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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特龙：贫穷与不安是底层男孩们具体可感的现实
2023年6月27日，一名法国警察在巴黎郊外的楠泰尔开枪打一位17岁、拥有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血统的穆斯林少年Nahel.M，并就“开枪”这一举动提供了与推特影像不符的说辞，点燃了移民及其后代为主的底层居民的愤怒情绪。这一事件被视为法国执法机构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歧视的象征，并最终演化为全国性的暴力示威活动。在随后的抗议活动中，年轻人点燃汽车、建筑物、垃圾桶、投掷烟雾弹，并与警察发生了持续的激烈冲突，大批抗议者被捕，同时，不少店铺也遭到破坏和劫掠。自枪杀事件发生以来，已有数千人遭到逮捕或在冲突中受伤，直至7月中旬，这场大规模持续性危机才逐渐平息。在事件中，不同立场的媒体分别以“暴乱”（émeute)或“起义”（révolte）进行称呼，大量暴力影像的传播以及围绕着它们争吵似乎稀释了对于事件发生背景及其动力的讨论与关注，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眼光放回底层街区，了解那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何以至于此？
事件余温尚在的当下，结绳志即将刊出一系列关于此次法国暴力抗议事件的译文，通过媒体与法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对话，来揭示暴力事件背后的社会不平等、移民政策、警权等长期存在的问题。既上期对学者杜贝关于隔都化和郊区青年的访谈后，本期刊出《世界报》（Le Monde）对法国第八大学社会学家特龙（Fabien Truong）关于底层街区的剥夺感、性别社会化与暴力的采访。未来我们还将刊出：“无休止的猜疑对底层街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重若千钧”——《世界报》访谈巴黎第八大学荣休教授让-弗朗索瓦·莱（Jean-François Laé）
“我们需要政策来回应街区居民对平等的渴望”——《新观察家》杂志访谈法国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塔尔平（Julien Talpin）
“一支反共和主义的警察队伍？”——《分析·观点·批判》杂志访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人类学家法桑（Didier Fassin）
敬请期待！
原标题 / 底层街区里的贫穷和不安全感是一种具体的的现实，因此他们的愤怒是政治性的（《世界报》Le Monde）
原文链接 / https://goo.su/sugoD
原文发布时间 / 2023年6月30日
翻译 / 吴樾
编辑 / 安孟竹
问：您对Nahel M.被警察杀死，并且之后在法国各大城市郊区爆发的骚乱有什么看法？
特龙：他们是Nahel的同龄人，他们用一种密切而暴力的手段行动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被杀的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每个人都在心里说：“这也有可能是我”。与警察发生负面而激烈的争执是这些街区每个青年无法忘记的记忆。在自家楼下反复遭遇令人不适的身份检查让他们感到羞辱，对他们造成压力，并在长期作用下产生深刻的怨恨。他们感到自己即使出现在自家楼下也是不正当的，也是需要解释和证明的。这种嫌疑逻辑几乎是形而上的，也是存在主义的。这些年轻人感到自己被拦下检查身份只是因为自己“是什么”，而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这些经历在生活中会留下长久的痕迹。在田野调查当中，我了解到这些创伤能深到什么程度：即使到了三十岁以后，对警察的恐惧仍然十分强烈。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是痛苦的，而“共和”的承诺也并未兑现。这无疑能够部分解释底层住宅群居民在政治上的不满以及对代表权力者的不信任。
问：这些街区是叠加了很多不平等，但也有违法和不文明行为……
特龙：是的，这是一些集中了贫穷和随之而生的社会暴力的地方，但如果一个年轻人逃离警察或拒绝服从警察指令，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心里有鬼。2005年，Zyed Benna和Bouna Traoré在Clichy-sous-Bois 市（塞纳-圣德尼省）逃离警察拦检时于一座电站内触电身亡，他们当时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他们的死也引起了持续好几个夜晚的无休止愤怒。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大多数情况下，警察本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青少年，就像17岁的Nahel一样。这个尺度非常重要，因为在干预当中要意识到他首先是一个青少年，然后才是一个违法嫌疑人，这是最基本的。这些必须要能归纳为某种执法姿态，因为它常常需要警察能够表现出教育能力，尤其是在使对方尊重法制和在代表权威的时候。这个年龄的人正试图在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而他们却在对抗当中进行了自我建构。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警察而言接受关于此类关系的训练至关重要，它将有助于避免荒谬的事态升级，而这种事态本身其实是完全可以沟通解决的。
问：为什么这些愤怒主要由男孩表达出来？
特龙：在底层街区中，女孩占据的公共空间比较少。由于社会文化原因，她们往往都活动在公寓内部或家庭范围内，或是一些像多媒体图书馆、文化中心或协会社团中心这样的场所。跟那些在晚上出门表达愤怒的男孩相比，她们在学业上成绩更好，在学校怨气也更少。底层住宅区里警察和年轻人你追我赶，这基本上是男性专属的事务。此外，从喜好和行为方式上而言，警察和街区青年之间实际上是同源的，并且相互存在着镜像效应，他们之间有时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接近。一部分警察追求同样的男性气概，比如迷恋赛车。当这些警察在大排量摩托车上做出后轮骑行动作的时候，他们可以和他们正在追赶的街区青年感到同样的兴奋和刺激。
问：您如何看待这些骚乱青少年父母的反应？
特龙：总体而言，父母们会说：“我们谴责，但我们理解。”他们对那些直接影响到自己的损坏表示遗憾，比如学校、幼儿园或公交候车亭的损坏，但他们同时也切身体会到二十五年来一切都没有改变。所有的父母都清楚自己的儿子、邻居或亲戚都有可能成为警察不当拦检的受害者。这些成年人并不反对警察，也不反对国家，他们的态度恰恰相反。他们表达出生活在安全空间中的强烈愿望。他们同时还有一种强烈愿望，想要一种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警察，一种懂得如何将违法者和普通人区别对待的、具有附近性的警察。但这就要求警察要细致入微地了解整个街区，还要在相互信任的氛围下与地方教育者保持对话。警察必须要维持一种公共服务的性质。
必须要说，大多数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的居民都会离开这些备受歧视的街区。但他们都曾经亲自目睹、知晓或经历过与警察的糟糕关系。更不必说这些不平等的体验一直是强烈、尖锐和具体的。比如在巴黎政治学院里进行的左右翼辩论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只不过是一种修辞训练，但在底层街区里的贫穷和不安全感则是一种具体的、可感知的、敏感的现实。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愤怒是政治性的，因为这种愤怒体现了一种关于剥夺感和不公平的共同经验。
问：我们要如何走出这场危机？
特龙：关键之一是建立一支更加贴近底层群众的警察队伍，他们要能够通过精准的行动和区分具体情况的压制来树立权威。但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整个社会的改革。警察们其实也清楚这一点，他们也经常提起他们所面对的这种社会和道德苦难造成的后果。他们对不平等的存在也有着强烈的意识，但他们并不对这些不平等负责。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所有警察都放进同一个种族主义的筐里也是不公平的，何况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自己就出身于这些底层街区。
受访者简介
Fabien Truong，社会学家，巴黎第八大学教授。 从2005年骚乱到2015年的恐怖袭击，他曾跟踪研究自己在塞纳-圣德尼省（93省）带过的二十几位中学生的学业和人生经历（《法国青年》Jeunesses françaises, La Découverte, 2015, 2022）。他的其他著作还有《头巾和男人》 (Des capuches et des hommes，Buchet-Chastel, 2013) 和《激进忠诚》(Loyautés radicales，La Découverte, 2017)。
译者
吴樾，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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