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丨我在波斯尼亚长大，眼下见证了德国的错误

我在波斯尼亚长大，眼下见证了德国的错误

Lana Bastašić

搬到柏林生活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顺路去“绊脚石”项目( Stolpersteine ) 那里，阅读有关犹太人被从家中掳走并送到集中营的故事。

在我去地铁路上的一栋建筑里，曾有十六人被掳走。但露西的石头令我毛骨悚然。她的石头是一栋巨大建筑前的单独一块，一只小的“绊脚石”。关于露西，我们只知道，她在六十一岁那年被掳走。这令我想到了住在那栋楼里的其他人，他们可能目睹了当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在做什么？只是视而不见？

我的家人来自克罗地亚，作为非克罗地亚人，我们在一九九零年代初的民族主义狂热氛围中离开了那个国家。对那段时期的狂热，已故克罗地亚裔作家杜布拉芙卡·乌格雷希奇（Dubravka Ugrešić）在其作品中的描述是，为“纯净的克罗地亚空气”而战。

自一九四零年代初，我们就在克罗地亚遭到迫害：十一岁时，我爷爷设法活着离开了亚塞诺瓦茨（Jasenovac）集中营。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北部，我们找到了自我。在那里，受害者是不同的。我们的波斯尼亚邻居与我们的唯一区别是他们的穆斯林名字，几乎每一家塞尔维亚媒体都公开诋毁他们。那些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我们也去的学校，说着和我们一样的语言，但被描绘成了非人类，成了在我们睡觉时会杀死我们的圣战分子，成了会拔掉我们的牙齿、强奸我们的女人的动物。我六岁时听过所有这些故事。我在学字母表之前就知道圣战者（mujahideen ）这个词了。

在班加卢卡（Banja Luka），当地一座十六世纪的清真寺被夷为平地。我的一些同学一夜之间就离开了，第二天上课时，没有人提起他们。一些人将他们的名字改成了基督教化的变体，但每天都遭到霸凌。八岁时，我学会了如何区分我们和他们。某个老师不再是老师，成了塞尔维亚人。某个同学不再是同学，成了穆斯林。某个医生不再是医生，成了克罗地亚人。

为什么要在《代顿和平协议》签署二十八年后说到波斯尼亚？事实上，种族清洗之后，没有和平这回事的。今天的波斯尼亚仍严重分裂。人们不能就如何称呼他们讲的语言达成一致意见。战犯受到各方尊崇。波斯尼亚的人才流失每年都在增加。饱受心灵创伤的儿童成了饱受心灵创伤的成年人，无法找到工作或获得体面的医保。

我写过一部小说，灵感来自我在班加卢卡的记忆，这部小说被翻译成包括德语在内的多种语言，我因之获得了一个德国文化项目的资助。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德国旅行，谈论我的书，谈论波斯尼亚今天仍在应对的失能状况。在每个地方，我都遇到了感同身受的听众，他们渴望阅读那些故事，传播那些文字，提供帮助。我是受指派的波斯尼亚女孩。在一些文学活动现场，我给坐在那里的安逸欧洲白人讲述有关种族清洗的往事时，他们难以置信地摇头。每当某个波斯尼亚周年纪念日或其他纪念活动的新闻弹出时，他们都会说，这种事不要再有了。

但不要再有是一个无力的措辞。世界会遗忘，正如它已遗忘了波斯尼亚那样。不要没有被磨损和抛弃，再有则不断以更大的数目和更暗黑的故事回归。

中东最强大的军队在其世界上最强大盟友的帮助下，正对加沙地带进行地毯式轰炸；那里已因占领和长达十六年的非法封锁而陷入贫困，多达百分之四十七的人口是儿童。超过四千六百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更多的人因没有停火而面临死亡，因为他们无法摆脱轰炸，或者无法获得水、食物和电力。以色列军方声称，目前正在升级的攻势是一场“反恐战争”; 联合国专家表示，这相当于集体惩罚。

这些都是事实。但在德国，哪怕是提到“巴勒斯坦”这个词，你就可能遭到反犹主义的指控。任何为这场冲突提供背景解说和分享有关历史背景的事实的尝试，都被视为是对哈马斯恐怖主义的粗暴正名。

不只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遭到警方阻止或破坏，柏林教育届参议员 Katharina Günther-Wünsch 还给一些学校发出一封电子邮件，其中称：

“任何示威性行为或意见表达，假如可以被理解为（粗体为本文作者标出）赞成对以色列的攻击，或支持哈马斯或真主党之类实施攻击的那些恐怖组织，都意味着对当前局势下学校和平的威胁，并且是被禁止的。”

除禁止与哈马斯有关的标识外，学校现在还可以自由禁止“未达刑事责任限度的标识、手势和意见的表达”，包括头巾、巴勒斯坦国旗和“解放巴勒斯坦”张贴物和徽章。

对杀害加沙平民的反对意见的扼杀甚至延伸到犹太人那里。一名犹太人以色列女性在柏林广场举起一只呼吁停止暴力的标语牌，几秒钟内，德国警察就上前将她带上一辆警车。她后来获释。任何人只要表示了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都被自动怀疑是在心照不宣地同情哈马斯。

法兰克福书展取消了为巴勒斯坦小说家阿达尼亚·希布利（Adania Shibli）的《小细节》（Minor Detail）举行的颁奖仪式。柏林的高尔基剧院取消了原定于十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奥地利-以色列剧作家耶尔·罗南（Yael Ronen）的剧作《形势》（The Situation）的演出。一本收录了三十四位流亡阿拉伯诗人作品的诗集的编辑说，相关活动已经被柏林诗歌之家（Berlin Haus für Poesie）取消了。 

善意的人们建议我说，发表这一观点可能导致我被排除在文学性活动和节日之外，我在德国的职业生涯——我过去两年的生计来源——也可能告一段落。

但在艺术家和作家因所谓反犹主义而被取消参加一些活动的资格的同时，真正的新纳粹主义却风头日盛，极右翼政党德国新选择党(AfD)赢得了地方选举，主流政界人士主张与其达成交易。取消希布利颁奖典礼的同一个图书展，此前曾因将极右翼出版社Antaios 纳入其计划而受到批评，新选择党成员有出席当年的活动。

德国官方对以色列政府行动的坚定支持，没有为人道立场留下多少余地。效果也适得其反，帮助传播了惊恐情绪、伊斯兰恐惧症，当然，还有反犹主义。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战争罪行的阴影下长大，看上去几乎是欣然接受了一个补偿祖先罪虐的机会。当然，那补偿将落在巴勒斯坦儿童的背上。

这本应属于“陈述人所共知的事实”的范畴，但仍有必要强调：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恐惧症只会导致更多的恐怖主义。我在波斯尼亚长大，可以绝对肯定地告诉你，恶性循环永远不会结束。总会有另一具尸体被用作武器。

从长远来看，我们今天在德国见证的白人救世主式的伪善，只有利于德国白人。要么你反对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要么你是个伪君子。你得既谴责一个恐怖组织，又谴责一个政府犯下的恐怖主义。

哈马斯的行动令我惊骇不已，我为他们的受害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对他们的作为没有发言权。我纳的税里，没有一分钱被用来资助哈马斯，但我纳的一些税确实为加沙的轰炸贡献了资金。二零一八至二零二二年间，以色列从美国和德国进口了价值二十七亿美元的武器。

生活在德国，我认为指正其片面、虚伪和对加沙种族清洗的默许是我的道义责任。每天经过露西的石头时，我都会想起那份责任。我想起了静默可以做什么，可以困扰一个地方和一个民族多久。我来自一个被鲜血浸透的静默之地。我从没想过我会在德国感受到同样的静默。

（作者生于1986年，是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作家。本文原题“I grew up in Bosnia, amid fear and hatred of Muslims. Now I see Germany’s mistakes over Gaza”，由英国《卫报》网站发布于2023年10月23日。粗体在原文中是斜体，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