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主社会主义与安那其主义的关系”一文的讨论与批评

文/艾森斯坦

排版/薯条Fries

（本文为非专业水平，建议与批评以个人经验和知识进行，仅供参考，并非正式文章）

文章作者所引用的《世界哲学史》第七部分第一章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的影响的总结，我感到认同，在这种类型的国有制的官僚体系下，工人们没有民主管理的权力，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并非工人们，而是国家，亦或是国家委派的工厂代表。使其工厂生产与工人自己关系较弱。脱离了劳动者本身，使劳动者变得无助。但问题也同时在于并非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例如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亦或者过去的其他的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或多或少的意识到国家官僚机器及其国有制的问题。

第二段所说的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共识，其实对于共同点的说法实在是无力的，如果以信任人民作为标准，实际上完全可以有很多其他意识形态的联系。而如果仅有这一个共同点，显然差别非常的多。作者应当加强这方面的论证。不过对我而言，现代解释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的共识就是分权和经济民主，以及左翼无政府主义部分派系上和部分民主社会主义者经济主张相同的分散化计划经济。不过这不是必然的。

第三段中作者把他自己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解代入到了整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上，这样的思维投射到群体实际上是错误的。对于这种广义意识形态来讲，不应该将自己的主张代表所有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其实其他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不能将自己理解成为全体的理解。 第三段中谈到：

但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并非与安那其主义者没有分歧，他们在对待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的方法上拥有着不同的立场。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宪政民主，他们认为应当将资本主义的问题搬到台面上来，将它提上议程。他们认为如果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革命强行建立起来，一是会使资本家被强硬的政策压的不明不白，二是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到底有什么问题依旧是不清不楚的，这最终会使资产阶级思想卷土重来。有些威权社会主义者可能反驳说可以在强行建立社会主义后再进行教育，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可是因为要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在短时间之内反扑，必须要对人民进行思想的高压管控。想要通过进行全民的通识教育（人文、逻辑思考与批判性思维）使人民能正确思考的方法，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这会导致国家抛弃言论自由原则而失去掉政治上的纠错能力。言论自由最大的功能从来就不是自由本身。另外，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讲，除了选举权之外，人民的权力就体现在言论自由上。

我们可以先思考这样一个逻辑问题，当社会主义制度通过革命建立起来，是在何种情况，何种条件，何种政治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建立？

这种情况更多的时候是多数人民对资本家的政策压迫的忍无可忍，多数人民也知晓现政权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建立。如果说有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通过革命强行建立起来，却又不存在任何类型人民的支持，这显然是例子少数的。（军队中的底层也可以算作大众的一员。）

其实可以说的是，威权社会主义者更多的人其实是支持革命期间进行加强教育(虽然并非通识教育），而其实关于社会主义前和社会主义后教育，其实算是个人观点不同的差异，并非威权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内容。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中部分威权的人也认同的在列宁的《我们运动中的迫切任务》中写到：“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党”。

特别是革命期间的例子就有类似的政治委员。亦或者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者们在革命中学习到各种经验，也并非全部不能认识到资产阶级的问题。或许有的国家可以仅仅依靠军队的支持就成为统治者，但并不适用于更多社会主义革命。且进行教育本来就可以在革命前和革命后和革命时都这么做，不因将其作为一种选择上的矛盾。

不过如果仅仅认为民众普遍接受通识教育就能够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话显得条件过于局限，在禁止枪支所有权或是严格控制民兵组织的国家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更何况现实政治中不同派系也在进行着自己的行动，也使全民通识教育其实并不会在资本主义危机到来前完成，更何况期望接受过通识教育的民众能反抗资本家呢？

第四段中作者引用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其著作《论自由》中对言论自由原则的探讨：

权威企图压制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当然欲压制它的那些人不承认它的正确性，但他们绝不可能永远不错。他们无权为全人类决断是非，也无权排除所有其他人的判断方式。因为他们确定一个意见是错误的，就拒绝听取，这就是把他们的确定性等同于绝对的确定性了。任何禁止自由讨论都是认定了自己绝对无误。或许基于这一普遍理由，且并不因为普通就算不上好的一个理由，就可以让这种做法服其罪错。不幸的是，以人类的自知之明而言，他们远没有把自己易错的事实，像理论上一直可以的那样运用到实际判断中去。

对于我而言，言论自由是一种重要的存在，我不认为有存在可以为全人类决断是非，其他的意识形态未必是错的，但也是需要检验的。如果把某些人的权威变成一种不可侵犯的，且也是一种被赋予的特殊的文化权力。就成为了一种绝对的确定性。

第五段中的内容对于要联合无政府主义者方面来讲，是一个不友好的内容，实际上拉小了联合的可能性。

对于论证科层制政府存在的必要性的方面来讲，又显得有问题。“在短期内最容易生存的制度从来就不是民主制度或者社会主义制度，极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反而在很多种情况下能比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更好，更有竞争力。”并没有论证下文的“所以若没有一个科层制的政府来保障宪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执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维持是没有保障的。”的观点。且也是不具备说服力的。应该是论证为什么选择科层制，而不是将极权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好，更有竞争力将其作为支持科层制政府的论据。若是如此，为什么还要选择民主和社会主义，又为什么不选择极权和资本主义呢？

第六段中，作者认为“革命并未真正的将问题搬到台面上来，最终依然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甚至很有可能会使国家因为丢掉了言论自由原则而失去了政治上的自我纠错能力。”实际上，革命是问题的反映，而容易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革命后所建立的制度。可能部分左派会存在革命的军事组织制度任然保持在革命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想法，社会主义制度若是没有设立监督和控制削减这种组织的权力，则会有条件使资本主义进行复辟，不过这种过程少会在制度的前期在部分人中感受出来。

我对“革命则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对立”的观点持有怀疑态度，这并非是革命所特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更何况其导致的对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呢？如果把此当做“仇恨与暴力的恶循环”，也确有一部分说对了，这是无产阶级对资本家的仇恨，这是对长期或短期被压榨的愤恨，是人民大众的心声，这种痛苦使他们更倾向对他们的压迫者们施以暴力。难道就要让人民大众进行无条件的容忍吗？亦或是等到多数都接受通识教育，忍受到更遥远时候？就如作者所说“把问题搬到台面上来”，反而是单一的施行通识教育并没有揭露其深刻的阶级矛盾，没有把问题搬到台面上来。也没有包含其社会主义的要素。

如果是在人民普遍接受了通识教育后，才将问题放在台面上进行不断地论证，则明显甚至比革命显得更加困难实现，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延缓到来。如果否定了革命手段却又打算让人民作为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主力，让社会主义真正稳固的建立起来。这种制度上的转变是否属于一种类型的“政治革命”呢？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识教育，让人民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主力有多难？

显然作者没有去更加多的了解这种困难，在现今教育体系仍然掌握在那些当权者手中，使“人民普遍接受了通识教育”是显得多么困难，这种通识教育被普遍接受后人民不一定去批判资本主义，通识教育也和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没有直接关联，这更像是一种执念。在资本主义者控制教育体制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大多数人接受通识教育就可以起身反抗？如果将教育体制施行通识教育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标志，那么这种制度是否已经掌握在人民大众手中？已经可以进行一种“和平革命”？

如果作者是打算把此当做唯一的一种策略的话，我觉得是过于缓和，漫长且无力的。

如果作者仍然保持其他方法上的思考，不将其作为唯一策略。那么这种可以作为一种方案结合到革命运动中来，类似提高觉悟（Consciousness raising）的策略。

在最后一段中，作者强调了和无政府主义联合的可能性，否决了与威权社会主义者进行妥协的可能性。历史中的教训被不同人的吸收程度是不同的，我们一直在根据意识形态去选择联合的群体，这种个体的性格特点不同被忽略了。我认为不能基于意识形态的去探讨联合的可能性，而可以进行情感和价值的链接。（这样的形式或许仅限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否决了和威权社会主义联合的可能性，或许会在未来的政治活动中为自己的行动埋下隐患。其实因为各国的威权社会主义者群体力量程度不同，更需要去调整协调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且我个人认为作者文章中写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并不会说服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文中的联系论证实在是小的，甚至在其革命的部分还论证了和无政府主义的“相反联系”。如果是想提倡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我觉得这个文章的说法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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