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丨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

译按

本文原题“America Can’t Stop China’s Rise”，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布于2023年9月19日。

第一作者陈繁昌（Tony F. Chan），是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校长，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第二作者本汉博（Ben Harburg），是全球性投资公司和玉资本（MSA Capital）管理合伙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董事会成员。第三作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曾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安理会主席。

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为原文加上小标题，为文中个别人物加上现有头衔。

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

陈繁昌（Tony Chan）本汉博（Ben Harburg）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已决意减缓中国的经济崛起，尤其是在技术发展领域。

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否认它有这样的目标。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4月20日表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一定与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不相容。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最繁荣的经济体。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与任何国家展开健康的经济竞争。”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4月27日表示：“我们的出口管制将继续严格集中在可能打破军事平衡的技术上。我们只是在确保美国及其盟国的技术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

但在行动上，拜登政府已经表明，其愿景还在这些温和的目标之外。2019年7月，总统候选人乔·拜登批评了唐纳德·特朗普2018年对中国征收的贸易关税，他表示: “特朗普总统或许认为他对中国展示了强硬态度。结果是，他所兑现的一切都在让美国的农民、制造商和消费者损失更多，付出更多。”但拜登政府并没有废止那些关税，相反，它试图禁止出口芯片、半导体设备和特定软件，以加码对中国施压。它还说服了荷兰和日本等盟友如法炮制。

更近期，8月9日，拜登政府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在中国进行涉及“半导体和微电子学、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敏感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那些领域“对国家安全构成特别严重的威胁，因为它们有可能大幅提升中国的军事、情报、监控或网络能力”。

所有这些行动都证实，美国政府正竭力遏阻中国的增长。但，大问题是美国能否在这场作战中获得成功，而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幸运的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方向，转而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眼下还不算太晚。

中国的技术发展不可遏止

美国减缓中国技术发展的决定类似于这句老生常谈所揭示的愚蠢: 马儿脱缰而去之后关上谷仓的门。当代中国已经一再证明，中国的技术发展是无法被中断的。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有若干行动，被用来阻止其在核武器、太空、卫星通信、全球定位系统（GPS）、半导体、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各种关键技术领域的进步，或限制其获取那些技术。美国还尝试过遏制中国在5G、商用无人机和电动汽车市场的主导地位。征诸历史，旨在遏制中国技术崛起的单方面或域外执法行动已经失败，且在当前背景下，正对美国长期的地缘政治伙伴关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1993年，克林顿政府试图限制中国获得卫星技术。如今，中国在太空中有大约540颗卫星，并正在打造一个与星链（Starlink）一决高下的卫星网络。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全球定位系统。当美国在1999年限制中国使用其地理空间数据系统时，中国只是建起了自己类似的北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这是重大技术脱钩的第一波浪潮中的一个案例。在某些方面，今天的北斗系统优于全球定位系统。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拥有45颗卫星，多于全球定位系统的31颗，因此能够在全球绝大多数首都提供更多信号。它由120个地面站提供支持，因此有更高的精度，也有更先进的信号功能，如双向信息传输。其他国家此前也曾试图阻止中国的技术崛起，但以失败告终。1950和1960年代，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于是中国在1960年代初启动了自己的“曼哈顿计划”，并于1964年成功试验了第一枚核武器。那一天，俄罗斯对中国的核优势结束了。

拜登政府针对中国采取的许多措施，还是在没有考虑中国报复能力的情况下执行的。虽然中国实际上没有构造出美国技术体系的许多真正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但中国人敏锐意识到他们的原料投入(稀土)和需求(创收)在为美国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动力方面的重要性，目前正用它们作为杠杆。在当前针锋相对的态势下，中国会开始挤压价值链的这两个关键端，作为对美国技术和资本出口限制的响应。中国7月颁布的镓和锗出口禁令只是一个开端，意在提醒美国(及其步调一致的盟友)，中国在稀土和关键金属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该国在镁、铋、钨、石墨、硅、钒、萤石、碲、铟、锑、重晶石、锌和锡的加工方面几乎处在垄断地位。在锂、钴、镍和铜等材料的中游加工方面，中国也占据主导地位，那些材料对美国当前和未来的绝大部分技术雄心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对全球迅速发展的电动汽车行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美国和其他中立国家拥有许多这些原料的矿产储备，但假如因此而认为人们只要扳动开关就能采矿和生产，也是天真的。仅仅是修建必要的开采和处理基础设施，至少就需要三至五年时间。更不用说招聘和培训熟练工人，或获得进行这些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运营和环境许可了。事实或许会证明，两者都不可能做到。稀土加工是毒性强烈且破坏环境的尝试，不大可能获得相关许可。假如亚利桑那州还在疲于奔命，要为其台积电制造工厂寻找合格的工人，并处置国内工会对引进外国熟练劳动力的反对意见，美国就不太可能发展出类似的原料加工能力。这期间，中国开始在如何分配其加工材料的供应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有可能限制对美国科技和国防巨头的供应。

未能将中国的报复能力考虑在内，表明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缺乏深思熟虑和全局眼光。

美国滥用制裁伤及自身

美国剥夺了中国获得最先进芯片的渠道，此举对美国大型芯片制造公司的伤害甚至可能超过对中国的伤害。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国。过去十年里，中国一直在从美国公司进口大量芯片。据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数据，2019年，设在中国的公司从美国公司进口了价值705亿美元的半导体，这相当于那些公司全球销售额的37%。一些美国公司，比如 Qorvo、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和博通（Broadcom），大约一半的收益来自中国。高通60%的收益、英特尔四分之一的收益、英伟达五分之一的销售来自中国市场。难怪这三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近前往华盛顿警告说，那些出口管制措施可能损害美国的行业领导地位。美国公司也将蒙受中国报复行动的伤害，例如，5月，中国对来自美国美光科技生产的芯片实施了禁令。中国市场占美光销售额的25%以上。

这些对华销售产生的巨额收益盈余被投入到研发工作中，反过来确保了美国芯片公司的领先地位。美国商会估计，假如美国完全禁止向中国出售半导体，美国公司每年将损失830亿美元的收益，并将不得不削减12.4万个工作岗位。它们还必须削减至少120亿美元的年度研发预算，以及13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从长远来看，这将使它们更难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竞争力。美国半导体公司痛苦地意识到，美国在芯片领域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伤害它们的利益将超过伤害中国的利益。

7月17日，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一再“推行过于宽泛、含糊不清、有时甚至是单方面的限制，这有可能削弱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扰乱供应链，造成严重的市场不确定性，并促使中国持续升级报复”，并呼吁拜登政府在没有与半导体产业代表和专家进行更广泛接触的情况下，不要实施进一步的限制。

《芯片与科学法》不可能无限期补贴美国半导体产业，而且全球范围内没有其他需求基础可以取代中国。其他芯片生产国难免另辟蹊径，向中国出售芯片(正如它们历史上所做的那样) ，而美国的行动会徒劳无功。此外，在禁止向中国出口芯片和输入其他核心供应期间，美国在作战开始前几年就向中国提交了战争计划。中国不做他想，早早被迫行动起来，谋求自给自足。在美国对中兴和华为实施零部件禁令之前，中国满足于继续购买美国芯片，专注于前端硬件。阿斯麦公司（ASML）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Peter Wennink）表示，中国已在半导体关键应用和需求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温宁克写道: “电信基础设施、电池技术的推出，是中端制程和成熟半导体的最佳选择，而那也毫无例外是中国领先的领域。”

美国短视的保护主义政策唤醒了沉睡的巨人。眼下，美国面对的短期威胁是关键收益的损失，而正是那些收益激励了令美国成为创新领袖的研发工作；美国面对的长期必然性是，中国将建立自己全面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尽管美国实施了严厉制裁，华为仍推出了 Mate 60 Pro，这是一款由中国国内生产和开发的5G芯片和操作系统驱动的新型智能手机。华为的这一能力表明，美国试图阻止中国技术进步和发展的政策是多么不明智。

美中更开明的接触有利于全人类

考虑到美国不可能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发展(事实上，也不可能阻止中国作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全球性强国的崛起) ，更开明的接触方式是存在的。伊索寓言《北风与太阳》（The North Wind and the Sun）最能阐明这一点，在这个故事里，北风猛烈，却没能吹走旅人的外套，更确切地说，是温暖的阳光说服了旅人脱下他的外逃。

眼下，美国决策者普遍认为，美国与中国五十年之久的接触政策已经失败了。正如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近期在《外交事务》文章中坦陈的那样: “自尼克松首次迈出和解的步伐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记录愈发清楚表明，华盛顿再度过于相信自己左右中国行进轨迹的实力……相反，中国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证明了一系列美国预言的落空。”（库尔特·坎贝尔，生于1957年，现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伊利·拉特纳，生于1977年，现任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本段提到的文章见于《外交事务》2018年3/4月号，原题“The China Reckoning”。“近期”是原文措辞。——译注）

假如接触政策旨在改造中国的内部治理体系，那么它已经失败了，这一点确凿无疑。可假如这就是目标，那么对一个拥有两百五十年历史的共和国(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来说，认定它能够将一个拥有四千年历史的文明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是非同寻常的狂妄自大之举。但假如美国政策的目标是鼓励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借用罗伯特·佐利克的话) ，那么该政策很可能已经成功了。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美国公谊服务会(AFSC)和四位独立研究者进行的一项综合研究表明，各类接触政策改变了中国的行为，尤其是在减少气候变化、改善公众健康和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前国务院官员、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亚太安全论坛(Forum on Asia-Pacific Security)主任苏珊·桑顿(Susan Thornton)作为主管负责这项研究。她表示: “对美中外交的细致考察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协商谈判取得进展，中国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那种认为与中国接触没有令美国获益的观点是完全不准确的。”实际上，美中关系记录表明，伊索的《北风与太阳》蕴含着智慧: “和颜悦色和体贴宽容的劝说在武力和威吓失败的地方获胜。”（罗伯特·佐利克，生于1953年，2007年至2012年担任世界银行行长。鼓励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是其2005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时所讲。——译注）

一个根本问题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正迫使美国决策者对中国采取咄咄逼人而非务实可行的立场。例如，阻止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访问美国的制裁正对防范军事事故发生的美中防务对话构成障碍。美国政府却束手无策。它无法解除制裁，哪怕事实已经证明那些制裁措施在确保美国政策目标方面是无效的。

所以，对美国来讲，是时候郑重其事，重新评估它用来确保外交政策目标的方法了。作为美国不二之选的制裁策略未能中断中国的技术发展，或是对中国的行为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而且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为附和那些制裁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有替代制裁的更有效办法吗？

2022年5月，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份解释拜登政府对华思路的声明中表示: “我们将满怀自信地展开竞争; 我们将在任何可能的领域合作; 我们将在必须竞争的领域竞争。”我们认可这一思路。美国理当实行更开明的技术政策，而不是损害自身利益，壮大一个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对手。重点必须放在可持续地支持和拓展美国创新领导力的倡议上，同时以外科手术的方式清除具体的国家安全威胁。 

作为对美中技术竞争的一个零和框架的替代选择，可持续的合作架构对两国和人类都有利。中国在太阳能、风能和电池能源方面拥有许多专利和核心投入，没有中国的参与，西方的减排目标绝大多数是无法实现的。联合研究计划、临床试验和数据集，对解决癌症等慢性全球健康问题至关重要。脱钩的技术生态系统不只妨碍进步，还会因平行发展和单方面管制而造成其他地方性风险。人工智能或核能等潜在世界末日技术的不受节制的进步立即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继续欢迎中国的科学人才到美国学习、工作和定居，对两国的科学进步都是有益的。这些科学家可充当美中之间科学合作的桥梁。

美国政府还应考虑全面重启早些时候由布什政府发起、奥巴马政府继续实施、特朗普政府终结的所有高级别对话。恢复高级别对话，加上举行汇聚两国顶尖科学家的高级别科学技术对话，大可能为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带来更积极的成果。

一开始，这样的大国合作可以聚焦于双方有共同长期利益的领域(如气候变化、大流行并防备、全球经济稳定、教育)。当基本的信任关系确立，对话与合作即可逐步扩大。这些举动没有一个会削弱美国的实力和世界地位。

事实上，当世界其他国家看到美国奉行服务于美国和全球利益的合理政策，美国的声望和地位是大可能上升的。假如美国实施更明智的对华路线，它仍将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