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民族主义

一

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归纳出民族——国家的五大特征，其中第一条就是“对语言和文化共同体的强调”。他指出，在1880至1914年间，欧洲民族主义者将民族语作为“民族归属的重要的、随后是决定性的、最后乃至是唯一的目标”。讽刺的是，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土正处于废除汉字之声愈演愈烈以及世界主义的呼声不绝如缕的形势之中；并且，值得深思的是，那些鼓吹废除汉字的知识分子，往往有着旅居欧西多年的经历，很容易感受到彼时彼邦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

时至今日，大多数汉人——无论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职业者，都不再会存在那种废除汉字，甚至对汉字极度仇视的不正常的癫狂想法。毕竟，文字的民族主义天然地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对本民族的文字，几乎所有汉人在耳濡目染之中，都会产生一种亲近感；那些试图切断与本民族历史的、文化的联系的非理性之人，自然永远不会遂成其目标。并且，就连他族对自身语言的留恋与信仰，往往也会得到我们的尊重，例如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所揭示的主旨，可以说感动了很多国人。然而，尊重民族文字这样一种既有历史文化逻辑，又符合自然感情的思想倾向，在近现代的中国却遭受了相当大的摧残与奚落。历史昭昭，不容成灰。这样的阴暗面，不需要刻意的加以掩饰，更不应当为了满足某种历史叙事的需要，就对其进行辩护乃至解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充分分析这些癫狂的事实，并从中吸取教训，为凝固我偌大之民族强化根基。

二

认识到汉字在近现代中国的悲剧命运，只是问题的初步；进一步的，应当认识到其背后的内在逻辑。现在不少人会存有这样一种观点：汉字的废除观基本是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进步主义”所酿成的恶果，所谓废除汉字即等于“革命”等于“进步”。诚然，这种想法有着一些史实的支撑，那种“进步主义”的理念，确实应当为汉字岌岌可危的地位负责；具体史实早已是众所周知，现不赘述。然而，这种片面的史论，却大大简化了废除汉字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背景；甚至，存在扭曲史实的嫌疑。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们不禁想问：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的那种“进步主义”居然有着这样大的效力，难道是凭空而生的吗？显然，这样的风气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

事实上，废除汉字这一自掘坟墓似的观念，早在晚清的知识界即已经逐步蔓延，其反汉字的激烈程度与后来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的“进步主义文字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拾前人牙慧而已。至于晚清的士人何以对汉字有着如此大的仇恨，单纯用救亡与启蒙这样的历史叙事加以说明，只能是隔靴搔痒；在诸多事实面前，我们必须痛苦的承认，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化上存在着极大的媚外嫌疑。学术化的语言，并不足以充分展示这类人的内心世界，简单的“媚外”二字，却有着事半功倍之效。至于这种媚外风气又从何而来，就不得不谈到晚清中国思想界对西学倾慕的了——当然，这种用力汲取西学成分以挽救中国的举动，从同治时代的洋务运动就一直开始，中土思想在西学面前的溃不成军，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废除汉字这方面，西学中的基督教，必须应当得到特别的关注。

正如传统中国的文化根基在儒家经学一样，欧洲的文化根基为基督教，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不管是当前近现代的文化史叙事，还是当时鼓吹西化的知识分子，往往都忽略了基督教对中国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他们注重的是西学中的“民主”与“科学”，对基督教这样一种还保留着不少所谓“中世纪”风气的思想，自然是多有排斥，典型的例子就是鼓吹中国应当充分现代化（他本人不承认自己主张全盘西化，用充分现代化代之）的胡适，对基督教却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与近现代中国汲汲追求的民主与科学等理念相比，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自然是早很多。不必提唐代就有“景教”入华，明清之际大量传教士在担负着“神圣使命”的感召之下，对当时中土思想界的冲击，已经是相当显著。甚至，当时有些传教士存在一种借助明代帝王，将中土改造成一基督国度的癫狂想法。不过，与近现代传教士过分的飞扬跋扈不同，此时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瑾诸人，往往还带有一种入乡随俗的心理去广播福音。自然，此时的中国在他们心中，大体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大国。体现在对汉字的态度上，就颇有趣了。众所周知，基督教对世界史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叙事，其怪诞离奇程度先不必论，基督徒对这种“史实”深信不疑则是确定的。拉丁文本的《圣经》认为创世的时间为前4004年，大洪水发生在前2348年左右。然而，当这些虔诚的传教士进入中土，逐步地了解到中国古代史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圣经”中对历史的记录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例如，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1658年计算出中国“最早的王”伏羲早在前2952年就开始统治，当时的汉字已经被创制出来；并且，他认为发生在中国的大洪水在前24世纪。然若根据所谓“圣经”的记载，人类语言的分化是在巴别塔事件之后，而巴别塔又在“大洪水”之前。卫匡国的分析已经表明，汉字早在大洪水之前就已经存在，这无疑在信仰与事实之前造成了一种紧张。那么，彼时的传教士是如何解决这个尴尬的问题呢？很有趣的是，他们别出心裁地将汉字与基督教中“最初的语言”相联系。他们认为，既然汉字如此古老，那么，很显然的是，它是一切语言之祖，也就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所说的语言。这样的观念很明显是一种宗教的迷狂之下的痴人说梦，然而，在17世纪的基督徒当中却风靡一时，著名的“亲华派”哲学家莱布尼茨甚至津津乐道地讨论汉字作为世界语的可能性——对比一下两个世纪之后，那些数典忘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汉字拉丁化的热衷，我由衷地感叹历史的戏剧性。

三

自然，这些基督徒对汉字的尊重，不可能一直持续。伴随着18、19世纪中西国力的相对变化，以及中国形象在欧西基督徒心中的颠倒，他们再也不会认为汉字是所谓“最初的语言”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传教士，为了满足其快速传教的需要，逐渐倾向于认为汉字是一种“野蛮原始”的文字——这种认识将在未来的百年中被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多次强调。并且，为了让他们的“福音”更容易的传播，这些人已经开始寻求一种汉字拉丁化的方案——这种想法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产生，远远早于中国知识分子鼓吹汉字拉丁化的时间。另外，随着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欧西在中国传教的愈发便利，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可以想见，在这种扭曲心理的作用之下，这些汉人会怎样看待本民族的文化，乃至怎样看待汉字。不必提著名的基督徒何启对中国文化一系列不公正的谩骂以及对西方文化的盲目信从，就连在汉字的废除问题上，这些中国的基督徒往往也是急先锋似的人物。1891年，汉字繁难的认识刚刚出现在中国文人的笔下；然而，仅仅过了一年，1892年基督徒卢憨章已经大刀阔斧的以拉丁字母自创一套切音新字，大开汉字拉丁化之先河。时隔两百年，欧西的传教士对汉字地位的认识，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天翻地覆的转变，除了中国国力的衰弱以至于这些西人连带着对汉字也产生了一种轻视的心理之外，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无疑是19世纪后半叶欧洲民族主义的兴盛，正如本文开篇所谈到的那样，甚至将民族文字作为民族主义的首要因素。然而，当时那些鼓吹西化的中国人对这种风气，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异常可笑的是，这些人一面鼓吹“近代”，“西方”思想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却对当时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熟视无睹，甚至大言不惭地歪曲事实。例如，恶名昭著的《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旅居欧洲多年，却依然顽固地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是个“世界主义”潮流逐步兴起的时代。尽管1903年有报道称，全世界用世界语的人也不过是八万人，1908年的《纽约时报》尽情地嘲讽着世界语，认为它是个“傻瓜的产品”，然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辉却一开口就是“世界语的使用者三四千万人，正形成一不可遏制的潮流”，其歪曲事实为我所用的手段可谓是令人叹为观止。同样可笑的是，20世纪初的日本政府，曾绞死17名鼓吹世界语的“学者”，罪名是无政府主义；然而，当时所谓革命先驱，如刘师培等人，却甘心受教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实在是一大笑话。

四

很明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维护，与对本民族文字的推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伊泽修二、土屋弘均建议中国采用日本文字，让汉字“日本化”；而当时的传教士潘慎文、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等人则对日本的文化侵略行为感到嫉妒，担心自己的国家会在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当中落后。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若干知识分子却以救国的名义，行毁灭汉字之实。至于理由，除了上述的基督教背景之外，首当其冲的就是汉字的“繁难”。

前面提到，对汉字的这种评价早在1891年就出现在中国文人的笔下，并且多少与基督教的文化侵略有关；随后，大量的“启蒙者”竭力打造这样一种文字观，他们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中国的识字率远低于欧西各国。然而，正是在这里，这些表面上的“民族主义者”亦或是“爱国主义者”，彻底撕毁了他们虚伪的面具。首先，这些人不遗余力地刻意贬低中国的识字率。从康梁的百分之二三十，到劳乃宣的百分之五，到宋恕的四万分之一，无一不是感情用事之下的无根之论；其次，对欧西识字率的无端抬高。在这些人眼中，英法德日各国的识字率居然可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多。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历史学家格拉夫曾经对欧美各国的识字率进行过历时研究，就这种研究而言，1900年的列强中，德国识字率最高为百分之97，而俄国则仅为百分之25。姑且不谈格拉夫的识字率标准为“在教堂结婚时可以写出自己的名字即认作识字”这样一种极其低下的标准，就拿这种前提下的识字率来说，也根本无法说明字母文字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例如，使用字母文字的俄国识字率仅为百分之25，而日本的则达到了百分之80。很明显，一个国家识字率的高低，与该国的财政投入、制度建设、教育传统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与一种文字的难易程度完全没有关联。至于那些用当时中国识字率的低下来印证汉字应当废除的人，不仅在逻辑与事实的层次犯了大错，更在民族历史文化的感情因素上面有着不可饶恕的罪行。

另一方面，主张废除汉字的理由是所谓举世皆用字母文字，中国亦不应例外。这种观念之下实际上隐含着欧洲中心论的逻辑，毕竟，倘若衡以文字的形式，除了东亚诸国，大量的非欧洲国家之所以使用看似合理的字母文字，正是因为其原住民为欧洲所灭（如北美南美诸国），或者原文化遭遇了欧洲文化的摧残（如印度、如越南）；也就是说，所谓的“世界主义”的文字观，毋宁说是以欧洲为世界，以欧洲思想为世界之公理。转瞬之间，中国大量知识分子的“天下观”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与当下很多人所想的不同，至迟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士人已经有着类似于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如《肇造区夏》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也就是说，至少一千年来，中国的士人并不是“以天下为天下”，而是“以中国为天下”，这一点在北宋一些士人的文章之中往往会不经意地呈现出来。例如，欧阳修的《本论》第一篇有这样一段话：“今四海之内非有乱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时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知也。以晏然至广之天下，无一间隙之端，而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疆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很明显，欧阳修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天下”一片安宁，而四周的夷狄却频起衅端，那么，所谓的“天下”、“四海”到底何指，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宋以后的士人心中，天下的含义必定与先秦的天下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然而，这种以中国为天下的观念，在清末不仅随着朝贡体系的瓦解而瓦解，甚至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以欧洲为天下的观念。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那些张口世界语闭口拉丁文的所谓“启蒙者”，才会罔顾彼时欧洲的真实思想风气，罔顾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以一种决绝的态度对待延续了数千年的汉字。另外，在这样的世界认知之下，一种很不好的分析问题的逻辑产生了，也即国粹派健将邓实在1904年所指出的那种“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清末苟延残喘的几年或许只是零星的出现在一个个的知识分子身上，然而随着民国的建立，逐步演变成一个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反传统、疑古、伦理革命、社会革命、停止读经等诸多事件，都是在这样一种认知逻辑之下进行的。在这些人心中，欧洲成了毫无疑问的“世界”、“天下”，所以，认识试图为汉字辩护的人，都被毫不留情的看成“义和团”，成了反对所谓世界潮流的落后分子。并且，在“科学”、“进化论”、“民主”等理论逐步成为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识的20世纪初，这些理论本身就成为了趋新趋西的“启蒙者”打击论敌的利器。这些人自身或许对西学的认知极其有限（例如胡适），然而当他们举起科学、进化论的大棒之时，其他的群体只能缄默不语了。毕竟，在那个时代，就算最文化保守的人，似乎也不能不承认、不敢不承认这些理论的合理性。至于对科学、进化论进行一层层深入的反思，至少也要到欧战之后了。

五

从上面的分析中无疑可以看出，晚清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竭力的鼓吹汉字的废除，藏在他们内心的是赤裸裸的世界主义观，而非当下的不少学者煞费苦心地进行回护的民族主义。另外，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世界主义风气的来源，除了某种文化自虐的心理之外，对中国传统的不恰当阐释也是个重要因素，典型例子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康氏看来，传统的大同思想与彼时的世界主义潮流有着相当大的相似之处，故而，他就安心理得地用这样的理论，鼓吹汉字繁难的谬论。然而，康有为思考的起点就存在着极大的错误，他将大同的理念完全剥离儒学的语境之中，结合彼时的西化观点，打造了一种面目全非的大同理论。事实上，传统儒家最看重夷夏之辨；并且，正如唐文明在《夷夏之辨与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正当性问题》一文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夷夏之辨存在着种族、文化、地理三方面的意味；一个真正的遵从儒家信念的人，不会在大同论的层次上，犯下用夷变夏这样的错误。康氏为了鼓吹其貌孔心夷的理论，多次以儒学作为挡箭牌；后人不察，转以康氏之大同为真大同，实在是一大笑话。

面对本民族的危机以及欧西各国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浪潮，晚清的不少“启蒙者”，反而走向一条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主义之路，以废除汉字这样一种极端反华的行为，试图融入欧西，得到他们的认同，可谓一癫狂之举。可怕的是，这样一种标榜民族主义的行为，在清朝灭亡之后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终于造成上个世纪民族文化的元气大伤。如何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我想，国民对民族主义的认同程度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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