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茲涅夫回憶錄的捉刀人

– 什麼叫低調？

– 打贏戰爭、開墾荒地、復興國家，之後二十年對此絕口不提！

（布里茲涅夫時代笑話）

布里茲涅夫總書記名下著作的印數以百萬計，強行冠以文學之名，列入教學大綱，共青團員和黨員必須閱讀並摘抄要點。可到了八十年代末又被大批搬出書店，當作廢紙銷毀。即使是從電影、文字、長輩口中間接了解布里茲涅夫時代的年輕人，多半也聽說過封面作者為“布里茲涅夫”的幾本回憶錄。但這些蘇聯宣傳豐碑究竟出自誰人之手呢？

估計只有最天真、最幼稚的蘇聯公民才會相信：大名鼎鼎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同性接吻愛好者、各種勳章獲得者就是他回憶錄的實際撰寫者。擁護“親愛的列昂尼德·伊里奇”的人可能會提出總書記公務繁忙、日理萬機，無暇親自動筆，不得不尋求“捉刀人”協助，畢竟連文豪大仲馬不也曾找人代筆嗎？反對蘇維埃政權的人則通過創作嘲諷布里茲涅夫及其“文學作品”的笑話、雙關諧語和民謠來抖機靈、找樂子。在所謂“停滯時期”，開這種玩笑肯定比史達林時期更安全，但也不排除會被有關部門盯上。

戈巴契夫改革後，當局不再試圖掩蓋“布里茲涅夫三部曲”——《小地》、《復興》和《處女地》——出自他人之手的事實。現存政治局檔案和直接參與者的回憶都表明這三本書的作者另有其人。

塔斯社（蘇聯通訊社）原社長列昂尼德·扎米亞京後來寫道：“這本書是歷史文獻。列昂尼德·伊里奇雖沒動筆寫這本書，但書是用他自己的話語寫的，來自他政治秘書的工作日記。曾經有人問我，《小地》是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寫的？我說不是他寫的，但他是作者，由擅長文字的人基於他的話語進行文學加工而成。布里茲涅夫並不以行文見長……”

目前普遍認可的說法：《小地》出自蘇聯著名評論員阿爾卡季·薩赫寧，他曾在《消息報》、《真理報》和《共青團真理報》工作；《復興》出自評論員、作家、劇作家阿納托利·阿格拉諾夫斯基；《處女地》出自《真理報》記者亞歷山大·穆爾津。穆爾津本人證實這種說法，蘇聯解體後他對公眾分享了關於創作“三部曲”的詳細回憶。

據穆爾津說，以布里茲涅夫名義出書是列昂尼德·扎米亞京和後來的總書記康斯坦丁·契爾年科的想法，也是政治局設法提高領袖民間威望和受歡迎程度工作的一部分。這項工作很有必要，因為年屆七十的布里茲涅夫身體健康和精神健康逐步惡化，在人民眼中漸漸淪為漫畫式人物，成為各種笑料、戲言的主角。

但顯然他倆過於樂觀，沒想到最後幫了倒忙——誰會相信一個說話含糊、常常搞不清自己在哪、身邊發生什麼的老病之人突然創作力大爆發，一下子寫出三本書？

穆爾津說為這個項目召集了一批蘇聯頂尖記者，根據各人長項分配任務。他本人是農業課題專家，參加《處女地》小組，這本書講述蘇聯國民經濟領域最雄心勃勃的計劃之一：開墾生荒地的故事，布里茲涅夫當時擔任哈薩克第一書記。雖然形式上只要求大記者們“幫助收集材料”，保證布里茲涅夫日後會親自撰寫或口授回憶錄，但從頭到尾他們都是在黨委領導的警惕目光下代筆寫出一字一句。

亞歷山大·穆爾津回憶：“這工作很無聊也很複雜，我自己到處尋找當年的墾荒者、區委書記、國營農場經理和哈薩克各部長、各領導，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布里茲涅夫的飛行員、他坐火車視察生荒地時端茶送飯的女服務員等。可畢竟年頭久了，各種胡說八道日積月累，敘述中夾雜著吹捧和公然的謊話……”

但“布里茲涅夫回憶錄”系列並未就此告終，《工廠喇叭聲中的生活》、《祖國情懷》、《摩爾達維亞之春》、《航天的十月》、《關於共產黨員的話》之類續作甚至在“署名作者”逝世後依然被收入《回憶錄合集》。它們真正的執筆者至今未知，惟《航天的十月》例外——出自弗拉基米爾·古巴廖夫之手。此人跟那些公開自嘲的“同事”們不一樣，他是以誠心誠意的態度來做這件事。古巴廖夫本身擅長航天和宇宙探索方面題材，所以被委託撰寫總書記回憶錄之一，介紹蘇聯航天成就及蘇美兩個超級大國間的核子航天競賽。

古巴廖夫後來寫道：“我很高興參與這部分工作。關鍵是我意識到：出現了一個能夠如實、公開描述我國太空人和在此領域工作的人的絕佳機會……我以為審查機構不敢刪改本書，因為它被冠以威嚴的、全能的Л. И.布里茲涅夫之名……”

然而天不隨人願。《航天的十月》寫完呈送黨中央，打算布里茲涅夫壽辰時出版。古巴廖夫得知以總書記助手為代表的“黨內高層”已經讀過他的書稿並予以放行，於是他相信自己忠實完成了黨交辦的任務，靜待《航天的十月》付梓。豈知布里茲涅夫突然辭世，原計劃全亂套了。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本來就對書稿中涉及國防和該領域頂尖專家活動的“機密內容”持反對意見，遂進行全面編輯，大幅度刪除了上述內容。最終面世的這本“回憶錄”仍然是個閹割版。古巴廖夫說：“刪節是機械式的，甚至帶著幾分怨恨……”

由於外部干擾，書稿描述的一些時間和事件變得不準確，甚至出現了張冠李戴的謬誤。當這本書真正作者的姓名大白於天下後，古巴廖夫不得不忍受來自同行的譏刺和嘲笑，雖然他當初並沒寫錯。

亞歷山大·穆爾津聲稱總書記沒讀過“自己的”回憶錄，既沒見過、也不知曉替自己代筆的是什麼人。跟他直接溝通的從來都是黨內助手。唯一的例外是《共青團真理報》某工作人員，姓名不詳，長時間在他身邊陪伴、觀察。為什麼安排這麼個人？因為黨內高層的出書計劃沒想就此止步，已經開始籌備創作下一部“布里茲涅夫回憶錄”，題目是《在總書記崗位上》。然而總書記的亡故、社會政治制度的變化，以及改革，就像盤旋在蘇聯國家上空的幽靈，阻撓了他們計劃的實施。

那麼給布里茲涅夫當捉刀人的報酬有多少？亞歷山大·穆爾津說康斯坦丁·契爾年科曾親口許諾金錢補助，可惜未兌現。列昂尼德·伊里奇作為“三部曲”的署名作者，於1979年獲得列寧（文學）獎。所以如果按照穆爾津的說法，真正的執筆者沒拿到任何金錢、特權住宅或小汽車以酬謝他們“溜鬚拍馬”的成績。後來亞歷山大·穆爾津“因長期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並祝賀其50歲生日”獲頒“人民友誼勳章”，阿爾卡季·薩赫寧獲頒“十月革命勳章”，他們覺得，這些勳章也算是對他們完成創造性工作的一種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