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之路

那一次見面，我從北京回到南方老家，堂妹第一次帶著她的未婚夫決定從深圳返鄉結婚落定，他們到我母親家裏登門拜訪。碰面當下我就幾乎確認他應該是我的小學同學，就簡稱他為石頭。石頭曾經和另一個班上男生組成了一個壞學生聯盟。我長年臉色慘白、身材瘦弱得像一桿磨得發白的秤，家長會要麽常年缺席，要麽就是隔代的外公外婆坐鎮，每年雷打不動地評上三好，也擔任了數學、書畫小組長的職務。

早熟的九零一代們都知道，這就是一個無人管教的老古板。他們問我借作業抄就只能受到吃癟待遇。這是被他們霸淩的原因。

我被堵在了那條路上。到底是哪條路？他們對我說了、做了什麽？我當時的感受？一切不記得了。

社會上很多事情沒有人能給出合理解釋，比如有人會用近乎天真的執拗，將被堵事件告訴班主任。成年人出於某種原因，用當事人面對面的當面道歉息事寧人，達成表面的和平，同時帶來了更多的私下恐嚇。

在我進30年來的生命軌跡中，回看過去是一種難。對將近半生中由受到的教育意義從未清算過，對生來注定、破碎衰败的家庭更難推翻重來、或進行深入評價。

如果有一個“我時代”的劃分，“過去”是那個缺乏主觀能動性的我，將考試成績列為最高的、唯一的目標。“現在”，我有時感到自由，這種自由和小時候省下飯錢，到校門口借老夫子和朱德庸漫畫看的自由那麼相似，好像又那麼模糊？

走在一條無名之路上，怎麼停下來，好好想想我心中盤旋的那個地方？仅是这个想法的冒頭让我感觉不舒服。起初我求助記憶，然後私信我媽，和chatgpt打聽，也试图翻阅县志。

依據我媽今天的回復，大約在小學四、五年級，鎮小學與另一所街區小學合並。21世紀初中國互聯網普及度還很低，那是用電話線撥號上網的龜速時代，中國網民數量不過1690萬人，自然我也沒有搜索到任何這一時期兩所學校合並的公開信息。

兩所學校合並後，我們全校的人就像從一個不知名偏遠的小鎮角落搬去了中心——百花小學位於百花街道，每日從菜場鬧市中穿行，只有口袋裏有1、2元錢就能吃到攤子上的油餅、炸物，校門口的雜貨店、文具店、郵政、借書鋪應有盡有。也有繁華熱鬧的歌廳，墮落之街的傳說也傳到了小學生們耳朵裏。

原本並校學生分散到了百花小學同一個年級的六、七個班級裏。此後，我和曾經的很多小學同學就失去了聯系。小鎮分區雖只巴掌大，伴隨著我的家庭搬遷、小初高升學的分道揚鑣，最重要的是缺少媒介，從此以後，一路往前走，也走出家鄉，到了北京、东京、杭州，我幾乎再也沒有遇见过这些人，更无从和身边的人谈起那么清晰又那么模糊的事情。

對我媽那樣的一個中國60後來說，她對關於我上学、成长、结婚的规划都有她的個人理解。她經歷了農村到城市的大變遷，失去了属于她的农村土地，到今年我碰巧看到新闻告诉她，2016年湖南实行户籍制度改革，戶口由农村遷入城市，這些人將允許重新回村獲得土地權。21世紀初遷移的她享受不到政策。即便今日，婚姻解體，她的故鄉早就是回不去的路。

我不知道，那個男人到底是不是那个人？粗浅了解到的出身地、年龄和学历背景几乎匹配。听说他疼爱表妹，在老家辛勤工作，每日5、6点早起帮父母碼菜、切肉、照顾生意，也會給妻子做好早餐、共同承擔家務。

我想他可能也想到了我。我这个人，好像他的一個小学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