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关于爷爷的往事

前几天去跑步，看到一路上焚化的纸灰，心中疑惑，清明已过去一个多月，怎么还有人在路边烧纸，又想起几天前，爷爷去世，心中多少有些凄凉。

爷爷今年八十六，能吃，能睡，能走，喜欢散步，一散步，常常走很远。

有一年，春天，他一个人背着背箩到田里割草，半路上坡，滑，一不留神，连人带箩滚到一条沟边，压倒坡上一大片飞机草（荷草）。腰上没力，起不来，他就一直躺在那儿，大中午的，山里太阳很辣，没有一个人，身边是若隐若现的水声。

他腿脚不好，做过手术，换了块骨头。年轻时，当过兵，在普洱。那时他大概二十三四岁，正是肚子里长牙的年纪，家里太穷，亲爹后妈不管，上到四年级，就辍学回家，一个人躲在一个土洞里烧炭，然后卖。据说，每顿就吃一点萝卜菜，一点包谷饭。后来他很喜欢吃肉，尤其是肥肉，他管这叫大白菜，一大锅肉，他和奶奶两顿就给开了，饭后一碗厚厚的油汤下肚，他说，喝了夜里不起夜，好睡。

估计是实在受不了了，囚首垢面而当了兵，走过很多地方，经了很多事，常在火盆边，晚饭闲坐时，讲他年轻当兵的事：

“国民党残匪啊，跑克缅甸，缅甸人打不赢。唛唛，那chai啊”。他吸了一口烟。“到那儿，高粱袋吃完了，人家各个就说了，打哪样战呐，一样都不得吃，就不是头晚上到早上十点钟，一个班围着，拢把火，拿个小漱嘴缸，砍一截芭蕉杆来煮煮，盐都不有（biu）得，就那个吃淡呢，芭蕉太老，嚼不动，吃了十几日，残匪撵跑掉了，不有拿完，团长发电报给中央，说几天几天不有得饭吃了，兵跑不动了，走不动了，毛主席就发个电报给缅甸。唛，快得很，早上发电报，晚上大米就拨下来，缅甸那个米就仿蚂蚁蛋，大颗大颗呢，那个炊事员啊，左煮一锅不够吃，右煮一锅也不够吃，吃不饱啊，后面没得法了，赶紧赶紧煮，电话又来了，残匪又跑到哪点哪点了，炊事员背着行军锅，走到哪点，就在哪点煮了吃。”

这些是我从他录音里，整理的原话，几乎一字未改。

“那会儿，普洱还叫思茅，你奶奶从昆明坐火车思茅找我，三日两头黑（三天两夜），回去就坐飞机回去。”爷爷说，那是奶奶第一次坐飞机，花了他半年的工资。

打完战，回思茅，爷爷打算退伍，领导让他回昆明，读军官学校，出来就是军官，他说，首长，我文化低，没法啊。我说，没文化可以学呀。他说，等学出来么，过时了。一当上排长，半年写一个总结，全年写一个总结，你咋个写？彼时的他，已经当到警卫班班长。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爷爷的世界很平常。爷爷老老实实地做回了农民。栽秧，卷起裤脚，下了水，大热天，光着脚板在田梗上走，割草，扶犁，拉牛。四五十岁时，他能一个人走一天。去隔壁县城看姑姑，几十公里抬腿就走，挎个帆布包，一双胶底鞋，从天不亮，就走到中午，到了，说几句话，坐坐。姑姑给他煮了几个鸡蛋，揣着就往回赶。还有一年，他牵一头黄牛，和父亲去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镇上卖，换了一台打谷机，一百多斤，父子俩硬是从集上走着山路，扛回了家，这台打谷机，我见过，平时就放在堂屋二楼上，我经常去楼上踩着玩，听着它转起来呼呼作响的声音，我眼前似乎有稻田，有风，夏天的感觉近了。

我很小就跟他相处，他很喜欢我，经常去田埂上给我找地瓜吃，就是那种地石榴，红红的，有点像缩小几十倍的无花果，我还记得，是个下雨天，他洗干净了，装在一个大瓷碗里，他吃了一个，告诉我，剩下都是你的。他的裤脚，一只高，一只低，腿上还糊着半干的泥。

那几年，我们家还有好几亩水田，我经常在天黑后和父亲去田里放水，守着，浸一夜，第二天，就架起牛，父亲扶犁，爷爷牵牛，光着脚板，卷着裤脚，在放满水的田里来来回回，犁完，还要用耙疏一遍土块杂草，牛拉着耙，父亲站在耙上，水更混了，蓝天晃动起来。然后就是插秧，秧苗一捆一捆的用稻草捆好，从另一块秧苗的田背来，一把一把地丢到刚犁的田里，荡起一圈一圈互相叠加的波纹，有时溅人一脸泥，但大家好像都很高兴，我很小，我就站在田埂边看，有时也会跳到田里，胡乱插一气。

可能是常年泡水里，风湿缠身，也可能走的太多，磨损过狠，爷爷晚年，腿一直叫疼，从七十岁疼到八十岁。每次一疼，就说，我要走了，下面喊我了。奶奶说，你去嘛，——下面叫你么，你就去嘛。半夜里消停了，奶奶说，肚子饿了，他爬起来，到楼下厨房拢起火热饭，我睡在隔壁，半梦半醒中，总是能闻到一股马尾松松针在灶里燃烧的烟味儿混合着的锅里炒菜的香味儿。

他很喜欢喝酒，即使在在床上疼得死去活来，还是会在半夜起来偷喝一口，医生告诉他，能活多久，全看你喝多久，喝多越多，走的越快。他不管，还是喝，说，这辈子，衣禄吃完了，就可以走了。

他在酒缸里放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段时间是橄榄，一段时间是酸木瓜，还有几次是花椒树上的寄生草，另外还有拐枣、李子、梅子，臭屁虫。酒完了，就砸嚒咂嚒味儿，有一次，他给了我两颗橄榄，让我尝尝，嚼完后，我去割草，跟楞一跤，栽倒在麦田里。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喝酒”。

爷爷爱喝寡酒，就是不吃什么菜的那种喝法，早上起来，不出意外的话，第一件事一定是走到厨房，像喝水一样喝几口，睡前，再喝几口。

他还有一个毛病，爱吃冷菜。半夜肚子饿，起来，用开水泡饭，就着冷菜，一大碗就送下去了，这让他的胃不是很好，经常胃疼，拉肚子。疫情期间，他病过一阵，同时肚子里难过，半夜嚷嚷着上厕所，但腿蹲不下去，没法上茅房，我把桶给他放在天井，他还是拉在了身上，我给他擦，他避过头，像是对我说，也像是对他自己说，“人老了，脏啊，脏啊，憎人呐。”

七十八岁那年，有人给他算了一次命。我记的很清楚，在隔壁村一个人家的堂屋里，那人喝了一口水，突然浑身颤抖，往上翻着白眼，面目狰狞，下神了，‘下神’这词不是我造的，是他们的术语，具体是哪位哪位菩萨我忘了，说了啥话我也忘了，只记得神送走了，那人赶紧上楼摇签，天花板上蹭蹭往下掉土，你知道吗，我们那里很多房子楼梯、楼板都是用木板做的，人走着，咚咚咚的响。

上上签，她翻了一阵书，说，能活八十三。我掰掰手，算了算，还有五年。

可事实是，他一口气活到了八十六，多活了三年。他喜欢喝牛奶，每天能喝两盒，喜欢喝酒，一年到头能喝整整一大缸，他时有病痛，但稀里糊涂地挺过了疫情，他也喜欢抽烟，抽一会儿，掐了，抽一会儿，掐了，经常一根烟能抽一天。他晚年脚下不力，走的慢，经常绕着村子散步，大雨天，核桃掉了一地，他会去捡，还滑过一跤，一双腿摔的血糊里拉的，给人看的心惊肉跳。不过，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在晒太阳，吃完饭，就到床上蜷着，一天要睡多少次，估计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怕打针，经常疼得受不了，才由大伯一个人开着摩托车，用绳子绑在身上，就像背小孩，送到卫生所，吊一天药水。我守着他打过几次，他不说什么话，很安静，安安稳稳地睡一下午。

八十四岁时，他耳朵听不见了，话少了，没人知道他是哪一天“背”的，别人说什么都要凑到他耳边，大点声，看电视，听收音机，他会把声音调到最大，大的路上的人都觉得刺耳。他有什么需要做的事，都自己动手，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他做饭很好吃，我上初中，他最爱做韭菜炒鸡蛋，暑假，我们摘一天花椒回来，累的手里眼里嘴里都是麻的，他会做花椒叶炒蛋，炒核桃花，然后煮一锅肉，他吃肥的，我们挑瘦的，大肥肉放嘴里，一口油，他喝一口酒，砸一下嘴巴。农忙时，大伯家搬完包谷，堆在院里，他会一个人，搬一个小板凳，去帮着撕。我们回家，他会一个人拄着棍子，爬坡，走到村头小卖部买上一堆零食，说，吃嘛，吃，他自己也撕开一包，慢慢的嚼。我没见过他抱怨过什么，也没说后悔做了什么事，他信命，他曾和我说过，命里只要带着的，该有的都会有。

有关他的事，我能记的并不多，我参与了他二十六年的人生，但只记得寥寥的几个瞬间。

之前，我曾偷偷录过一些爷爷的声音，是他和奶奶坐在天井里的闲聊，我给他拍过照片，但做遗照那天，我去翻手机相册，却找不出一张，我尝试去写他，想和他好好聊过往，却因各种琐事一次又一次耽搁了，最后他耳朵在某一天突然背了，话少了，一个人常常坐在风里，自顾自地烤太阳，再到突然离世，我才发现，我好像什么也没做。

爷爷是在睡梦中走的，走的很安然，嘴微张，手握拳，这是他睡觉的习惯，没有太痛苦，也没留下什么话，听村里人说，去世前一天的早上，还看到他搬了小马扎，在门外晒太阳，精神头很好，早上，照例起床后，要喝一口酒，吃一包头痛粉（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有病没病都吃一包），下午，没吃晚饭，早早地跑去睡了，夜里，他有了明显的不适，奶奶隔一会儿去看一眼，弥留之际，她去拉了拉他的手，还热着，之后再去看，已没了气息。

我们帮他擦洗了身子，换上衣服，在他躺着的木板下，点了长明灯，守灵，熬夜，隔一会儿，上几柱香，烧几张纸，父亲从怀里掏来一包烟，抽出一根，给他点上，说，爹，您抽烟。

我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甚至在他被送进火化炉前，我还用手摸了摸他的脸，冰冰的，没有任何恐怖的印象。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感觉躺在那里的，是另一个我，我分明感觉到，有人在触摸我的脸。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我哭了。

以前爷爷奶奶的棺材摆在厨房隔壁，没人在家，门被风吹开了，露出红彤彤的一角，我看到会被一跳。那时候经常做梦，梦到过好几次爷爷奶奶去世的情景，这次家里凌晨打电话来，我还睡着，听到我爸接电话，迷迷糊糊中，仍然感觉是在做梦。

厨房的大缸里，还有爷爷没喝完的半缸酒，这缸酒是清明前一天，姑爹给他拉来的，他只喝了一半，酒提还放在缸沿上，打开，酒上飘着几粒花椒，这是他几天前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