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秋别变成了“偷”和“抢”

在北方，寒露一过，正是收大豆的好时节。秋收时分，等他人收完地里的庄稼，再去捡少量漏掉的，这种行为被称为“捡秋”。可是最近，一群捡秋的人惹得河北一位土地承包户很恼火，在大豆地里怒吼着驱赶。

原本，捡秋是要获得土地承包者的允许。然而一些不自觉的人，没打招呼，就往自己麻袋里捡。华北平原上，豆子熟了，收割机来了，捡大豆的人也来了，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有的是捡，有的成了“抢”和“偷”。

被疯狂捡拾的不只是大豆，还有花生、玉米、稻谷、土豆。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去年、前年都出现了类似的“捡秋大军”。每当秋收到来时，这些人齐刷刷过境，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自顾自地捡粮食。这让一些土地承包户极其头疼。

在河南某地，当收割机一排排收玉米时，捡秋的人就立在一旁，蓄势待发，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麻袋和镰刀。收割机过后，没等种植户自己去捡，就三下五除二地抢完了遗落在地上的苞米，有时甚至逼停收割机，农户不得不出于安全考虑在一旁呼喊：“不要围得太近”，只是并不管用。据说，在一些地方，发生过捡秋的人受伤，甚至被卷进收割机而死的事。

如果是夜里，捡秋的人会开着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赶来地边，机器收割时，他们则戴着头灯在地里捡，仿佛办了一场有关丰收的灯光秀。但承包户高兴不起来，心里装着无奈。捡秋的人多是附近村庄的老人，吼也吼不走，拦也拦不住，有时还要叫来村干部、警察维持秩序。

对农民来说，这是一年收成的好季节，对一些捡秋的人来说，这变成了一年一度“薅羊毛”的好时候。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一些尚未被机器收割的玉米，也会被掰走。有的悄默默趁人不注意，有的则当着承包户的面，大胆地从玉米秆上掰下来。承包户迫不得已开车驱赶，但人单力薄时，没办法应付上百人的哄抢，也有农户愤怒地将被捡走的土豆从陌生人的筐里倾倒出来，可是又被人从地上捡了回去。

有承包户不得不大声疾呼：“乡亲们啊，种地不容易啊，手下要留情啊！”但那些人无动于衷。

捡秋，本来是一件稀松平常、芝麻大点儿的事，是庄稼人珍惜粮食的一种表现。我小时候也捡过秋，自家田里的稻子割完后，就弯腰四处搜寻遗落的稻穗。等自家捡完，附近村子里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来捡。那些老人总能从边边角角的地方，捡到好些稻穗，捆扎成把，带回家晒干碾米。那会儿，谁也不会在乎有人捡走三五把稻穗，也没人脸皮厚到哄抢他人的庄稼。

原本，捡秋的规矩是约定俗成的，尽管它本质上是一种“占便宜”的行为，但农户不会无奈、愤怒，也不会对捡秋的人有什么怨言。捡秋的人对脚下的田地怀着敬畏，对田地的主人有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今“捡秋大军”的行为，多少有些 “吃大户”“薅羊毛”的味道。捡秋的边界一点点被打破了，从未经许可就迈进他人地里的第一只脚开始，从偷偷掰掉未收的玉米的第一只手开始，从那一点儿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的消失开始。

也许在一些捡秋者看来，承包户、村干部、警察是管不过来的，法不责众，更不责老。不捡白不捡，白捡谁不捡。于是，“捡秋大军”的胆子越来越大，手越伸越多，越伸越快，越伸越长，捡就变成了偷，甚至是抢。

今年8月，武汉新洲一位95后姑娘种的南瓜就被偷了。她承包了1000余亩土地，南瓜成熟时，附近的村民骑着电车、拖着板车、拿着麻袋频繁到她的地里偷瓜，被她抓到后，有的坐地不起，声称自己上了年纪，身体有病。她报了警，警方只是口头教育。后来，她的瓜被人报复性地砍了。

这样的事，往小了说，不过是捡了几粒米、摘了几颗豆、拿了几个瓜，可说大了也要牵扯上法律与道德。只是从法律上看，偷抢粮食要足够多，才够得上盗窃罪；或者两年内三次偷盗，才够算被认定为“多次盗窃”。

法律是拿来兜底的，捡秋时的小偷小摸行为，常常因涉案金额少而难被认定为“盗窃罪”，就算咬牙切齿地叫来警察，警察也顶多批评几句。更多时候要靠道德约束人心小小的贪欲，但有些时候、有些人总是“以恶小而为之”。

前些天，我也碰上了类似的事情。国庆后，我在河南老家多待了一段时间。一天傍晚，我跟母亲去村西边自家坡地摘茶籽，准备留作茶种，若有多余的就拿来榨油。等到茶叶地里却发现，两位陌生的女性正偷采茶籽，母亲很生气，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有人偷茶籽。

其实被偷的不止茶籽，村子里的板栗也被不少村外人偷。板栗成熟时，不少陌生人都会骑着摩托车，甚至开车来偷板栗，其中不乏县城的人。母亲说，这种情况已不是一年两年了，即便抓住也只能撵走，但过两天乘人不备他们又来了。

他们往往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偷”，借口是“我以为你不要了”。仿佛这样一句话，未经允许的采摘就变得合理合法。没人告诉过那两位陌生女人，茶籽和板栗不要了。相反，她们的目的是明确的，工具是专业的。她们在一位亲戚的带领下，从县城开着汽车来，那位亲戚正是我们邻村的人，知道这片茶叶地的位置，并准备了手套、麻袋、水、遮阳帽和口罩。

我和母亲到时，她们已经摘了两麻袋茶籽。我很生气，毫不客气地对她们说“一颗也不能带走”。晚上，父亲接到那位邻村人的丈夫的电话，那人在电话里说我讲话很凶，“跟吼贼似的”。我心想，未经允许，这不就是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