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青年》：在战败后的日本帝国追寻旧日荣光

最近一个在阅读过程中时不时浮上来的小结节是，太多杀女人和憎恨女人的表达，我将这种阅读体验称之为捏着鼻子徜徉在男权自由文化中。男作家对射精这件事有深深的执念，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个男性作家大写特写喷射、最好喷射到外太空的场景。大江健三郎《迟到的青年》也不例外。但是他写得太好了。

写得好的一个具象表现，就是文字刚开始，每句话和每句话之间就仿佛存在了一种节奏，哒哒哒哒一直走下去。最厉害的作家，从头到尾都没有让话句间的节奏掉下一次，想想这是一种多么困难的事情。很多表达让人不想继续看，就在于这种节奏迟迟不出现，文字吸引不了人，情节乏善可陈。说到这里还突然想讲一句和本文无关的话题，我自己还是比较偏向有故事情节和逻辑至少清晰的文本，很多人讲意识流/多线叙事难理解，但这些类型里比较好的作品基本上还是会有情节和逻辑在。

讲回《迟到的青年》，故事一开篇就是女老师对“我”的责骂，原因大概是迟到、大概是我对训诫的不认同、大概是我对父亲死亡的无动于衷。女老师面对我的挑衅，对我说“你这样的人是进不了特攻队当不了兵的”，“我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属于别人的，自己从没真正地被带进去过。……战争要结束了，你还太小，赶不上了。小不点儿！你这种混小子，根本当不了兵，更别说进特攻队了！”受屈辱和激情驱使，我用刀刺了女老师。我转身要逃，但天皇陛下的声音出现，“站住！回去！你要是天皇的孩子，要是日本人，就别逃！”“如果不再是日本人，不再是天皇的孩子，这比什么都可怕，比死还可怕。我之所以不畏惧死亡，是因为即使我死了，天皇陛下也会继续活下去。只要天皇陛下或者，我就永远不会消失，我的存在与死亡就不会没有意义。在老师教给我这些之前，我对战死是满怀畏惧的。但是现在，死对我来讲已经不可怕了。只要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就什么都不怕！只要作为陛下的赤子，我就无所畏惧！”

但天皇陛下宣布日本战败了。

我来不及去当兵了。

我是一个迟到的青年。

我回到所在的村庄。村里一直在传占领军就要来了。在此之前，村里的朝鲜人开始游行示威，他们抢走村民家的东西，朴喊着“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朝鲜人民那里抢夺的东西还回来！日本人都是小偷！还回来！还回来！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朝鲜偷来的东西还回来！我们非常气愤！还回来！还回来！”

“我们家从爷爷那辈开始，就没有欺负过朝鲜人。朴和金不是知道吗？唉，真是可怜。”“妈妈流着泪，心情沉重地说。这声音让我感到很烦躁。”

朝鲜人扬眉吐气的示威结束后，占领军到了。他们在广播里发出通知，指认村庄里有一个青年打伤了士兵，要求村民把这个人说出来。村民们商量，想把一个高所人交出去，“高所人和朝鲜人不一样。那帮家伙温顺，跟牲畜似的。就算占领军把他们吊起来，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这样卑鄙的事情从古至今都有。一等族群向来是被奴役的，但要找一个二等族群三等族群发泄心中的怒火，二等族群示威了，一等族群则欺软怕硬不敢挑衅他们，于是转而危害三等族群的性命，说他们不是人，就算被杀也是天经地义。一等族群里没有人会在取得这种共识的时候大声反驳，于是三等族群就这样被献祭。高所部落消失不见。署长找大人谈话，又把小孩叫到学校，告诉他们，“高所部落早就消失了，谁都不要乱说。你们谁要是撒谎、到处乱说高所的事，我就把他送进监狱。虽说现在是民主社会，但我这儿可没有什么民主。明白了吗？举起手来！”

我决定和朝鲜人阿康参加真正的军队。但计策尚未成功，我就被警察抓住了。我表现出了“一切都是敌人，要把所有人踩在脚下”的态度，又因为我所交代的朝鲜人和高所人事实没有得到村民及家人的承认，我被投入了少年教养院。在教养院里，我备受欺凌，但却认为，栅栏里的生活有真正的激情和愤怒，而栅栏外的世界无聊、空虚。我在考上东京大学回来后就是这样对其他生活在教养院里的孩子说的，告诉他们这里才有真正的幸福。而这触怒了坐在底下听我演讲的孩子。这种愤怒让我备受屈辱，让我留下眼泪，但不重要。“不久，我将成为政治家，然后会像对待家畜一样，对自己的选民们表现出宽容，并支配他们。说不定很快就可以像对待家畜那样控制所有日本人，也对他们表现出宽容，而且总是怀着平静的轻蔑的感情。”

我希望回到东京之后被众议院议员泽田丰比谷接受，为此，我必须与泽田育子发展肉体关系。万万没想到，我和泽田育子之间的关系没有朝着性缘关系发展而去，育子希望我向她的父亲借二十万日元供堕胎，这件事则让泽田丰比谷误解了我与育子的关系。泽田丰比谷给我的二十万日元支票又成为我所在的左翼社团误会我与保守党官员有勾结的证据。左翼社团成员把我绑到荒无人烟处，进行了拷打和同性性凌辱。从这一段开始，作为读者的我仿佛进入一个空洞，无限黑暗与思索充斥其中。体感很像读莱姆的《索拉里斯星》，这颗星球完全超出人类的认知范围，它不在意、不需要理解人类的行动，人类试图研究它行为逻辑的努力只是徒劳无功。《迟到的青年》当然是在人类世界内讨论政治部分，但同样让我产生“万事万物无可解”的感受。

呼吁自由公正揭露政治黑暗的青年左翼深濑道彦和大森直及其他社员把我绑到驹场的宿舍，途中卡车撞死了一个人，车上的人都在喊“快走！快走！”他们问和泽田丰比谷有关系的我：“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奸细？”人不能不在这种现实和问题里感到恍惚和由衷的荒谬。

泽田丰比谷为了揭露左翼学生的恶行，和我合作把这件事曝光出去，并且声明不用警察参与，仅仅是为了警诫。在第一次媒体见面会上，我脱下了衣服，展示身上被拷打的伤口。记者问：“你与泽田议员合作向文教委员会揭露这个问题，目的是什么？泽田议员这么做也有政治方面的目的吧？我这么说可能会令你不快，可像你这样的政治家是不会不带任何政治目的地从事这种活动的。既然着手参与这样的活动，就不可能不带来某种政治上的结果。但是，你自身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要以一个极普通的学生的身份，用现实生活中的年轻人的声音，向那些投身政治、擅长左翼活动的学生说‘NO’。一般情况下，学生们大都笑声抗议少数政治青年的强制指导，而且被他们一点一点地赶到了过激的极限，而小撮政治青年并没有把一般的学生当人对待。我要把这些揭露出来，向这样的人说‘NO’。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当然更加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我想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对于现代学生运动你有什么看法？”

“将来自最不了解自己的陌生人的不负责任的喝彩作为自己唯一的能量源，并为博得这个不负责任的喝彩而四处走动的运动。”我说，“在它的领导团队中，深度的猜忌和嫉妒以及对名誉和权力的欲望如同铺路石一样覆盖了每一个角落，完全容不下一丝一毫的信赖和友情。”

第二次媒体见面会，我把遭受性欺凌的事实说了出来。深濑道彦因此选择自杀。泽田丰比谷认为，可见深濑道彦本质也是虚弱的，他只是依靠在左翼旗帜上填补自己的能量，内里空空如也。大森直就不如此。即便他输了，背脊依然挺得笔直，这是让我和泽田丰比谷艳羡且愤恨不已的。

为了某一种激情，为了人格里未完满的一种，而选择将某类主义镶刻其中，制造完整的幻觉。将自我献祭给大义的实践对个人来说极度危险，几乎无法期待在空虚之中建造新的建筑，通常空虚只会侵蚀一切。政治运动成为个人生活重心乃至全部，这种时刻只能讲点文革笑话了。

我依靠这次针对左翼的攻击得到了主持一个电视节目的机会，但在正式录制节目之前，我得知原先的计划已经被废除，泽田丰比古为我安排了政敌的漏洞。这种将我珍视的机会视作工具的行为触怒了我，我选择不配合。而我的不配合触怒了泽田丰比谷，我不是泽田育子男朋友的事实同时暴露，我被赶出了泽田丰比古的家。

我走在东京路上，惊觉原来东京从来没有接纳过我。我所以为参与了政治的事实，只是摇尾乞怜所得的幻觉。我得到的所有，皆是他人的施舍，当他们收回时，我没有任何回击的办法。“因此，在本质上，我与东京是毫无关联的。就是在那些感觉自己已经融入东京、融入东兴的城市内部的日子里，那也不过是幼稚无聊的空想罢了。即使不使用‘东京’这个词也可以，我被都市、被他人的城市拒绝了，放逐了。更准确地说，我被那些得心应手的人放逐了。我的奋斗，完全成了他人的笑柄。”

但育子的情人和育子约定好去殉情，没想到情人把育子推出车外自己去死了。泽田丰比谷再次找到我，让我成为育子的丈夫。

泽田丰比古认为我是一个会对社会说“NO”的人，而现代精英从不会说“NO”，现代精英只会默默等待时机的到来。而我则认为，世界上区分人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会背弃自我的人和选择了自我的人。在《迟到的青年》的结尾，我成为了现代精英，故事停在我和育子同气连枝前途无限光明中。而我说，“到这里，我的手记就结束了。此时的我，已经不是能够煽动其任何人类热情的英雄，也不是任何一代人的证人。我，和你一样。”在我身处教养院、被侵犯、被羞辱、吸食毒品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些时刻意味着我背弃自已，反而是在我停止说“NO”之后，我再也没有如此认为的勇气。在我和现代社会严丝合缝地匹配之后，在我成为学会默默等待的精英之后，个人的衰败真正降临。白茫茫一片真清净的离开是一种人的离开，另一种离开，是丧失了现代社会里所有的不舒适、愤恨、痛苦与耻辱。我没有在军国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成为载满荣誉的士兵，也没有在战后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与当下的错位之选，而这样的错位赋予我不得不以肉身之躯承载残败帝国齿轮的命运，我的每一次运转，都以掉落的血肉为代价，代价意味着，帝国机器的不断转动，都以齿轮的生命为代价。当齿轮终于与机器合二为一时，齿轮的命运从此淹没在帝国轰隆向前的巨大声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