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忠臣也是我的英雄：鄭成功、江戶文藝與日本帝國的臺灣統治｜《思想》41期：帝國日本的知識與其殖民地

本文作者藍弘岳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及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合聘教授，共16382字，預計閱讀時長50分鐘。

本文以鄭成功和朱一貴為主，探求文學與戲劇等江戶文藝中的臺灣史人物形象如何形成和演變的過程，並以之為基礎探究其形象在日本殖民臺灣時如何被操弄的問題。

本文分為個6部分：

1. 前言
2. 明清鼎革事件在江戶前期的流傳與出版：以鄭成功故事為主
3. 《國性爺合戰》與相關劇本的展開
4. 江戶文藝中鄭成功故事與朱一貴事件的聯結
5. 江戶文藝中的鄭成功與日本帝國的臺灣統治

一、前言

山室信一教授在本專輯收錄的〈日本帝國形成的學知與心性〉中，談及成為日本帝國的對象地區之空間心性，在歷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問題，並在這一問題上言及鄭成功。本文將在此問題意識上，以鄭成功和朱一貴為主，探求文學與戲劇等江戶文藝中的臺灣史人物形象如何形成和演變的過程，並以之為基礎探究其形象在日本殖民臺灣時如何被操弄的問題。進而，論述活躍於東亞海洋的鄭成功之「忠魂」與「英靈」如何同時被大清帝國（「大清國」）與日本帝國收編的過程，及其間日本帝國主義與東亞諸種民族主義間的交錯。

事實上，關於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之前，日本是如何認識臺灣的這一問題，就唐船風說書等關於臺灣的史料方面，松浦章等人已發表相關研究。另一方面，松永正義教授也已在〈臺灣領有論の系譜〉中論及諸多相關文獻。但松永教授未能進一步從文學史、思想史觀點，來分析江戶時代以來日本對臺灣人物與歷史的認識與相關論述形成的知識背景。本文將在松永教授等人的研究基礎上，進入16世紀以後的東亞漢文圏和日本的戲劇史、文學史和思想史的內部，從戲劇、文學、政治與歷史的交錯這一觀點來討論從江戶時代的臺灣認識與歷史書寫的發展過程。

若單純就歷史學的發展而言，水戶藩儒者川口長孺（1772-1835）的《臺灣割據志》和《臺灣鄭氏紀事》無疑是重要文獻，乃至可謂日本研究臺灣史的起點。然本文並非要處理這一問題，而是擬先處理在這兩本書之前，日本人是如何在文學和戲劇中理解、想像與臺灣歷史相關之人物的問題。本來歷史、文學、戲劇、電影等，同是一種敘事文本，其間的差異往往是模糊的。歷史書寫中有著文學修辭策略，許多的文學創作也依賴歷史事件的啓發。在東亞漢文世界中，許多文人作家早已十分熟練地穿梭於歷史、文學、戲劇間，創造出各種版本的歷史敘事。對於本文所欲探討的江戶文學中的臺灣史人物這個問題來說，就是如此。

江戶文學與戲劇中的臺灣歷史人物論，主要以鄭成功、朱一貴等歷史上的英雄或具類英雄事蹟人物為主。如後述，關於江戶時代鄭成功和朱一貴事蹟的文學、戲劇文本研究已有所積累。然過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松門左衛門的《國性爺合戰》，且主要在日本文學領域。相關學者探究鄭成功和朱一貴如何被文學化、戲劇化等的問題。相對之，本文主要在東亞史視野中，傾向從日本思想史視角，探究在正式的臺灣史書《臺灣鄭氏紀事》編寫出之前，臺灣的歷史、歷史人物是如何被理解、詮釋，及其與其他思想史問題的關聯。當然，如鄭成功只在其生命晩期才真正與臺灣發生關聯，其生涯大部分時間在日本和中國度過。所以，與鄭成功相關的臺灣史人物論必然與中國史和日本史、東亞史乃至全球史有關，且會是在漢文脈與和文脈的轉換過程中展開想像與書寫的。

另一方面，江戶文藝形塑的臺灣史人物中，以鄭成功為主，其日本英雄形象又會與日本帝國的臺灣統治等發生關係。本文將如上述，深入明末清初與江戶日本文藝的諸種文本，探求後來加諸鄭成功身上的日本神話、戰爭記憶、忠義形象的形成過程，並在這基礎上探究鄭成功在近代日本乃至東亞的形象變化與其形象如何被操弄的問題。我們將從在中國發生的明清鼎革事件論起，再看相關事件的文本和傳言如何在江戶文藝中被改編、重構，進而影響日本人的歷史心性，及其在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的作用。

二、明清鼎革事件在江戶前期的流傳與出版：以鄭成功故事為主

愛新覺羅氏所統治的「大清」從北方入主中國是中國史上的一大重要事件。然約莫同一時期在東南沿海活動的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所統領的海商集團也是歷史要角。但不同於降清的鄭芝龍，與日本有所淵源的鄭成功選擇與滿清政權繼續對抗，且成功取得臺灣（當然，嚴格來説非臺灣全土）的控制權。正是這一歷史事實與其政治決斷使江戶時期的劇作家、小說家便得以在混血兒鄭成功的故事中，加入許多日本的歷史記憶、歷史想像與認同要素。

鄭成功一族的歷史，大概許多人耳熟能詳，但若論及細節，則就有理解深淺之差。從文學、戲劇的角度觀之，不僅細節，連主要的歷史敘事骨幹皆是可更動的。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5）的《國性爺合戰》就是這樣的文本。該文本是日本傳統藝能「人形淨瑠璃」代表劇本，由鄭成功故事改編而成。在劇中，鄭成功被改稱為「和藤內」，以暗示其為日本人之母（「和」）與中國人父（「藤」＝「唐」，日語發音皆為「とう」）所生之子，故其身分非中非日（「內」＝ない，否定之意）。然該劇並非全然由近松門左衛門所獨創，其一方面受「人形淨瑠璃」相關劇本和其他傳統藝能影響，另一方面則與已傳到日本的明清鼎革過程的相關文本有關。

首先，《國性爺合戰》初演於正德五年（1715），然寛文元年（1661）時已有《明清闘記》等有關明清鼎革和與鄭氏一族相關故事出版。該書在《國書總目錄》中，被視為《明清軍談　國姓爺忠義傳》的異本，但實際上是不同的書。該書有鵜飼石齋（1615-1664）於寛文元年（1661）所寫的序文。按該序文，該書是生於長崎的華裔日本人前園噲武（明遺民，父姓徐，漳洲人）據「家書」中所記載關於「中華寇亂」的見聞內容和所聽到的「商客說話」所整理出來的文章為底本，再經由鵜飼石齋筆削而成。鵜飼在書中提到當時已有《經國雄略》、《明朝紀事本末》、《明朝小史》等關於明清鼎革的書籍輸入日本，但這些書不易見，又經不住前園噲武的強烈請求，故他就「乃用本稿，去取相半，證以中興偉畧，旁摘諸書引諭資談。又綴輿地備考、及皇明帝系、諸葛孔明八陣圖、鄭成功陣圖、南北直圖、多伽沙古島圖副之」而寫成該書。

《明清闘記》除首卷（〈明清闘記輿圖備考首卷〉）外，尚有十卷。第一、二、三卷的內容主要講述李自成之亂為主，但也談及鄭芝龍。第四卷以後則都是在講述鄭成功征戰的故事，一直談到鄭成功攻打臺灣為止。事實上，該書出版於1661年，也就是鄭成功攻打臺灣的那一年。所以，我們可知該書所談的鄭成功故事幾乎是同時代內容。

相較之，上文所提及的《經國雄略》、《明朝紀事本末》、《明朝小史》、《中興偉畧》皆僅論及明末之事，大都未論及南明政權和鄭成功故事，僅有《中興偉畧》有論及南明政權中的弘光帝（1607-1646）部分。《明清闘記》中有關鄭成功的故事或多是據家書記載和來長崎商客的言談，那或可說是種明遺民的同時代歷史敘述。

其次，按《華夷變態》記載，編者之一的林鵞峰（1618-1680）在延寶二年（1674）所寫的序中曰：

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雲海渺茫，不詳其始末。如《剿闖小說》、《中興偉畧》、《明季遺聞》等概記而已。按朱氏失鹿，當我正保年中，爾來三十年所，福、漳商船來往長崎，所傳說有達江府者。其中聞於公，件件讀進之，和解之，吾家無不與之。

按上文所述，在江戶初期，至少有《明季遺聞》《中興偉畧》《剿闖小說》等有關明末歷史書籍流入日本並被翻刻為和刻本。

首先，《中興偉畧》是從南明政權立場所著的史料集。該書作者是著名明末小說家兼劇作家的馮夢龍（1574-1646），但或為偽託。不管如何，該書作者似乎看到了鄭芝龍來幫助唐王（隆武帝）政權等有「中興」明朝的曙光，故編印該書。内容收有〈弘光皇帝登極詔〉、〈崇禎皇帝血詔〉、〈難民確報〉、〈北京變故殉難實錄節要〉、〈定中原奇策〉、〈制虜奇策〉、〈掲大義以明臣節疏〉、〈監國唐王令諭〉、〈韃靼攷〉等史料。後來，該書也快速傳到日本，在正保三年（1646），由京都的林甚右衛門刊行。

其次，《明季遺聞》是鄒漪撰寫的順治年間刊本，於寛文二年（1662）由黑川玄通日本訓點覆刻，並由京都的田中清左衛門刊行。該書是種民間野史，從李自成之亂、崇禎自殺講到南明政權中的福王和唐王的相關歷史。不同於前述《中興偉畧》的立場，該書作者稱滿清政權為「皇清」，在〈凡例〉中，曰：「所幸　皇清入關，伸義復仇」，對李自成（1606-1645）大肆攻擊，對滿清政權則有所增飾。此一論調應難見容於明末清初時期有復明之志的知識分子。

至於《剿闖小說》則是所謂的時事小說，內容描寫明末時期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自縊，後吳三桂（1608-1678）領清兵入關剿闖平亂的一段時事。所謂時事小說類似於《三國演義》等講史小說（特別是歷史演義小說），但以時事相關的敘述為主，故有一定的新聞性，可理解為一種報告文學。如羅景文所指出的：「這些時事小說除了成書迅速、多抄史料、結構零散與文采不彰等特徵之外，其刊刻版次之多亦是一顯著的特色，此肇因於明清之際瞬息萬變的動盪時局，書賈不得不隨著時勢的變化刪改內容」。也因此有許多不同的書名、抄本流傳，其版本及流傳狀況錯綜複雜。例如：《定鼎奇聞》（有《新世弘勲》《順治皇過江全傳》《新史奇觀》等異本）則又脱胎於《剿闖小說》，但相較於《剿闖小說》前半講李自成、後半講吳三桂；《定鼎奇聞》則著重談論李自成。

不過，真正以鄭成功為主角的書是由田中庄兵衛和中村氏進七於享保二年（1717）出版（享保十年〔1725〕再版）的通俗軍談書《國姓爺忠義傳》（《通俗國姓爺忠義傳》），然作者不明。該書收錄〈題飛虹傳〉（作者為楮州張公子）為序文，尚收有「皇明世系圖」、「大明十三省圖」、「中華十五省」。卷之一講明朝歷史、卷之二講大清的興起與入侵明朝、卷之三到卷之五以鄭芝龍和魏忠賢的故事為主、卷之六到卷之十以李自成故事為主、卷之十一到卷之十四以鄭芝龍和南明政權為主、卷十五到卷十九才講述鄭成功故事。

如上，《國姓爺忠義傳》屬通俗軍談物的一種文學樣式，以漢文訓讀體寫成，但與《通俗三國志》直接翻譯《三國志演義》這種明清白話小說的情況不同。該書出版於《國性爺合戰》之後，從其書名也可知該書作者明顯意識到《國性爺合戰》。但該書除鄭成功故事外，也重視鄭芝龍、魏忠賢、李自成故事，故該書除作者自身據《水滸傳》等白話小說和自己再加以創作的内容外，也引用、翻譯前述的《明季遺聞》和《定鼎奇聞》等時事小說和野史資料，及《明史紀事本末》《讀史綱》《通紀集略》等文言體史書。大抵而言，與前述的《明清闘記》相較，此書論述鄭成功故事的比例較低，而且該書不是直接的翻案書，但也依據明末清初從中國傳來的時事小說和民間野史類的史料，且有依據白話小說創作的成分。

除此之外，如前述，來到長崎的臺灣和中國的船也會帶來關於臺灣的消息。就是在這些來自中國的文學文本、史料，及經由長崎傳來的口頭傳聞、唐船風說書的基礎上，江戶時代的劇作家、文學家也展開他們的臺灣史相關人物的想像與敘述。

三、《國性爺合戰》與相關劇本的展開

影響後世日本人對於鄭成功的理解與解釋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近松門左衛門所編的《國性爺合戰》。《國性爺合戰》雖以發生在中國大陸與東亞海上的鄭成功故事為基礎，但卻是以「人形淨瑠璃」這種日本特殊的藝能表現出來的。「人形净瑠璃」（又稱「文樂」）是由以《平家物語》為源流的故事敘述演出，再加上三味線的音樂伴奏和操作人偶的表演（人形操り）而成的舞臺劇。本來，「人形淨瑠璃」大都取材自《平家物語》、《太平記》等既有的歷史物語或民間傳承的故事等，但《國性爺合戰》則取自約莫六十年前，而且在異國發生的歷史事件。這會讓戲劇帶有一種異國情趣外，也如後述，自然使近松門左衛門會利用其他與異國相關的故事情節來營造劇情。

• 1.《國性爺合戰》和《國性爺後日合戰》劇情概要

《國性爺合戰》屬於一種歷史劇（「時代淨瑠璃」），在近松活躍的正德年間，「時代淨瑠璃」演出的方式是分為五段，但五段不是各自獨立的內容，而是相互關連的劇情。按《貞享四年義大夫段物集》，「時代淨瑠璃」的各段重點不同，第一段是「戀」、第二段是「修羅」、第三段是「愁嘆」、第四段是「道行」、第五段則是「問答」。

《國性爺合戰》以反清復明為主題，共分為五段。第一段的場景設在繁華的南京城宮廷。後述第十七代皇帝思宋烈皇帝（崇禎皇帝）遭將李蹈天叛變，被殺害，但吳三桂則帶領華清妃逃出，把死於岸邊的華清妃腹中的嬰兒取出，並刺死其妻腹中嬰兒，換把華清妃腹中取出的嬰兒放入其妻腹中以掩人耳目。第二段的場景則分別設在日本的平戶海邊和中國的千里竹林。首先，描寫主角和藤內（鄭成功）見鷸蚌相爭而領悟兵法精髓後，與漂至平戶的栴檀皇女相遇的故事，及和藤內與母誤入千里竹林，並在竹林依靠伊勢神宮神符的威力撃退老虎，並令韃靼兵為其手下的故事。第三段則是演出三人到獅子城後，與錦祥女確認父女關係，並因錦祥女自殺，而說服甘輝一起討伐韃靼的内容。第四段則是描寫圍棋中的對局是劇中劇，利用謠曲《安宅》中有關弁慶的故事，演出和藤內如何像弁慶般勇敢和韃靼軍對抗的過程。第五段則描寫和藤內、甘輝和吳三桂在龍馬之原相會並布陣，最後和藤內用計救出父親，並撃敗韃靼王和李蹈天，助太子即位為永曆皇帝的過程。

不用說，這樣的劇情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然其之所以能大受歡迎，原因之一也就在其改寫的故事情節中，加入許多各式各樣的戰爭場面，讓整個劇情毫無冷場。特別是和藤內成功撃敗韃靼王，完成反清復明大業這一點大膽改寫歷史事實。但或許我們也可理解為鄭成功曾攻克南京的事實認識被凝結於劇末，構成鄭成功勝利的劇情基礎。事實上，近松門左衛門後來寫出了《國性爺合戰》的續集《國性爺後日合戰》，在該劇中，他就在劇尾交代了韃靼王順治皇帝攻克南京城。只不過，如後述，韃靼王來進攻死守臺灣的「國性爺」時，便又被打敗了。所以，不管是《國性爺合戰》或其續集《國性爺後日合戰》的結局都營造了日本神與日本人成功幫助（或說征服）中國的一種心理想像的空間。而且，上述整體的劇情設計其實也加入許多沈澱於日本神話、戲劇、物語中的戰爭記憶。

就以理解江戶時代的臺灣史相關人物認識為目的的本文而言，我們當然也必須了解一下《國性爺後日合戰》的内容。該劇在隔年（享保二年）就上演，企圖靠《國性爺合戰》的人氣再度成功熱賣，然成績卻不如預期，並不叫座，之後也不再上演。

該劇也分為五段。第一段的場景在皇宮（「禁裏」）和國性爺館等地展開。首先，演出在永曆帝宮廷内部的裝飾、甘輝和栴檀皇女的婚禮儀式等場面。在劇中，追求日本風格的和藤内之意見與甘輝等人不和，並遭韃靼人質第六王子附馬鐵平的幻術所設計，信仰日本神且愛好日本風格的國性爺被五府將軍石門龍指有叛變之心。所以，國性爺欲攜其子錦舎到臺灣（「東寧」）。後來，永曆帝遭石門龍叛變，與甘輝逃出，國性爺則前往臺灣。

第二段則演出甘輝和其叔父陳芝豹之間的故事。首先，韃靼將軍阿克將前來賄賂陳芝豹。後來，甘輝也來找陳芝豹，但誤殺芝豹之妻且把其媳蘭玉推入谷底，之後又斬傷陳芝豹。但最後也是陳芝豹告知甘輝，他自己勾結韃靼將軍阿克將之事，使甘輝得以討伐阿克將，並與永曆皇帝前往臺灣。

第三段以臺灣的「東寧城」等為場景，要在東寧城内建設「英雄亭」。演出國性爺之父老一官本因要找招兵買馬的財源而到日本去，但卻在韃靼王附馬鐵平施幻術，要給予歸順者金子的時候，老一官以變裝姿態出現在抓來的犯人群中。這一情況使國性爺陷入守法和盡孝的兩難之境。

第四段也以「東寧城」為場景，演出甘輝和皇帝來找國性爺，並使得陳芝豹之子萬禮得以復仇。但後來他没有殺死甘輝，而是與之重修舊好，共同誓言攻打韃靼。接著，演出國性爺之子錦舎在夢中到日本伊勢神宮參拜。然後，發動叛變的將軍石門龍前來行刺「國性爺」，但被「國性爺」斬殺。

最後第五段的演出内容中，雖韃靼的順治大王取得天下、修築南京城，但韃靼軍隊無法攻克死守東寧城的國性爺軍隊，最後「國性爺」得吳三桂之助，撃退變成五岐大蛇的第六王子附馬鐵平，並活捉且斬殺韃靼王與第六王子。

如上，《國性爺後日合戰》與《國性爺合戰》一樣，以謀反、對抗韃靼和英雄相救、日本憧憬為主要情節。但不同的是，強調甘輝對明朝皇帝的忠心，及其與「國性爺」的對立。在《國性爺後日合戰》中，「國性爺」（和藤内）的日本代表性又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國性爺」被指控建造日本風格的城堡，且令其子錦舎稱自己是日本神之氏子，拜天照大神、住吉大明神、八幡神等，這些親日行為被認為會削弱「大明之威勢」。又，作者強調「在日本長大的國性爺對於政道是無私無偽的」等原因，故其子錦舎也因「國性爺」的日本因緣而具有正面人格特質。再者，「國性爺」之子也是被描寫為日本神的崇拜者與受庇護者。而且，臺灣（「高砂」）這個島也成了住吉大明神的勢力範圍。總而言之，在這一劇中，日本與臺灣的距離又被拉得更近了。

不過，《國性爺後日合戰》的許多場景是以在臺灣的「東寧城」為背景展開的，但並没有觸及真正的臺灣史，只是做為「異國」中國歷史中的一個場所而被表現出來。而且，事實上也少有人知道該劇内容，對於江戶時代日本之臺灣觀的形成恐無影響力，故以下主要以《國性爺合戰》來進行論述。總的來說，因這兩個戲劇中之鄭成功故事的關係，江戶時代的日本人普遍知道在日本的南方有一個「高砂國」。

• 2.「國性爺」與重層的戰爭記憶

《國性爺合戰》在劇情的鋪陳上受前述的《明清闘記》啓發。但除此之外，在該劇演出前，淨瑠璃作家錦文流已寫出以鄭成功為主角的劇本《國仙野手柄日記》，元祿末年已在信濃掾座演出。《國性爺合戰》當也受該劇的啓發。另外，該劇也受「唐船」等謠曲等日本傳統藝能的影響。據研究，《國性爺合戰》中的謠曲共有十五首。如其故事情節「父是唐土，母是日本」等是受到「唐船」等唐事謠曲的影響。其次，中世日本的能劇、漢詩、太平記等軍記物語中的世界觀也滲透入《國性爺合戰》中。

首先，在《國性爺合戰》中，近松表示出崇敬「三皇五帝禮樂」和「孔孟教」的「大明國」，及相信「佛因果」的「天竺」和有「正直中常之神明之道」的「日本」所構成的三國世界觀。相較之，他批評「韃靼國」為無法無道的「畜生國」。近松不僅繼承來自佛教信仰的三國（震旦、天竺、本朝）世界觀，且具來自儒教的華夷秩序觀。在近松的敘事中，日本是明顯優於大明國的華，而這一優越感也充斥著神國意識。和藤內所代表的是華（大明國、日本），所對抗的則是夷（韃靼國）。但在大明國與日本之間，他無疑是代表日本的。如前述，和藤內之所以是日本代表與其母為日本人有關，而其母在該劇第三段中說：「日本雖小國，但不論男女皆不捨義」等話，以表現出其日本人的認同與道德優越性。和藤內在撃退韃靼軍時更說：「連老虎都害怕的日本本事，你們知道了吧」。對沒有老虎出沒的日本來說，老虎無疑是異域中的恐怖珍奇野獸。總而言之，日本雖是「小國」但也是「神國」的優越意識貫徹整個劇情，不斷牽動著江戶時代日本大眾的情緒。

所以，重要的是，和藤內一家被形塑成虔誠的神道信仰者。也如學者所指出的，《國性爺合戰》有許多地方反映文祿之役（壬辰倭亂）的戰爭記憶，如豐臣秀吉（1537-1598）的住吉神社信仰和加藤清正（1562-1611）撃敗老虎的傳說等等即是。事實上，約莫《國性爺合戰》演出的前後時期，《朝鮮太平記》等以豐臣秀吉征伐朝鮮為背景的軍記物語已出現，而在這些作品中皆表現出日本優越意識。近松也共有這些戰爭記憶，欲透過這些戰爭記憶來表現日本優越意識，以期吸引民眾。

但更値得注意的是，對於豐臣征伐朝鮮的戰爭記憶其實也喚起古代日本神話中神功皇后征伐朝鮮的歷史記憶。其中，核心的角色是住吉大明神。該神主要是住吉神社供奉的三柱神。那是伊弉諾尊從黃泉國返回，在禊祓其身污穢時所生之神，在《日本書紀》中表記為「底筒男命」「中筒男命」「表筒男命」（在《古事記》表記為「底筒之男命」「中筒之男命」「上筒之男命」），號曰「住吉大神」。再者，《日本書紀》中有云：「飛廉起風，陽侯舉浪，海中大魚悉浮扶船。則大風順吹，帆舶隨波，不勞㯭楫，便到新羅」。也就說，神功皇后遠征新羅時，也得到住吉三神的指引與幫助，連船都是魚群所扶著前進的！

接著，按《日本書紀》記載，新羅王見之便稱臣，決定朝貢於「神國」日本，其後高句麗和百濟也隨之稱臣，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絶朝貢」。總之，神功皇后因住吉三神的幫助而順利征服新羅等國。也因此，在住吉神社信仰中，神功皇后也被合祀於住吉三神，被稱為「住吉大神」（住吉大明神），成為守護航海安全的海神。但追本溯源，住吉三神原本是大阪地區中津守連（住之江津）所祭祀的墨江三神，後來才從地方守護神轉化為國家守護神和維持航海安全的海神。所以，住吉大明神在日本的作用有如中國的媽祖。但媽祖只是在海上行動的漢民族乃至移往臺灣、日本、東南亞諸國的漢民族移民之守護神，不若住吉大明神，沒有直接為軍隊向外侵略的行動加持。

總之，定都於大阪的豐臣秀吉自然也崇敬住吉大明神。他也相信神功皇后曽征伐三韓的事蹟不是神話，而是歷史事實。這一個他所認為的歷史事實也自然成為其發動侵略朝鮮戰爭的理由。正是這一連串神話與歷史所構成的重層記憶的影響，導致在《國性爺合戰》故事設定中，在和藤內出發到唐土之前，其父母鄭芝龍夫婦曾祭祀海神住吉大明神外，和藤內之妻往唐土時也得到住吉大明神的庇護。可見在《國性爺合戰》中，住吉大明神具特別的象徵意義。

所以，近松門左衛門也在劇中旁白曰：「這叫住吉的神是守護船道之神，叫神功皇后。在撃退新羅時，以滿珠和旱珠來守護日本船之神」。在這一段話，近松直接把住吉大明神理解為神功皇后。但特別値得注意的是，他說神功皇后在撃退新羅時，以滿珠和旱珠來守護日本船這段話。因為這不是原來《日本書紀》中的内容，而是鎌倉時代《八幡宇佐宮御託宣集》和《八幡愚童訓》等書中對於神功皇后事蹟的改編故事。《八幡愚童訓》是日本在受蒙古侵略過程中編出的，内容荒唐。但卻站在一種受害者的視角，合理化了對朝鮮半島政權、民族的蔑視情感。在該書中有著名的故事，即神功皇后以弓在大石上寫下「新羅國大王乃日本之犬也（新羅國ノ大王ハ日本ノ犬也）」一句話。這句話類似的表現和上述旱珠、滿珠的故事在南北朝末期《太平記》卷三十九「神功皇后高麗を攻め給ふ事」中也被重新利用，影響深遠。近松門左衛門就是在這種武士教養脈絡中編纂劇情的。總之，近松顯然理解並知道這一段神話與歷史。這是因為他本人就是出身侍奉豐臣家的武士家庭，且在大阪度過其後半生。

其次，與豐臣秀吉的朝鮮征伐相關而加入該劇的是和藤內打虎的劇情。雖然就歌舞伎和淨瑠璃等劇本的內容傳承來說，和藤內打虎的劇情可能受市川團十郎在元祿十六（1703）年上演的《源氏六十帖》狂言本中之「荒事」（以誇張方式演出武士或鬼神等）藝能的啟發。不過加藤清正在征伐朝鮮的戰役中撃敗老虎的傳說是家諭戶曉的故事，而和藤內與老虎打鬥那幕劇當轉用了該故事。但重要的是，這個情節的鋪陳又再度動用日本神話中的神祇。因為和藤內在撃退老虎時更使用了伊勢大神宮的神符，且被形容為「生於神國，從神受身體髪膚」之人，受「天照神之威德」庇護。和藤內之母則說：「照耀中國的日光和照耀日本的日光沒有差異，日本是太陽的根源，太陽所始之地，有仁、義、禮、信之道」，然後稱日本為「神國」。所以，和藤內是受日本神庇護且具日本身體之人，並以此角色來幫助「大明國」。這也是他與其父鄭芝龍和被其稱為「毛唐人」妹夫甘輝的差異。

歷史上，甘輝本是鄭成功手下的勇猛將軍，但在《國性爺合戰》中，他成為留著長鬍鬚，象徵著野蠻的中國人，與乾淨美白的和藤內成為強烈的對比。他不僅是「唐人」，而且是「毛唐人」。其實，在近代以前的日語文獻中，不管是「唐人」或「毛唐人」都不一定指涉中國人，而是泛指來自異域的他者。當然，在大航海時代以前，來自異域的他者主要是中國人或是朝鮮人，故所謂的「唐人」主要指這兩者；但後來歐洲人也來到日本時，由於他們金髪碧眼的風貌，所以就被稱為「毛唐人」。後來，在19世紀中培里的黑船來到日本時，那些美國人也被稱為「毛唐人」。現在「毛唐人」已被認為是個歧視用語，幾乎沒有人會使用此語來稱呼中國人或歐美的白人了。總之，近松在《國性爺合戰》使用「毛唐人」一詞來稱甘輝時，他或無貶意，但已成功凸顯沒有蓄鬍的和藤內為日本人。

如上，在《國姓爺合戰》中，幫助明朝天子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和藤內（鄭成功）是一位特別受到日本神保護的日本人。這一形象在江戶後期的戲劇、繪本、小說中不斷得到強化。

• 3.《國性爺合戰》與江戶時代諸文藝中之鄭成功形象

在淨瑠璃《國性爺合戰》初演的兩年後，即享保二年（1717）在江戶三座該劇已歌舞伎化，並在享保十二年（1727）第二次歌舞伎化，在三月中村座演出《國性爺竹抜五郎》，又在享保十五年（1730）第三次以歌舞伎演出，劇目為《唐錦國性爺合戰》。第四次則在寶曆六年（1756），以《月湊英雄鑑》劇目演出，第五次在安永二年（1773），以《大日本伊勢神風》劇目演出，之後也陸續有相關劇目演出。在江戶時代的國性爺故事相關的歌舞伎中，大抵以第一到第五次由二代目市川團十郎（1688-1758）演出的「撃退老虎」一幕最受歡迎。這一演出當也影響了繪本、小說類中對於鄭成功形象的創造。

事實上，鄭成功故事也隨著時代以不同種類繪本（黑本、青本、黄表紙、合卷）的方式在江戶時代大量流傳。首先在18世紀後期有以黑本、黄表紙等繪本文本方式流傳的作品，如《和藤内三升の若衆》、《和藤内九仙山合戰》等。到了19世紀以後，則有許多以合卷方式流傳的鄭成功繪本故事。有《唐人鬢今國性爺》、《國性谷合戰》、《國姓爺將棊合戰》、《國姓爺一代記》、《髪結國姓爺乳貰ひ》、《國性爺倭仁志氣》等作品。雖然本文無法在這裏一一分析這些文本，但從其命名也可得知這些作品皆是在《國性爺合戰》的餘威、影響下發展出來的。

另一方面，也有小說類的著作。本文特別注意到的是，在《國性爺合戰》上演的兩年後，即在1717年左右出版的《國姓爺明朝太平記》。該書實際上是巧妙地融合近松門左衛門的《國性爺合戰》、《國性爺後日合戰》及《太平記》寫成的。關於本書，筆者特別注意到的是，如其書名，作者江島其磧（1666-1735）明顯有將鄭成功比附於楠木正成（？-1336）的意圖。但在該書中他重視的是，楠木正成能使用「奇正之術」的謀士、兵學家形象，而非其忠君愛國的形象。因此在該書中，鄭成功也是在這一意義上，不僅是受日本神保護的「日本無雙的勇士」，也是有個智謀之人。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將鄭成功統治的臺灣描寫為一個完全日本化的地方。他寫道：

國姓爺和訓自己統治的這個叫東寧的方圓三百里離島為高砂（たかさご），讓房屋造形、城市設計、男女姿態皆改為日本風格，在語言方面也教和語，剃月代頭（一種江戶與其之前時代的日本成人男性髪型），改有如中藥名般難記的名字為太郎兵衛、忠左衛門東京、四郎右衛門等。過年過節也都學日本，在島中建立伊勢兩宮、在九月十六日舉行祭祀，在七日間舉行有如日本宮嶋的市集、陳設攤販、戲劇演出、風俗業者經營的茶屋……。

其結果是臺灣已「國富民榮」、「人皆學和風」，甚至有些臺灣女性如日本女性風俗般開放，敢大膽袒露乳房也不在意。就這樣，在國姓爺的統治下，臺灣已被日本同化。這書中對臺灣的描述有如對後來的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預言，其所描述的臺灣風景有些會令人思及殖民地時期的臺灣。當然，如露乳房也不在意這種日本風俗並無法在臺灣生根。這種臺灣觀究竟對當時乃至後來日本人之臺灣觀的形成有多少影響實不可知，但書中的臺灣想像實是鮮明、有趣的。這種日本化的臺灣論目的也是，在強調鄭成功的日本人身分認同，及其受日本人庇護的想法所延伸出來的。

不管如何，鄭成功的日本身分越益被凸顯外，另一方面鄭成功的忠義形象在後來的小說、漢詩文中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如《繪本國姓爺忠義傳》（《繡像國姓爺忠義傳》）即強調鄭成功的忠義形象。《繪本國姓爺忠義傳》分為前後兩編，前編由石田玉山（法橋玉山）作畫與編寫，完成於文化元年（1804），後編則由石田玉山作畫，山珪士信編寫，刊行於天保五年（1834）。《繪本國姓爺忠義傳》前編似乎大幅依據前述的《國姓爺忠義傳》時，只是在三十年後寫的後編又再加入《通俗臺灣軍談》中的朱一貴故事（後述）。

相較於《國姓爺明朝太平記》是被稱為「浮世草子」的一種文學樣式，主要是在江戶時代前中期的京阪地區流行，以描寫日本現實的風俗和人情為主；《國姓爺忠義傳》和《繪本國姓爺忠義傳》屬於被稱為通俗軍談物的小説，可理解為流行於江戶後期的「讀本」之前身，也和「讀本」一樣，受到史實加虛構的中國演義小説影響。當然，顧名思義，較晩出的《繪本國姓爺忠義傳》中有挿畫且和文性質更強，不同於全由漢文訓讀體寫成的《國姓爺忠義傳》。

但如書名，兩者皆強調鄭成功的忠義和日本人的特質。如在《國性爺忠義傳》中，就有一段為「國姓爺曰：森亦是日本産。倭人善趨義」。《繪本國姓爺忠義傳》序文中也有曰：「東人勇而知，西人順而義」，而中日混血的鄭成功是「兼二氣而進於忠孝者」，其事蹟是「國家之大美談」，連三尺童子皆知。只現有的國姓爺故事「急於悦人」，故「玉山氏乃編蒐書籍抄其實，畫其要」，希望「田畯紅女有省覧此冊則頑廉懦志」，有「補于世治」。也就是該書作者希望賦予過度強調其娛樂性質的國姓爺故事忠孝道德的意義，使人讀之能生立志之心。就像這樣，在江戶後期的小說中，強調鄭成功故事中的「忠義」等道德意義。也就是說，其為明朝忠臣的形象得到強化。這一演變與前述儒學思想在日本的漢詩文中的浸透和深化相關。

所以，在與儒學密切相關的漢詩文方面，鄭成功也同樣從忠義的觀點來重新詮釋。如江戶後期著名的史家賴山陽（1781-1832）就寫了〈讀鄭延平傳〉這一漢詩。他吟道：「英魂千載遊桑梓，可問楠公父子無」。賴在這詩句中比之於以忠義著稱的楠木正成。且同樣是幕末大儒的古賀侗庵（1788-1847）在〈讀鄭成功傳〉也誇鄭成功「其忠肝義膽，楠將軍之亞匹也」。而且有趣的是，侗庵在該文中說完鄭成功之母為日本人之後，歎道：「嗟！夫明三百年養士，而其唱大義扶持綱常者，尚不能不藉吾邦之人，尤可以見日域秀氣之所鍾，人物之盛加萬國萬萬，其土苴餘緒，猶足以驚動四鄰也」。這種強調鄭成功與日本人之關係、同時又凸顯其忠義之心和戰略能力勝於明代中國人的論調，在幕末時期應是主流之論。但更有趣的是，江戶後期的鄭成功的故事也開始和朱一貴故事連結在一起。

四　江戶文藝中鄭成功故事與朱一貴事件的聯結

• 1.朱一貴事件概要與相關記錄

朱一貴（1690-1722）所引起的動亂與林爽文事件等是清領時期的著名民變。其中發生於康煕末年的朱一貴之亂特別受到近松門左衛門還有其他小說家的注意，並以之為主題寫出《唐船噺今國性爺》等作品。我們先來了解一下該民變的經過，之後再探討近松如何改編的問題。

首先，康煕時期對臺灣實施封禁政策，然因康煕末年人口成長與貿易擴張等原因，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口湧入臺灣。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生於康熙二十八年（1690）福建省漳州府長泰縣的朱一貴也在1713年隨移民潮移居臺灣，住在鳳山縣羅漢門（今高雄縣內門鄉），以養鴨為生。傳說他能使鴨群聽其號令，故被稱為「鴨母王」。康煕六十年（1721）時，臺灣知府王珍粗暴的税收方式使民怨沸騰，朱一貴遂與其友人商議舉事。朱一貴因具明朝王室的姓氏，故眾人推朱一貴為首，並以朱姓及反清復明為號召，不久在康煕六十年（1721）四月十九日那天攻襲岡山，後來進占府城。同時下淡水粵籍角頭領袖杜君英（1667-1721）也帶其群眾出來響應，撃敗清軍，攻下鳳山縣城。後來參與群眾愈來愈多，在兩週內瓦解清廷在臺的統治勢力。五月初朱一貴即被尊為義王（或有稱中興王），定國號大明，年號永和，開始任命事件參與者官職。然在不及兩個月的時間內，朱一貴與杜君英即告分裂，隨後水師提督施世驃（1667-1721）和南澳總兵藍廷珍（1664-1730）帶領的援軍到來，逐漸控制全臺，朱一貴也兵敗被捕，後押解到北京，被凌遲至死。

事件後，朝廷派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1682-1758）來臺，黃在臺巡察期間，撰寫出《臺海使槎錄》一書，而參與援軍的藍鼎元（1680-1733）也寫了《平臺紀略》。這些都成為理解清領時期臺灣的重要資料。至於藍鼎元寫該書的原因，他說：

藍子自東寧歸，見有市靖臺實錄者，喜之甚，讀不終篇，而愀然起，喟然嘆也。曰：嗟乎！此有志著述，惜未經身歷目，徒得之道路之傳聞者。其地、其人、其時、其事，多謬誤舛錯。將天下後世以為實然，而史氏據以徵信，為害可勝言哉！稗官野史雖小道，必有可觀，求其實焉耳。今以閩人言閩事，以今日之人言今日事，而舛錯謬誤且至於此；然則史氏之是非，其迷亂於稗官野史之紀載者不乏矣。

在他看來，《靖臺實錄》是一本錯誤百出的野史。然也有研究指出該書並無太多錯誤，反而是兩書對於戰況的描述差異，凸顯了水師提督施世驃和南澳總兵藍廷珍間相互爭功的問題。也就說是，《靖臺實錄》作者黃耀烱把戰功歸於施世驃，然藍鼎元在《平臺紀略》中則強調藍廷珍的功勞。姑且不論真相為何，就江戶日本對朱一貴事件的理解而言，《靖臺實錄》的影響力是比較大的。

• 2.朱一貴事件傳來日本

有學者指出，最早帶來朱一貴事件相關消息的是享保六年（康煕六十年、1721）六月二十五日來到長崎的第十七號寧波船。但該船帶來的消息中没有朱一貴的名字。首次言及朱一貴名字的是同年七月一日入港的第十九號南京船的風說書。其中有「然今年四月時，在福建省内的臺灣，有一位叫朱一貴的人以大明洪武帝末裔為由，聲稱要回復明朝，企圖謀叛，舉大明中興朱一貴之旗……」等内容。這裏重要的是，朱一貴被理解為朱元璋末裔並企圖反清復明這點，因為這構成了後來關於朱一貴事件的江戶戲劇和小說的想像起點。

然而，上述的資料是既存唐風說書的記載，實際上或許該事件更早就已傳到日本。如江戶時代著名的隨筆《鹽尻》有記載如下：

辛丑年，異邦厦門即鄭氏（國姓爺孫名為奏舎）奉明皇之裔武帝之孫舉兵，拔厦門、臺灣等地，為興復明朝。明遺民等多跟隨之，數士之兵勢勇猛，北京派出三十萬大軍以討伐之，然明兵毫不在意，將之撃破，將帥皆戰死。攻南京，欲入北京。各種街談皆有。

如中村忠行所指出的，朱一貴事件始發於康煕六十年（1721）四月十九日，全臺攻陷的消息傳至厦門是同年五月六日，而《鹽尻》中的記載中有「五月來港的唐船之談（五月入津の唐船の談）」一句，可知該事件很快就傳至日本。而且，若從文化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廣被閲讀的江戶時代隨筆關於朱一貴事件的紀錄更値得我們注意。重要的是，如上面引文所示，該事件更被誇張地理解為鄭成功之孫（國姓爺之孫）奏舎所主導的起義，且如過去的鄭成功，起義軍已攻克南京。

其次，《鹽尻》又記載一段有關朱一貴的傳聞。其中一段談論到：「說異邦今茲明洪武帝之裔朱武音之孫朱一貴居於福建漳州泰縣之臺灣南路等等，舉兵自稱順成王。……據傳朱一貴之總將軍吳二周（其他風說書記錄為「吳二用」——筆者）自稱今一百零五歳，統領士兵卒全力拼戰，令人吃驚」（七月二日南京船頭沈玉田談）。《鹽尻》作者有說到這段話是，據翻為日文的唐船風說書所記錄下的。事實上，的確在唐船風說書有相關的記錄。在這一傳聞中，有幾個重點。一是朱一貴被理解「洪武帝之裔朱武音之孫」，另一重點是關於朱一貴之將軍吳二用的傳聞。因為這兩點在中國史書、隨筆中皆無記載。還有一點是，朱一貴的出生地「福建漳州泰縣（長泰縣）」和其居住地臺灣間的關係没有區分清楚。如後述，這三點卻構成日本人理解朱一貴事件的重點。

其次，除了唐船風說書和隨筆記錄外，關於朱一貴事件的書籍也快速地傳到日本。《平臺紀略》和《靖臺實錄》等書皆是理解朱一貴事件的重要史料。但《靖臺實錄》先傳至日本，並深深影響江戶時代日人的臺灣認識。江戶儒者新井白石（1657-1725）很快地注意到該書。白石在享保九年（1724）寫下〈讀靖臺實錄〉一文，曰：

辛丑之秋，亡友高子新來過小齋，飲酒娯甚，語及臺灣。美乃戲之曰：「今年市頭，蔗糖增價乎（臺灣多出蔗糖）。子新曰：「何也」。曰：「頃歳唐舶來，說海寇梗路，皆是奸商射利之術也」。子新曰：「朱一貴明帝遺胤，臺灣鎮鄭氏故國，豈是尋常海賊比邪。」曰：「昔項氏起，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也。近時明制，宗室命名，必以五行字。今聞朱名，非所以從民望也。果使其為明宗室，則赤眉劉盆子耳云云。」

新井白石在引文中言及亡友深見玄岱（1649-1722）在享保六年（1721）秋來訪時，論及臺灣問題，於是談到朱一貴事件。新井白石乃飽讀詩書且具敏鋭的政治判斷之人，並不輕信「朱一貴明帝遺胤」這類說法。但一般市井小民並非如此，毋寧喜歡這種「貴種流離」式的故事。也正因如此，該事件快速吸引了劇作家的眼光。這位劇作家不是別人，正是前述的近松門左衛門。

• 3.朱一貴事件戲劇化

近松門左衛門已快速地得知相關事件的消息，並在隔年（享保七年、1722）就寫出《唐船噺今國性爺》。該劇把事件發生的地方設定在「福建領内」的「塔伽沙谷島」（臺灣），且把朱一貴的父親解釋為「大明洪武皇帝十五代」「江南大守景泰王」，朱一貴則是被人扶養長大的「景泰王第一王子」，後來也成功攻下福建一國，被奉為「順成王」。 

該劇分為三段，第一段内容演出福建大守六安王在其統轄内的臺灣發現一個大鼎，被認為是能得天子之位的祥瑞之兆，故六安王希望把鼎改鑄為一把象徴天子、宰相、將軍的劍，命鐵匠桃民氏打造一把這樣的劍。這一行為被福建第一忠臣歐陽格子批評有奪取帝位的叛亂企圖，但其主君六安王不聽勸，反將之殺害。

第二段的場景則在鐵匠桃民氏的工作場所。首先，有一老翁自稱吳二用，來求見桃民氏打造的寶劍，但在見到桃民氏之子朱一貴後，驚其相貌有帝王相，但可惜其鬍鬚太短，尚無法成就大業。後來，朱一貴便想拉長鬍鬚但無法成功，然在他睡眠時，其母便剪下自己的頭髪，再將之接上朱一貴的鬍鬚，使其長度超過一尺。在朱一貴醒來後，其母告知他的生父為「大明洪武皇帝十五代」「江南大守景泰王」，並給予私藏的明朝印綬。再來，其養父桃民氏見其妻剪頭髪便罵她不義，刺殺之。後來，朱一貴告知其養父實情，其養父自殺，父母雙死。拿到假寶劍的官員覺知後再來到鐵匠家，朱一貴則攜真寶劍和其妹逃出。

第三段首先演出如國性爺在見鷸蚌相爭後得知兵法要義般的類似情節，朱一貴也見薙蛇大戰後得知兵法奥義，並前往芙蓉岳。朱一貴在山頂與吳二用等人結盟，尊朱一貴為主君。後來，被六安王殺害的福建第一忠臣歐陽格子之子歐陽鐵假扮成朱一貴被抓。最後的場景設定在六安王宮盛花門，被抓的歐陽鐵身分暴露，六安王試圖利誘之，但被拒。之後，歐陽鐵在吃下其父的肉醬後，突然精神勇猛，掙脫繩子。後來，六安王逃入宮門内，朱一貴也率兵駕到，並在最後讓歐陽格討伐其父的敵人，他自己就即位，號順成王。

在這一戲劇中，雖然朱一貴事件是在臺灣發生的民變，但卻被擴大到統轄臺灣的福建省規模來處理，朱一貴所反抗的對象不是臺灣知府，而是福建一省的統治者（「福建大守」「福建王」）。而且，在這一戲劇中，《國性爺合戰》、《國性爺後日合戰》所構建的歷史想像没有被繼承，而是在「今之康煕皇帝即位」的歷史背景中展開敘述。而且，朱一貴雖是明朝皇族所遺留的貴種，但故事結局也僅止於在福建稱王而已。將朱一貴理解為明朝皇族所遺留的貴種這種劇情明顯受「明洪武帝之裔朱武音之孫」說法的影響。而且，在《唐船噺今國性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吳二用」也明顯受前述吳二用傳聞的影響。

如上，該劇是在唐船傳來的相關消息基礎上再編劇而成的。但其劇情張力明顯不如《國性爺合戰》，且如以朱一貴見薙蛇大戰後得知兵法奥義的劇情直接模仿國性爺在見鷸蚌相爭後得知兵法要義這一情節，明顯炒冷飯。

上述這種種原因導致《唐船噺今國性爺》並不賣座，但其中明朝皇族貴種流離的故事情節可能或多或少也啓發了後來的小說家。如後述，小說的情節基本上是比較忠於史實的。

• 4.朱一貴事件文學化

在《唐船噺今國性爺》演出的隔年（享保八年，1723）日本就出版了《通俗臺灣軍談》一書。該書也是據《靖臺實錄》再加上來自長崎的傳聞（「崎之所傳」）寫成的。但如德田武所指出的，相較於《靖臺實錄》的敘述，在《通俗臺灣軍談》中，朱一貴已被描寫為一位悲劇英雄，加入《靖臺實錄》所没有的文學內容。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就加入從朱元璋到李自成、鄭成功、鄭奏舎等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故事以說明朱氏王朝的興起與没落，並導出有志於復明之士皆來到臺灣的敘事情節。最後，並以「明之皇孫也不知居於何國也（明ノ皇孫モイツシカ何國ニ居玉ウトモ知ズナリ）」一句為朱一貴出場的伏筆。

所以，在第二章中，朱一貴就被描寫為「明太祖朱元璋の後胤」，且把《靖臺實錄》中描寫為「居家不事生産，游手蕩博」的朱一貴描寫為「能孫吳兵法」和具「張良諸葛之智謀」的英雄。其他如參與朱一貴事件的李勇也被詮釋為明代武將李文忠玄孫並且是斬妖英雄。又如杜君英也成為「明皇之一族」，並且是為百姓怒擒殘暴縣令噲元的英雄。然後，再採用《三國演義》的情節，以文學手法敘述朱一貴等人在「崗山」結義後，舉「明之旌旗」和清兵對抗的過程。其次，則在第三、四、五卷中敘述清兵反撃並打破明軍的過程。但與史實不同，作者最後說「朱一貴等率諸將，遂逃入深山而没被捕（朱一貴等ハ諸將ヲ引、遂二深山二逃レ入テ捕ルコトヲ得ズ）」，讓朱一貴的英雄形象不至於破滅。

如前也有所論及，《通俗臺灣軍談》是種據史實的翻案小說，讀本的前史。如作者描寫：「內地之民口口聲稱，明之總大將如孔明之人，其諸位大將中有如樊噲、關羽、張飛等人出現，只五六日就攻取臺灣」。他明顯利用當時讀者熟悉的《三國演義》劇情來鋪陳。但如中村忠行所指出的，因為演劇和稗官野史是一般中國人民的知識來源，故《通俗臺灣軍談》的底本《靖臺實錄》本身的敘述也受《三國演義》影響。只是《通俗臺灣軍談》的作者將之更加文學化、戲劇化。如《通俗臺灣軍談》中模仿《三國志通俗演義》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黄巾英雄首成功」中授予張角《太平要術》的仙人角色，挿入「神通道人出臺灣」（神通道人出現在臺灣）一章，描寫能以符水治病的神通道人的神蹟。

如上，朱一貴事件傳到日本後被描寫為另一次的明清對抗，民變被改編成王種的復仇劇。但在近松門左衛門的《唐船噺今國性爺》中，某種程度上復仇是成功的，在《通俗臺灣軍談》則以失敗收場。若以接近史實的程度來說，則當然是《唐船噺今國性爺》遠不如《通俗臺灣軍談》。因為該劇加入了太多戲劇創造的要素。

其次，在江戶後期，鄭成功故事也和朱一貴故事有所連結。就這點而言，上述的《通俗臺灣軍談》實際已將鄭成功故事與朱一貴故事連結，但只是在該書第一章中略加提及而已。到了《繪本國姓爺忠義傳》時，則將兩者連結在一起。事實上，如前述，該書前編大抵當是依據《國姓爺忠義傳》，其中有鄭成功故事，只是在三十年後寫的後編又再加入朱一貴故事。而且，朱一貴故事幾乎都直接使用前述的《通俗臺灣軍談》。不過，為要使兩個故事連接順暢，《繪本國姓爺忠義傳》作者山珪士信改編《通俗臺灣軍談》第一章，並加入「國姓爺撃殺猛虎」、「國姓爺神力破城門」、「國姓爺得仙書於天柱嶺」、「國姓爺尸解並清帝治世」等部分。他明顯吸收了《國性爺合戰》中，受日本諸神保護的鄭成功形象後，又加入某些道教的元素。後來，《繪本國姓爺忠義傳》在明治時期分別以《明清軍談：鄭森偉傳》之書名，及《國姓爺忠義傳》之書名翻刻、出版過。但因篇幅所限未能詳論，這兩本書當對明治時期的鄭成功的臺灣人物論當有一定的影響。

不論如何，如前所述，因這兩個戲劇中之鄭成功故事的關係，江戶時代的日本人普遍知道在日本的南方有一個「高砂國」。但實際上我們可發現上述這些就算以臺灣為名的故事，也不盡然是以臺灣為主體來描述的。在江戶劇作家、小說家所描寫的臺灣史相關人物主要還是在對中國的歷史想像延伸下展開的。如臺灣與福建的關係是被模糊處理的。但針對明朝忠臣鄭成功和被想像的明朝皇族貴種朱一貴所展開的戲劇和小說乃至繪本故事，都賦予了臺灣歷史代表著反清（反抗夷狄化中國）的意義。這在明治以後，在日本的帝國擴張志向中，將成為重點。

五、江戶文藝中的鄭成功與日本帝國的臺灣統治

大抵在江戶中後期，《國性爺合戰》中誕生的打虎並受日本神保護的日本人鄭成功形象已在淨瑠璃、歌舞伎、繪本、小說、漢詩文等諸種文藝中展現，並且鄭成功的忠義形象也漸深入一般日人心中。《國性爺合戰》可說是形塑江戶時代鄭成功形象的最重要文本，但該文本的鄭成功形象之所以能深入人心，當然也是靠其他江戶文藝輔助傳播的結果。就這點而言，本文未能論及的浮世繪及《臺灣鄭氏紀事》等史書對鄭成功形象的影響也有待探究。不管如何，鄭成功的形象經過江戶文藝的洗禮已充分日本化，乃至被認為是生母為日本人且受日本神保護的日本英雄。

在江戶文藝所呈現的想像中，鄭成功與朱一貴能在明遺民敘事想像的脈絡中有所連結，但相較於生母為日本人的鄭成功能與日本有更深的聯結，朱一貴則否。雖然就鄭成功的情況來說，日本在江戶時期以國姓爺為題材的書寫中，臺灣時代的鄭成功事蹟不太被重視。但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後，鄭成功與臺灣的關係遂成為重點。也就是說，同時與日本和臺灣的歷史有所聯結的鄭成功成為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日本人對臺灣之歷史心性形成的投射對象。因為歷史心性往往也都是在戲劇和文學等文藝中養成的。而且，重要的是，如前述，因為文學、戲劇諸多文本間的影響關係，江戶時期形成的鄭成功形象其實已承載了日本史上對外的戰爭記憶和忠臣形象。就是在物語與物語間建構起來的重層戰爭記憶，及和楠木正成等人物的類比中獲得的忠義形象中，明朝忠臣但又是日本英雄的鄭成功形象聯結了重新開國的日本帝國與其殖民地臺灣。

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中，陸軍教授且參與過甲午戰爭的丸山正彥在日本殖民臺灣的初期所寫的《臺灣開創　鄭成功》（1895）中說：「今將軍遺恨透骨髓，死也不能遺忘的清朝無法抵抗我仁義之師」，其結果是「將軍（鄭成功）埋骨之地臺灣已歸入生國大日本帝國之版圖，匪徒鎮定之期將近。將軍靈魂必歡喜而翱翔於天國，並仰望大君崇高之御威稜」。鄭成功在這種敘事中，已更進一步被收編為「仰望大君崇高之御威稜」的臣民，而日本帝國的軍隊則是為此臣民遺恨復讐的仁義之軍。明朝忠臣在其死後被收編為要感謝為其復讐的日本帝國忠魂。所以，在丸山的敘事中，鄭成功征台前的祭「皇天皇祖」儀式中，禱曰「天祖輔我……」，將「天」替換為「天祖」（天照大神），把鄭成功理解為受日本皇祖神保護之臣民。丸山的鄭成功論是奠基在一定的日本鄭成功史事研究的成果上的，但也吸收了江戶文藝中形塑的受日本神保護的日本英雄鄭成功的形象。

不僅如此，這位日本英雄在日本正式統治臺灣不久後，其自身更成為日本神祇。1896年6月時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1841-1909）來到臺灣視察，其在臺期間詠〈臺灣巡視中作〉一詩，詠嘆「鄭家遺蹟今何在，只見孤墳没野榕」。非常巧合地，在伊藤視察過來的一個月後，或因伊藤的指示，台南縣知事磯貝靜藏（1849-1910）在1896年7月25日就向總督桂太郎提出建言書，主張將位於台南縣的延平郡王祠能改稱為社格為「國幣社」、社號為「開台神社」，並道：「若猶得依舊配祀母田川氏，不只慰籍成功之忠魂，標擧其開台之偉勲，茲確定民意之所向，有資將來治化之處當亦不少」，鄭成功在這一建言書中已被稱為「忠魂」。

然鄭成功雖可在死後被收編為日本帝國的「忠魂」，但在其生前畢竟是明朝忠臣，非日本帝國之忠臣。後來，總督府在〈民内第四二八號〉公文中表明決定其社格非為「國幣社」而是降為「縣社」，社號為「開山神社」。其中的理由就是鄭成功是「明廷之忠臣」，但非「我帝國之忠臣」。然也因鄭成功之開臺與治臺功績符合對「一州或一地方有功績人士奉祠於府縣社」之例，故定其社格為「縣社」。儘管該位階比原本建議的低，但從江戶時代以來已被認為是日本人的光榮代表、道德模範的鄭成功，在這之後已正式進階為當受日本人和臺灣漢人崇拜的「帝國之神祇」。原本福州風格的廟宇也增建了日式的拜殿與鳥居，也成為以一種中日混血的建築物，從而構成一種臺灣特色。

然而，將延平郡王祠改為開山神社實是有些諷刺的事情，因為延平郡王祠設立的本身就是因在牡丹社事件之後，沈葆楨（1820-1879）聽楊士芳（1826-1903）等士人基於「有功德於民則祀」的理由建議，才「奏為明季遺臣，臺陽初祖，生而忠正，歿而英靈，懇予賜謚建祠，以順輿情，以明大義事」。其建祠本身就是要將鄭成功這一「有功德於民」的「明季遺臣」之「英靈」收編為大清帝國服務，以培養臺人的忠義之氣以抵抗外敵（當包括日本）。但既然過去的敵國可收編其「英靈」，其生母之國自然也可收編鄭成功的「忠魂」。所以，又如著名東洋史家那珂通世（1851-1908）所強調的，鄭成功「始终為明守節，至死不渝，是真大和魂也」。明朝忠臣被收編為日本帝國的「忠魂」後自然也能有「大和魂」。這除了源於其母的血統要素外，鄭成功所具有的忠義精神才是重點。因為如上所述，鄭成功的忠義形象在江戶時代的小說中已透過和楠木正成等人物的類比而得到強化。日本統治臺灣之時，在現實上明朝已滅亡時空中，鄭成功反清復明的忠義形象足以用來強化臺灣漢人的反清意識，以使戰勝大清帝國的日本與反清的臺灣漢人有共同的敵人。但是當時祭祀鄭成功的臺灣漢人究竟是認哪一國為敵呢？鄭成功的「功德」「功績」究竟屬於哪一國的？鄭成功的「英靈」「忠魂」究竟又要效忠於哪一國？

後來，隨著臺灣統治的穩固與日本帝國的擴張，鄭成功的故事也再度得到發展的契機。在《國姓爺後日物語》中，鄭成功故事的詮釋重點被放置在他移往臺灣以後的行動與思想，及其後繼者的相關事蹟。其中有一鄭成功和陳永華的對話十分値得玩味。陳永華說：「臺灣乃中華南海之重鎮，扼南洋航路之咽喉，制東印度諸島，東是日本，南是呂宋，航通自由自在，遠征、貿易隨心所欲。斯得此地利外，島內物資豐富，天恵之寶島。若王想完成遠大的志向，此誠為天賜之島國。……若國富兵強，則不要說恢復大明，連遠征南洋之志望也定當能有所成就」。聽完，鄭成功則回答：「聞及日本豐太閤征三韓，自為王，雄圖日本屬國於海外，我也欲學其智慧，若不久能恢復大明，我將離開臺灣，遠征南洋之國，把大明國的領土擴張到海外諸國」。

上述這一段對話基本上把大正時期的日本帝國的圖南之志和以臺灣為南進基地的想法直接加諸在鄭成功與陳永華的身上。如此一來，他們兩人成為了日本帝國向南擴張之思想與行動的先行者。所以，鄭成功從受日本神保護而打敗北方大陸珍奇野獸老虎且反清復明成功的英雄，演變為成功征服臺灣而懷圖南之夢的海洋帝國英雄。正是在這種故事情節的延長想像中，在1940年代初，當日本意欲打造大東亞共榮圏時，鄭成功轉身又蛻變為進入南洋而「夢想著團結南方共榮圏」的英雄。江戶戲劇與文學中之鄭成功形象無疑深深地融入後來日本的臺灣乃至南進政策中。而且，在日本統治下生活的殖民地臺灣的知識人自然也十分關心鄭成功，如西川滿的〈赤崁記〉及魏清德對《八重潮》與《被閑却之臺灣》的翻譯皆是在鹿島櫻巷《國姓爺後日物語》等日本之鄭成功書寫脈絡下展開的。

但是不管彼岸的半島、大陸乃至「南方共榮圏」都是異域。承載多層戰爭記憶的日本英雄鄭成功的故事給予日本人征服異域的想像空間。帝國的野心以文學的修辭召喚人們一起進入這一想像空間。然而當夢醒時，開山神社又改回延平郡王祠，「夢想著團結南方共榮圏」的海國豪傑也變回在劇場上演的充滿異國情趣的打虎英雄。

另一方面，清末時期，如前述鄭成功的「逆賊」形象已開始轉變為「英靈」。受江戶與明治時期之鄭成功論的影響，及在清末的排滿民族主義中，鄭成功也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如匪石參考前述丸山正彦《臺灣開創　鄭成功》等許多日本之鄭成功論後寫成的《鄭成功傳》（1904年出版）中，鄭成功成為「吾中國之英雄」。在作者筆下，鄭成功不只是「幼稟日本大和魂之薰陶」，也是「久受中國國粹學」之人。而在滿清政權這一共同敵人之面前，鄭成功可以同時是具「大和魂」的日本英雄和拯救「國魂」的中國英雄。而且，匪石在抗清的脈絡下關心臺灣歷史，並說：「實惟甲午之歲，西方共和國民所讙呼擁戴之稱號曰「伯里璽天德」忽出於我中國南部海外一孤島」，對於「台灣民主國」的出現給予同情的理解，他甚至想像早在鄭成功之前就已占據臺灣的鄭芝龍成為「西方華盛頓」的可能性。

總之，在滿清這個夷狄政權之前，漢民族和日本人可同是「華」，「大和魂」和漢民族的「國魂」可同體併存。日本帝國主義乃至民族主義和抗滿的漢民族主義毫無違和感地融合在一起。這是在20世紀初前後，具正面連帶意識的亞洲主義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當然，在面對來自更遠的西方（大英帝國等）或北方（俄羅斯等）夷狄（或文明）之時，日本帝國與漢民族主義知識人所抵抗的滿清政權之間也有合作的空間。

不管如何，如前述，鄭成功在日本脈絡的忠義形象是透過江戶文藝，及和楠木正成等的類比而創造出來的。但不只大日本帝國，大清帝國和後來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乃至未來或可能出現的臺灣國都可收編他的忠義形象，及其形象和道德情感所具有的政治效果。這不得不讓我們想再問一遍，鄭成功的「功德」「功績」究竟屬於哪一國的？鄭成功的「英靈」「忠魂」究竟又要效忠於哪一國？當然，這是個可以有很多答案的問題。鄭成功可以同時是明朝忠臣，也可以是保祐清朝政權的「英靈」（所以是中華英雄），也可以是日本人的「忠魂」、英雄。

讓我們大膽想像一下，若未來東亞地區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一統東亞諸國的政權，則鄭成功也必然會是該國（某種帝國）之英雄的。這正是因鄭成功是活躍於海洋之子，少數與日本、中國、臺灣乃至東南亞的歷史皆相關的歷史人物，又帶上了許多文學、戲劇創造出的形象。我們對他的理解無法局限於臺灣。反之正是透過鄭成功乃至與其相關歷史人物的書寫，我們能從更寛廣的視野來理解臺灣。當我們重新思考近代東亞歷史之際，鄭成功無論如何都是要角。

藍弘岳，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及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合聘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東亞思想文化史，特別是17世紀以後的日本思想史。主要著作有專書《漢文圈における荻生徂徠：醫學．兵學．儒學》（2017），及〈會澤正志齋的歷史敘述及其思想〉（2018）等論文。

此文開放給所有讀者。這是《思想》第41雜誌的第二部分內容，反思主流近代帝國日本歷史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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