道门组织、土匪和国民党潜伏及派遣人员相结合,结果自然也就强化了对新政权的反抗活动，华北局报告称:“匪特的反革命活动已不仅限于隐蔽的造谣、暗害、破线、破路等卑鄙行为,且已走上公开的直接的武装暴动的阶段。”[21]所以，镇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对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

（二）针对党内的政治运动

在镇压反革命分子以及西南剿匪之后，中共建立了初步的城市秩序，并且加强了国家对城市基层的控制能力。在这基础上，政治运动的有两个关注点：防止“右派分子”夺权和防止党内腐化。这两条道路也标志着政治运动的对象的不同。

防止党内腐化的对象主要是党内的官僚。毛泽东秉持“继续革命论”，他认为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防止作为先锋队的党员的自我腐化，堕落为走资派，因此需要采取持续的政治运动打击“堕落分子”。毛泽东在他的生命中介之前对未来革命的预测是：“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22]在毛泽东的哲学，尤其是矛盾论中，继续革命是必须的，只要有阶级矛盾，就会有革命。

对继续革命强调与否，不仅基于中国的情形，也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三反运动”就是毛泽东根据以刘青山和张子善为代表的贪污分子案例，注意到建国后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遂发动的政治运动；[23]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虽然和继续革命论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其爆发的前因是毛泽东担心刘少奇等党内官僚维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在城市保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农村土改后推动富农路线，会导致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因此借助高岗对刘少奇进行敲打[24]；四清社教运动的开展，则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后，观察到分田风等为了挽救危局的举措，认为毛泽东认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内普遍已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开展阶级斗争解决干部作风问题势在必行[25]；四清运动的进行并没有让毛泽东感到心里宽慰，反而刘少奇的领导让他更担心反修防修问题，并且相信党内高层中存在大量“形左实右”甚至“形右实右”（指刘少奇）的官僚，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6]出于这种认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高层走资派”统统打倒，并且提拔姚文元、张春桥、王洪文等毛泽东信任的“无产阶级战士”进入中央身居高位。

但是在防止党内堕落（和修正主义化）的过程中，不可忽略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苏联对华关系是对本国政治运动开展最重要的影响，整风运动的启动和毛泽东受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为了避免出现波匈事件这样的颠覆政府的行动，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著名学说——“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发动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27]四清运动和文革的爆发，更是毛泽东根据“苏联已经堕落成修正主义国家”的理论出发，担心中国也会在高层出现一个赫鲁晓夫，在刘少奇等人对“三面红旗”的部分质疑中，毛泽东越发相信“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正确性，[28]1964年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发出号召:“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到“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日后红卫兵将刘少奇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即是毛泽东受到苏联形势的影响对国内形势的判断。

（三）针对党外的政治运动

防止“右派分子”夺权的目标主要针对的是党外资本家、知识分子和旧官僚。其中，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前大约500多万人）的地位是最尴尬的存在。相比于“敌对阶级”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富农等，知识分子不是敌人，他们在培养“又红又专”的学生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职能，中国共产党能够比较平稳地接管城市，也和他们的用户密切相关。最关键的是，相比于资本家和旧军政官僚，他们身上没有太多的剥削属性。

但是知识分子同样也不是同志，他们被整体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29]哪怕在知识分子最高峰的知识分子会议到整风运动开展时期，知识分子也并没有真的被认同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周恩来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的观点没有被毛泽东接受；[30]毛泽东愿意让知识分子参与整风运动，也仅仅是是出于他对形势的乐观估计以及对他本人和共产党领导权威的十足自信，知识分子的自由和民主都是有限度的：对共产党的领导绝对不容挑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决不能有丝毫的背离。[31]所以当知识分子提出一系列激进的观点（例如罗隆基等人建议设置党外机构监督党的运行），毛泽东就认为党外的“右派”开始反攻，因此将整风运动转为“引蛇出洞”，决心对右派进行坚决的打击，最终55万知识分子沦为“右派”，在文革后平反过程中，他们中99%以上都是无辜的。

（四）政治运动的本质

两条道路的存在，本质是毛泽东时代敌我识别和政治分层的结果。卡尔施密特认为识别敌我是政治存在的基础，无独有偶，毛泽东也提出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2]政治分层就是一种识别敌我的体现，从朋友到敌人，每个人距离朋友的距离和自己所处的政治位置高度呈现负相关。政治运动也是识别敌我，所有政治运动的失败者最终都会被扣上右派、走资派、帝国主义走狗等敌人的帽子，这些人成为了“敌人”，“敌人”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划分和重组。在文革前，每当“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趋于沸点时，毛泽东都会予以一定的降温，在不断追求“纯化”的大前提下，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每隔若干年，都会小幅舒缓一下由极端强调阶级出身问题而造成的社会紧张，从而避免走向完全的极端主义。[33]这种划分敌我的政治运动热潮最终在文革期间走向巅峰，也走向终结。文革促进对立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走向合作，使得过去以阶级划分敌我的政治运动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敌我划分。

（五）政治运动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针对不同对象的政治运动也导致政治运动对国家的影响不同。全民政治运动的范畴一般高于单一针对党内或者针对党外的政治运动，例如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就远超过去的各类运动。相比于知识分子而言，对全体党员干部的政治运动影响和波及范围更大，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为55万知识分子戴帽，而在庐山会议后的党内反右运动错误打击干部和群众的规模，超过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六百多万人，几乎是反右运动的10倍以上。[34]

不同范围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反映在经济上就是经济增长的不同。虽然在一五计划期间也爆发胡风、高饶、肃反等政治运动，但是因为对象主要是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影响范围较小，加上苏联的援助，因此一五计划时期中国GDP年均增长11.3%，实际工资总共增长30%左右（直到1980年才重新达到这个水准）；1963-1965年虽然伴随着社教运动，但是GDP依然年均增长15.5%，实际工资增长23.1%[35]，这也是因为第一线的官僚们，如刘少奇和邓小平，关心的是农村恢复健康发展，这样，由共产党谨慎地控制社教运动就是防止运动失控的关键[36]，也推动了大跃进后恢复期的经济发展。但是，大跃进和文革的政治运动席卷全社会的时候，国民经济就难免受到冲击：1959-1962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实际工资连年下降，1961-1962年甚至不如1952年；1966-1971年国内实际工资也因为文革“天下大乱”而持续下降。[37]

四、政治运动的直接动因

一般认为政治运动的爆发和社会矛盾有直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强调生产关系如果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也会同时加强，革命就不遥远了；涂尔干视角下，社会与政治运动也和社会变迁引发的失范密切相关，人们对新社会的不适应产生怨恨或者新的意识形态激发了社会矛盾，从而推动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发生[38]。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运动爆发原因也与此相关。

（一）政治身份的矛盾

政治分层产生的矛盾政治运动的发源，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起源。在毛泽东时代，官僚、知识分子各自拥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具有政治身份上的优越性，但是在政府运行的过程中依然需要借助后者参与计划经济决策和教育。安舟认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矛盾——后者管着前者，又不得不依靠前者，是整风和反右运动爆发的原因。[39]

严密的政治分层本身就是政治运动爆发和扩大的温床，1958年后，在全民范围内，重视“阶级出身”的意识已完全扎根，它体现在城市和农村的一切领域，刺激各地创造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经验。1962年随着毛泽东越发重视反修防修和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在实践中已完全倒向“唯成分论”[40]，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现大规模“唯出身论”的原因。在政治运动中，政治地位低下的人更容易遭遇批斗，例如毛泽东在直接打击“高层走资派”之前，首先对文艺界进行批判，并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文艺界贯彻毛泽东的意志，结果导致55名知名作家遭受批判，并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对高层走资派的批判，结果民主人士、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接连挨整。

大规模文化大革命开始于中等和高等学校，教育则是文革之前各个行业中政治出身最复杂、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在高校教师中，出身不好的教员占据绝大多数，1970年清华大学教员中，出身剥削阶级和中间阶级的老师和助教占据全校教员的80%，其中60%的正副教授出身于剥削阶级。[41]王绍光就指出，在医院、科研所和文化机构，由于那里很大一批职工是知识分子，所以“资产阶级权威”和“孝子贤孙”就成为主要的斗争目标，正像在学校里那样。在那些单位里，通常有很大比例的人员受到批判。[42]文革初期的学生运动就是“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根据调查文革中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学者王友琴的不完全统计，在她调查的76所中小学校中，每所学校都出现过打老师的情况，不少学校甚至闹过人命[43]，这些学校横跨北京、南京、广州、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有普通高中，也有女子中学或者外国语学校，也有不完全统计，1966年8月间北京市中学中遭打致死、自杀的教师、被记录姓名的有61人之多。

学生内部也因为政治出身的格局而产生了矛盾、出现斗争的潜在可能。在学校学生的出身中，除了占据全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红五类”以外，白领和专业人士在学生中人口比例非常高，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虽然人数很少，依然占据一定的数量。表1是根据安舟和王绍光所统计的北京和武汉等地方中高等学校学生出身（60年代初期）和全国城乡居民出身比例（90年代）。所有学生的出身被分为“好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家庭）、“差出身”（资本家、富农、地主）以及“其他出身/中等出身”（白领或者独立专业人士）。由表1可以看出，虽然经过国家有意的“过滤”，差出身的学生在初高中比例很低，但是占全国总人口只有4.5%的中等出身的学生的比例很高；相比于初中而言，高中和大学更看重“唯才是举”，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会将文化资本比较少的贫下中农学生过滤除去。因此在高中和大学中，中等出身和差出身的学生比例比初中高不少，在总数上经常可以压倒出身较好的学生。在表1中，只有武汉中等学校初中部的学生中，好出身的学生数量高于其他两类的总和。

表1：60年代中国部分中高等院校学生成分比例和90年代全国成分比例

资料来源：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第73页；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43、45页。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数据采用安舟列举的学生的估计。

因此，当文革爆发，全国党政机关瘫痪后，出身好的学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对差出身的学生和教员进行批斗；而差出身和普通出身的学生也会参与造反派，对出身更好的保守派组织进行攻击。由于在中等高等学校中，出身好的学生并不占有压倒性优势，所以各方都相信自己能够在斗争中压倒另一派获得完全的胜利，他们都有参与政治运动的动机。

哪怕是无产阶级中，也存在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在1962年后紧张的政治环境下，中间分子要不被迫推向积极分子，要不就成为落后分子，这加剧了工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在文革前“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的冲突比任何时期都更严重和普遍”。[44]此类矛盾在文革期间爆发成工厂内的冲突——落后分子经常加入造反派，对抗积极分子组成的保守派。

童小溪认为，文革爆发前夕中国社会的矛盾，正是表现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战斗性、警惕性日益强烈，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却缺少民主的、公开的方式和渠道，两方面之间严重不可调和而最终矛盾爆发。[45]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前者体现在“唯出身论”的日益强大，社会观念日益两极分化；后者体现在社会边缘分子没有发声和沟通的空间，出身好的人和出身不好的人并没有调和双方矛盾的泄压阀，所以当文革爆发后，社会矛盾很快就激化，并且走向极端。事实上，除了1957年整风运动等少数情况以外，政治身份不好的人并没有向上谈判的资格，这也使得社会矛盾缓慢地堆叠，直到文革前加速，在文革时期大爆发。

（二）经济和收入的矛盾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问题也是政治运动的起源。高华指出，毛泽东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分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份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分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46]赎买政策让那些政治地位低下的资本家可以长期获得丰沛的收入，高级知识精英待遇也相当不错，这和工人的薪水没有可比性：高教和科研人员前12级月薪都高于62元，最高可达345元（13级也有52元）[47]，而毛泽东时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年薪正常在600元左右，最高位661元（1964年）[48]，换言之高教前十二级知识分子的工资都高于工人平均工资。

与此同时，官僚工资相比于工人工资也高不少，行政27-25级（办事员和乡镇长）工资和工人差不多，但是16级（科长县长）就超过工人工资的最高值，10级及以上官员还享有特供和各类生活保障。[49]下表是根据李唯一的《中国工资制度》的数据，列出的60年代沈阳干部、高教教员、中小学教员、工业工人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工资进行比较：

表2：60年代沈阳干部和各行业从业人员工资序列比较

资料来源：李唯一《中国工资制度》第86-89，95，146-148页。其中干部工资选取的是沈阳（六类工资区）第27-15级工资；“中小学”第8-10级括号中是不同于中学教员的小学工资（11-12级工资只有中学教员才有）；干部、服务业和教员的工资的顺序改为递增，和工人工资顺序保持一致

在高收入、低地位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和高收入、高地位之外的人（尤其是落后分子），很可能像格尔说的那样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社会能提供的价值总量（即价值能力）未变，但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因为资本家和官僚），就会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50]从而在合适的时机加入政治运动。文革对对出身比较好的干部们的冲击十分惊人：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革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51]这些干部被批斗恐怕很难说和出身有关，除开那些被明确点名的干部，其他干部被批斗相当多的原因恐怕是民众对其待遇的不满。

除了工人和知识分子、官僚的收入差异，工人之间的收入也有差异。在计划经济时代，大量的工厂为了降低成本，雇佣临时工和合同工，在改革开放的前夕的1977年，国有企业在国家计划外招工的总人数占计划内招工总人数的13.5%。[52]这些劳动者的工资比正式工低，而且哪怕是走正规渠道的合同工，他们工资不仅更低，而且需要将一部分工资交给他们所属的村合作社或者公社。[53]相比于正式工来说，合同工和临时工渴望转正，但是这在计划经济常态下几乎不存在，那么当常态被打破，他们的经济诉求就可以得到表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合同工和临时工转正的呼声没有停歇过。1966年“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成立，在他们的压力下，12月8日，全国总工会经李富春批准，向合同工、临时工表示：支持他们造反；同意在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报国务院。[54]在体力劳动造反者的压力下，国务院在1971年11月30日发布了《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根据这个文件，临时工和轮转工可以经过民主评议、领导批准转为正式工，当时一共有900多万这类工人[55]，1971和1972两年间，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被转了正。

除了合同工和正式工的经济矛盾，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职工的工资差异也让一些工人加入造反的行列。1984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83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国企）和集体企业职员年薪分别为865元和698元，国企职工工资明显高于集体企业职工。在文革期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不仅仅是提出经济要求，而且开始擅自进行改革。有些人把小企业合并为大企业，并宣布他们是“国有企业”，然后，他们就给自己发放与国有企业正式工一样的工资和福利。还有其他集体所有企业的自发改革来提高职工工资。据说，在一个拥有58名职工的小工厂里，其中51人的工资提高了22.5%。除努力提高月工资以外，许多集体企业的工人以各种藉口用企业积累下的资金为自己牟利，而按照国家规定，这些公积金只能用于再投资。[56]正式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衡、且工资增长缓慢（而且几乎不可能超越国企职工）是正式工人参与政治运动的动机。

五、政治运动发起的结构性因素

政治运动的爆发除了社会矛盾作为参与者的参与动机，也需要相关的结构性因素为这些人提供支撑。尤其是在科层制等级有序、规章制度为本、即事主义等鲜明特点，以及组织成员即官员的教育、专业化训练、在组织中的职业生涯，以及由此产生的循规行为和文牍主义现象下，[57]官僚主动发动和领导政治运动的欲望并不强烈。因此需要一定的结构性因素和科层制的循规蹈矩进行对抗。

（一）运动型治理的传统

运动型治理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孔飞力在《叫魂》中讲述的乾隆皇帝为了抓捕“叫魂”者，叫停京城官僚的日常运行，迫使他们专注于这一案件之上，就是运动型治理的经典案件。如上文所述，运动型治理特点是叫停日常官僚制的运行，由上级直接下达命令进行政治动员。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直就有运动型治理的政治运动，通过毛泽东和中央其他官员的一声令下，各地官员停止日常的行动，对党内外的“敌人”进行识别和抓捕。高饶事件爆发后，对东北局“高岗集团”成员的清查就是由罗瑞卿亲自参与监督，在东北高干会议上强迫张明远、张秀山等人做检讨，并且给他们扣上“参与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58]

（二）革命式列宁党的传统

和封建王朝的运动治理不同，新中国的政治运动还包含革命党的特点：直接和群众进行接触，这在封建王朝是很难想象的。一方面，在明清时期存在着“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官僚制停留在县一级，对底层老百姓只能依靠大量的非正式组织，例如保甲和里甲，这些组织一般是由地方德高望重的名人担任，对地方负有一定的保护职能，因此很难像新中国时期，在基层发动各类政治运动。杜赞奇将这些人或者组织概括为“保护型经纪”，他们是为了完成某些义务(否则要由吏役等营利型经纪来完成)，或有效地与国家政权及其代理人打交道，数个村庄自愿或由同家政权指令结成一些集体组织，这些组织往往承担起经纪的角色，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营利，而是要保护社区利益。[59]

相反，作为革命党的列宁党，其关心于将自己的力量直接延伸到基层，对基层进行直接的动员。黄道炫分析苏区政权的时候指出，苏区组织的严密体系：党、政府、群众组织，环环相扣，层层相连，整个动员过程有宣传、有组织、有监督、有领导，堪称天衣无缝，因此比国民党更容易进行宣传和发动民力。[60]在解放战争的时候，这种强大的动员方式成为土地改革的基础，李里峰认为中共组织和动员能力的获得，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政治运作中的种种“权力技术”[61]，但是倘若没有深入基层的革命党体制，又如何实行这种“权力技术”呢？

在革命党体制下，政治运动又可以根据对现存官僚体系的改变与否（以及和群众的关系），分为两类：第一类政治运动（下记为类型I）并不改变官僚体系的结构，虽然暂停官僚制当前的运行，但是其目的是为了治理官僚体系之外的群众和党外分子，这类政治运动可以认为是运动型治理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就是代表，镇反运动不改变国家在城市和农村的组织——这一运动本身就是公安等部门领导的，而是集中力量镇压党外的反革命分子。镇反运动时期，上海市军管会及其市政府于1951年4月27日晚组织了由军队、警察、干部和工人、学生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约3.6万人,于午夜之后在全上海进行了突击搜捕，抓捕8000人。[62]这种动员模式中，党的领导人相信，群众中存在很多坏分子，群众没法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这些人，必须在党和积极分子的领导下予以肃清，通过这些政治运动可以实现对人民的教育。毛泽东在镇反运动期间就强调：“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63]

另一类政治运动（下记为类型II）的发起则是停止官僚制的正常运行，由上级直接派工作组或者工作队进驻相关官僚机构，发动群众对官僚制进行批斗，批斗对象不限于党内官僚，也包括知识分子和资本家。这一种运动型治理和发动群众结合的类型，主要针对党内的官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代表，延安整风运动的高潮“抢救”运动，就大力发动群众运动，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的潮流，造成群众的压力与群众的清查运动”，最终“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即可清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64]

土地改革时期的贫农团也是发动群众的政治运动样板。老区、半老区整党期间，出于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怀疑和整顿，工作队也大多采用撇开原有组织、直接访贫问苦的方式组建贫农团，由贫农团接管权力。[65]贫农团的制定需要工作队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才可以发动，可以对基层的土改运动进行直接的干涉，打击基层的贪污腐败或者分田不均问题。

建国后，这种停止科层制的运行、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政治运动模式得到继承和发展。在五反运动中，各地派出检查队，发动工人、店员等雇员揪斗资本家，从而搜集资本家违法乱纪的证据。例如1952年3月28日中南橡胶厂经理庄怡生、厂长颜希渊就被揪到群众大会上批斗，并被罚低头长跪一小时之久。大可颜料厂副理盛稼后身体虚弱，且有吐血旧疾,工人由晚上7点直斗到夜里11点,盛支撑不住昏死过去:被弄醒后接着斗还是检查队怕出问题,才宣布让他回去“反省”。[66]在四清运动中，各地也派出工作队下到各个基层组织中进行夺权，对基层干部进行揪斗，号召群众揭发干部的罪行。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工作队的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代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67]

当毛泽东越来越相信修正主义出现在中央高层后，他对上面两种由上到下领导的政治运动是否能真正产生强烈的不信任，于是放弃自上到下的运动治理，而是在文革初期仅仅采用发动群众的模式，虽然取消了地方官僚的权威，但是并没有另外派出工作队取而代之，而是相信民众识别敌我和自行组织起来的能力，他在1966年7月全面文革尚未发起的时候给江青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并且相信“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68]。郭德宏用《“文革”的预演》作为题目来介绍四清运动，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没有真的抓住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运动的本质。表3是根据上文总结的四种政治运动的发动结构及其代表案例。

表3 不同政治运动的发动结构

（三）意识形态合法性

政治运动的发动必然离不开合法性。迈克尔·曼把社会权力合法性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四种。其中，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发动政治运动有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合法性两种合法性作为支撑。

赵鼎新指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核心是对于某种价值观或者信仰的遵从，韦伯的三种权力合法性中传统和个人魅力（卡里斯玛）都是特殊形式的价值观和信仰，它们都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特殊表现。[69]意识形态合法性对中国政治运动发起的作用在于，一方面，毛泽东是超凡领袖，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洗礼，以及延安整风运动后确立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全国人民对他十分推崇，哪怕是刘少奇、周恩来这些党内高层官员，都一直在尝试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对毛泽东的观点也是支持和顺从为主，民间就更不用多说；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抱有强烈的共产主义理想，渴望一步快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又对“修正主义”十分敏感，所以对各类以“建设共产主义”和“反修防修”的政治云的以主动地迎合或者被动地接受。

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之下，哪怕比较理性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因为全体人民官员狂热的政治运动参与热情而不敢说话，产生“沉默螺旋”效应。大跃进期间，有一次薛暮桥和宋劭文去见陈云，希望陈云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70]像陈云这样的理性者都畏惧意识形态狂热而不敢进谏，在大跃进后调整时期，刘少奇与邓小平在协力推动的一些有违毛泽东偏好的政策与倡议，在毛诉诸“阶级斗争”并仗其权威下，虽然立即中止，但已经引毛疑心。刘、邓为了止息毛的怀疑，尽量依循毛的主张，[71]就算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也不敢违逆毛泽东的态度。

（四）军事权力合法性

军事权力合法性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依靠。毛泽东早在革命战争期间就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并且在1945-1946年和国民党进行的和平谈判中，对部队改编问题寸步不让，拒绝让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国家化被国民党调遣[72]。同样，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军队是真正的后盾，“党指挥军”和军队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让毛泽东可以使用军队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军事权力合法性最主要的体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1月全国性的夺权风暴，使各地党政权力架构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去填补地方党政机构坍塌而形成的权力真空，承担稳定全国局势的重任，尤其是在1967年后迟迟无法看到“从大乱到大治”的局面后，毛泽东愈发依赖军人干预武斗来稳定政权。

1967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随后毛泽东提出了“三支两军”任务，让军队支持“真正的”左派造反派（支左）的同时，对政府部门进行军管。根据军管对象的不同情况，军管的形式大致分为三种：一为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二为建立军管小组，三为派出军代表。

随着文革的深入，军队几乎接管了各级政权组织、社会团体和重要企业事业单位，这是在原有党政权力架构处于坍塌状态之下采取的一种措施。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67年3月至5月间，由中央批准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有8个，占总数的28%。1967年，国务院共有正部（委）级机构48个，除国防部为虚设，公安部、文化部未实行军管外，实行军管的部（委）共45个。[73]

文革期间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得到大大提高。1969年“九大”产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军人11人，占52.4%，其中林彪势力占主导地位；在九届中央委员（170人）和中央候补委员（109人）中，军人占49%，接近一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也绝大多数是“支左”的军队干部。[74]因此，苏联塔斯社攻击文革期间中国为“军事官僚专政”，也所言非虚。这一现象直到“九一三”后，毛泽东拔除林彪军事集团的成员、让过去官僚干部复起才得以缓解。

（五）政治运动和例外状态

卡尔施密特提出的“例外状态”。施密特强调宪法中存在政治决断，这些政治决断是构成宪法的实质。在某些时候，政治上的妥协可以延迟决断的发生。但是随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假妥协的肥皂泡迟早要破灭，根本问题上的决断回避不了。如果政治会议不能包含关于一国人民政治存在方式等实质性问题的决断，人们就可能在制宪会议之外以暴力或和平的方式做出实质性的决断。而主导决断的，正是主权者，主权者可以悬置宪法，在没有法律的约束下擅权进行决断来维护宪法。

在新中国，能主导决断的主权者到底是谁呢？实际上，毛泽东借助“枪杆子里出政权”已经回答这个问题——掌握军事权力合法性的人可以主导决断。无论是中国“党指挥军”还是西方“军队国家化”，本身就是当政者希望通过掌握暴力机器，直接进行决断。中国的政治运动何尝不是一种政治决断？对掌握军事权力的毛泽东而言，对局势的判断决定他是否需要悬置宪法，采用政治运动进行治理乃至决断。施米特认为，德国宪政的前提是德国人民作为统一体的存在，但是，这种统一体已受到多元主义等多种因素的破坏，因此他支持希特勒上台对民族统一体进行整合；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认为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的存在也破坏了无产阶级中国人民的统一性，因此悬置宪法，让全国进入例外状态、采用政治手段镇压走资派，也是合理的行为。

六、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及限制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政治运动几乎都存在扩大化和过激化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对这些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进行全面的甄别平反，以反右倾为例，被划为右派的55万知识分子中，只有3000人维持右派的原判，99.99%的人都被重新判决为非右派[75]。而早到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被枪毙的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因为高饶事件被牵连的潘汉年、杨帆，甚至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被批斗的王实味都被平反。如此巨大的政治运动扩大化，一方面有其原因，但是也有对其限制的措施。

（一）政治运动扩大化的结构性因素

在民间的叙述中，毛泽东经常被视为秦始皇式滥杀无数的暴君，从而将政治运动的扩大和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因素。这并不是正确的，毛泽东固然在文革前错判了局势，认为修正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上层，但是他并不是暴君，他对政治运动的控制也没有后人相信的强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政治运动扩大化式主要的原因。

无论是任何政治运动，上层得到下层实际情况从而进行决策，以及上级的决策如何及时到达基层从而指导基层执行政治运动，首先面临信息获取和传达的问题。工作组和科层制两种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各有各自在信息上的问题：工作组可以直接对准国家高层进行信息传递，减少了中间过程中出现信息失真的可能性，但是工作组和本地关系并不紧密，很容易在中央指导下错判形势，高估各地的政治运动对象的数量，最终产生了政治运动扩大化；科层制参与和主导的政治运动，相比于工作组来说，更能扎根基层获得具体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在向上传达的过程中要经过多级政府，很容易失真，同样为决策产生误导。当下级报告各地打出越来越多的敌人的时候，尤其是地方出现“政治运动锦标赛”，很多地方将扩大化的成果报给中央，北京就很可能错判形势，认为还有大量隐藏的敌人需要被挖出来，所以督促指标还不够的地方加紧抓人。

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就曾经根据各地的反革命人数的比较，督促一些镇反人数比较少的地区增加镇反人数，例如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注意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反革命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他认为人口密度更高的河南处决3000人、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杀了2911人的情况和湘西比明显杀人不够多，因此认为其他几个省（尤其是新解放区）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要大杀几批。[76]

毛泽东未必不清楚这个问题。为了实现对政治运动的直接领导，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抛弃了科层制和工作组，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大量的红卫兵，试图通过直接见面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个人魅力，从而加强他对政治运动的控制力，而让底层红卫兵不受到官僚的左右。但是，能够得到接见的红卫兵相比于全国绝大多数人是少数，根据逄先知、金冲及编撰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在1966年8月到11月八次接见了1100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其中红卫兵900万人不到[77]，占1966年年末总人口（74542万人）的1.47%，每67.7人中就有一个接受过毛泽东的接见。不过，要考虑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不平衡性：北京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比外地更容易见到毛泽东，一个红卫兵也可以多次见到毛泽东，实际接受过接见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数量是要小于1100万。工人造反派的大规模出现要等到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表达对工人参与文革的支持：“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78]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在此之前，在文革中席卷全国的工人造反派并没有得到接见，实际上，在工人造反的时代，中央对地方文革的信息来源，除了各地没有被打倒的官僚，就是各地的大型红色组织派代表前往北京进行汇报，例如广西“联指”和“四·二二”两派代表均于1967年6月1日在北京被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听取两派的意见。[79]群众组织上京产生的信息扭曲程度实际上和文革前的工作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就算红卫兵可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也很难对每一个见过的红卫兵提供详细的指示，红卫兵和造反派得到的“最高指示”也很难给他们提供实际有效的指导。毛泽东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80]“要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81]但是谁是走资派，哪些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毛泽东没有明说，他将分辨敌我的职责交给地方：“那里有武斗，必然有后台，让他多表演一下，越表演越孤立，使群众看得更清楚，群众孤立他，就好办了”[82]，被人民孤立的就是坏人。但是各地干部都在翘首以望毛泽东对走资派的判断，毛泽东既然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党政机关又在文革中瘫痪，地方政治运动缺少具体的权威，大部分红卫兵和造反派只能根据自己的看法对“最高指示”进行解释和行动，“最高指示”的含义模糊性又给予了红卫兵自主解释的空间。[83]因此文化大革命很快就脱离了毛泽东的预期和掌控。

1967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强调“打、罚跪、挂牌、戴高帽不好，这样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破坏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84]但是就在张春桥传达毛泽东的意图后，1967年11月贵州组织对抗依然继续，8月份被“8·18兵团”踏平的“4·11兵团”又在贵阳重组，和“8·18”展开分散地下斗争[85]；1967年12月16日广西革委会筹备小组和广西军区遵从毛泽东的指示，要求自治区各个组织停止武斗、不准抢夺武器、不准随便打人杀人，但是这之后各地乱杀人的情况依然时常发生，以致广西造反派“四·二二”一些成员组成“反屠杀控诉团”，要求军区制止保守派“联指”对他们的攻击和武斗。[86]可见，就算最高指示传达到地方，也很难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得到贯彻。

反过来说，地方官员对中央扩大化的决策也是执行为主。岩井茂树分析当代中国的地方财政危机和农村的摊派问题时指出，在集权体制下，只要能够优先保证上级权力机构的利益，那么，对于地方上的“非法”、“不合理”的摊派便予以纵容。[87]同理，对于各级政治运动参与官员来说，对上的负责的心态让他们只需要完成上级摊派的政治任务，至于此类任务是否符合地区真实情况、进行政治运动的对象是否真的符合要求，他们并不在乎。既然政治任务无法完成可能受到惩罚，扩大化却不会怎么样，他们当然不会很谨慎地开展政治运动，尤其是上级对地方施加压力的时候，地方政治运动锦标赛就无可避免。

三反运动期间，受到毛泽东对抓“大老虎”的激励，华北局严令各地委及省属市委必须“做出打虎的具体计划,有必成数,有期成数,根据情况发展,还应追加数字”。以此来作为评定各部门领导人对“三反”斗争是否努力的标准；四清运动也[88]免不了这种地方上的政治运动锦标赛，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各省省委相信，本省内干部和单位职工走资派和堕落分子的比例极高，陶铸总结认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可能打不住！广东的40%可能比较接近实际。[89]因此，各地的工作队以“接近一半的单位不在手中”为准绳，对各地政权进行“夺权”，不顾实际地折磨地方干部以迫使“四不清”的干部供述自己的罪行，哪怕是子虚乌有也不在乎，瑞金县四个大队185名干部中，有50%以上被非法斗争，18位大队级别的干部中有60%被非法斗争，非法斗争包括游街、体罚、罚跪、软禁甚至是酷刑到逼死人。[90]

地方过激化和中央错判形势之间呈现相互促进，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运动指标锦标赛，并且导致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过激化。

（二）政治运动扩大化的约束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政治运动扩大化几乎是必然出现的情况，但是在没有直观详细标准识别敌我的情况下，政治运动并没有走向彻底地无序，而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被上级叫停。限制政治运动扩大化主要有两个因素：首先是政治运动指标的使用（即数字化管理），其次是绩效合法性的约束。

在1950年发动的镇反中，毛泽东采取了一种战争式的思维，运用数字管理的方式镇压反对势力。毛泽东认为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0.5‰，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1‰，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应超过1.5‰。[91]有人认为按照指标进行政治运动是毛泽东的个人发明[92]，是苏联没有教授的内容。

我认为这种指标化管理可以从近世中国的财政中找到灵感。岩井茂树对明清财政分析中提炼出“财政原额主义”，强调在明清时期，以土地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中国，会尽量确保自己的税收处于定额[93]。明代自1430年后每年的田赋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94]；清代自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其财政收入保持4000万两白银不变。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其财政原额主义的目的是维持财政收入和政府运行的同时，尽可能实现赋税征收的可控，减少老百姓的负担，因此，清朝在很长时间农民负担要低于北宋以及之前的王朝。从财政原额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确定指标来控制政治运动的发展的传统，我怀疑毛泽东制定指标也和这一传统逻辑一脉相承。

划定指标进行政治运动并不只有镇反运动。在土地改革期间，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对乡村阶级结构的基本论断是：农村地主、富农约占8%，因此对土地改革的斗争理论上需要划分8%的地主富农作为斗争对象；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向中南和华东军区指示：“各大军区和你们清出的老虎都太少。像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军区系统估计至少有大老虎二百个以上,华东中南可能更多,千万不要让他们溜走了。望各大军区提出一个大老虎的估计数字告我为盼(中央一级估计至少可以打出七十只大老虎)”[95]；社教运动纲领《后十条》中，包含了“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基础”[96]；“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指标甚至影响到文革，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突出贡献的23安装工程公司（最先叫103公司），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牛棚”里关的人越来越多。军代表在群众专政大会上讲：“有人说，抓的人太多了。多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团结两个95%，剩下两个5%，加起来，就是10%。我们要按10%的比例抓！”[97]由此可见，按照指标进行政治运动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非常常见。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数字化管理既可以促进运动，也可以限制运动，是一个控制运动进度的“阀门”。虽然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按照指标进行的政治运动通常会超过实际情况，例如陕西关中地区地主极其稀少，渭南专区13个县第一期土改区内地主和富农只占总人数4.28%，而且实际占有土地也远小于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断的70%-80%。[98]另外，就算存在指标的指导，各地政治运动也很容易因为前述机制过激化，例如在土地改革期间，据冀南区总结，复查中受伤害的中农一般占到了被斗户的40%以上，实际土改过程中工作队很容易将生活稍好或有轻微剥削的中农划成了地主、富农。[99]

但是，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指标的约束，那么在斗争过程中，到底会涉及多少人就是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山东省在镇反时期就意识到在土改和镇反过程中被杀人犯又接近了总人口数的0.5%，接近了毛泽东的指标，故省委早就认为“这个数目已经到了不能再高的限度”，因此停止镇反杀人。[100]如果实际政治运动的数目接近甚至超过指标，中央和各地政府应该会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加以约束。

绩效合法性也是制约政治运动及其扩大化的一环。中国自古就有绩效合法性的束缚，“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民生是皇权是否稳固的关键，这本质是封建王朝的绩效合法性，对古代皇帝肆意妄为的行为进行约束。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种绩效的压力依然存在，上海五反运动的结束，就是上海当局意识到这一运动继续下去会对上海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害，华东局代理书记谭震林对中央建议：“目前资本家普遍表现惶惶不安,对退补的负担很重,对今后如何经营无所适从”“上海的成品积压,除堆满了公私仓库外,尚有不少物品在露天搭棚存放,输入的棉花只好放在船上。农产品价格下跌,已影响了农民春耕资本:工业品价格下跌,已打击了再生产力”，因此要采取适当的手段安抚资本家，“必须与规定合理的利润相结合,不能把资本家当骡马骑,使他们无利可图,否则就无人愿意做资本家。”[101]中共中央对此表示赞同意见，并且强调发动资本家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至于失业”“这样变动,(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102]

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立后，形成了一批主管经济的官员，例如李富春、陈云等人，他们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主导对经济发展的计划。在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虽然毛泽东倡导反修防修，但是他们依然在夹缝中对经济进行恢复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政治运动的扩大化。1965年在宣传指导四清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的时候，彭真在多个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各地贯彻《二十三条》，他在演讲中对生产问题做出指导：生产极为重要,生产搞不好,别的工作都搞好也不行。生产搞不好,还有什么大好形势!生产千万耽误不得,生产耽误了,什么政权也好,都要完蛋的，不完蛋也要完蛋一半。[103]

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又怎么可能不明白经济发展的道理？在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注意到农村出现粮食紧张的问题，虽然他将其归结为“反瞒产”导致，但是也认识到农村“共产风”对农民生活水平和劳动积极性的遏制：“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104]在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开始二次整顿人民公社，并降低钢铁指标，一定程度上进行纠“左”，直到庐山会议的召开，才导致“左”的错误卷土重来。

哪怕在文革期间，1966年8月8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一条例作为《五一六通知》的补充，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条条框框的说明。在这个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革命生产两不误。”[105]10月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执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明确要求将“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106]。1975年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召开期间提出了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身患重病，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二把手的邓小平被启用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经济进行全面整顿。[107]只不过对于毛泽东来说，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清理的情况下，经济建设才显得很有必要，采取“错误的”路线发展经济，如走资产阶级路线是决不允许的，这是毛泽东的底线。所以，当刘少奇、邓小平发展经济的措施不触及“三面红旗”或者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是允许他们实践的，反之，就算是分田到户这种农民们都支持的经济政策都会被毛泽东否决。

绩效合法性约束了毛泽东和中共官僚们发动和继续政治运动的能力，减轻其扩大化的程度。

结语

毛泽东时代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政治运动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决议》本身，需要结合各类原始资料和前人的研究，考究其细节，弄清楚其中的前因后果，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思考，尤其需要结合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政治运动进行研究。

毛泽东时代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共同特点是打断当前科层制的正常运行,采取外部强制力量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这些运动包括自上而下的领导型政治运动和自下而上的下层发起型政治运动,但无论哪种类型,都需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才能发动。这些政治运动的作用对象不同,其对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

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爆发,与当时政治分层产生的政治出身和经济不平衡矛盾密切相关。由于缺乏适当的泄压机制,这些矛盾无法得到有效化解,最终引发了一次次政治风暴。此外,运动型治理、革命党传统和意识形态、军事合法性等因素也为政治运动的发动提供了支撑。

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又受到组织内部信息传递和"锦标赛"竞争的驱动,同时又受到指标化管理和绩效合法性的约束。因此,政治运动的规模和强度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

总的来说,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反映了当时专制政治体制下的弊端。透彻认识这一历史,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推动中国长期健康发展。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https://www.gov.cn/test/2008-06/23/content_1024934_4.htm

[2]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诞生 https://www.ycqfw.gov.cn/html/2021/xzgs_0727/19653.html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4、244页。

[4] 林蕴晖：重读“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41519

[5]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25页。

[6] 对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叙述可以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或者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

[7] 童小溪：《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眾的文化大革命史》，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8] 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六卷 「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 (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x-xx页。

[9]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794页

[10]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9页

[11] 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年，第154-155页

[12] 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五卷 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09-310页

[13] 萧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44-745页。

[14]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39页

[15] 赵鼎新：《政治与社会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16] 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 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9年，第69-70页

[17] 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254-255页

[18] 如柯庆施所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19] 赵鼎新：《政治与社会运动讲义》，第225-226页

[20] 建国前夕刘少奇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思考 https://news.cctv.com/china/20071217/100307_1.shtml

[21]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

[22]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

[23]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第267页

[24] 林蘊暉：《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1-43页

[25]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26] 萧冬连：《求索中国》，第786页

[27]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第460页

[28]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第26页

[29] 高華：《身分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香港：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年，第31页

[30]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第54页

[31]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第300页

[32] 据说施密特受到过毛泽东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和施米特不知道彼此

[33] 高華：《身分和差異》，第59页

[34] 林蘊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四卷 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20页

[3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21、460页

[36] 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2年，第335页

[37]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60页

[38] 赵鼎新：《政治与社会运动讲义》，第75页

[39] 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40] 高華：《身分和差異》，第46页

[41] 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第71页

[42] 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64页

[43]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二十一世紀》30 (1995): 33-48

[44] 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34页

[45] 童小溪：《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眾的文化大革命史》，第105页

[46] 高華：《身分和差異》，第37页

[47] 李唯一：《中国工资制度》，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第147页

[48]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59页

[49]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第456-457页

[50] 赵鼎新：《政治与社会运动讲义》，第80-81页

[5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页。

[52] Zhou Yixing. (1987). Urbanization Problems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19(3–4), 42

[53] 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42页

[5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54-155页。

[55] 李志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典 : 1949年10月-1987年1月》，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1页

[56] 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157-158页

[57]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第56页

[58]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21-323页

[59]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33页

[60] 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5页

[61] 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考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页

[62]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1-332页

[63] 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951年5月1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41页

[64] 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385页

[65] 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第210-211页

[66]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48、157

[67]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第244页

[68]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73页

[69] 赵鼎新：《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第33-34页

[70]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71] 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 1956-196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31页

[72]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4页

[73] 余汝信：《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21年，第8-9页

[74] 楊繼繩：《天地翻覆》，第75页

[75] 蕭冬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十卷 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76] 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1951年1月1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6-37页。

[77] 1966年毛泽东究竟检阅了多少红卫兵？https://news.sina.com.cn/o/2008-01-06/142213206688s.shtml

[78]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79]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编：《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80]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1967年8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1968年

[81] 毛泽东：《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走资派打倒》（1967年8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82] 毛泽东：《关于武斗的指示》（1967年8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83] 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250-251页

[84] 毛泽东：《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一、视察沿途讲话主要精神》（1967年10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85] 邓振新：《贵州风云：地方文革民间实录》，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年

[86]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编：《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年，第61页

[87] 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87页

[88] 《华北局关于各省市地委一律做出打虎计划、结束三反须经过批准的紧急指示》（1952年1月26日），载《建设》第142期，1952年2月2日，第4页。

[89] 《杨尚昆日记》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63页

[90]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第246页

[91]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第191页

[92] 左慈：《試析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的處決比例問題》，《二十一世紀》178 (2020): 55-69。

[93] 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第41页

[94]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95] 毛泽东:《关于全军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然后整编的电报》（1952年1月2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78页。

[96] 原本制定的指标为团结90%，后来周恩来改为95%，见錢庠理：《歷史的變局》，第299页

[97] 于峰华：《我亲历的清理阶级队伍》，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

[98] 渭南市档案馆：土地改革档案，96卷，第21—22页。

[99] 《冀南区土改总结(草案)》(1949年7月1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25-1-144-9

[100] 山东分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坚决贯彻中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决定》,1951年6月，山东省档案馆藏A001/01/0045/001

[101] 《谭震林同志对五反的几点建议》,1952年5月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98/179-183

[102] 《中共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1952年5月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98/176)。

[103]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第286-287页

[104]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5-75页

[105] 楊繼繩：《天地翻覆》，第228-230页

[106] 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966年10月、1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41页

[10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13-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