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阅读来记忆》：有太多可怕之事，但请不要害怕，我们怕了，他们就得逞了。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阅读来记忆》正式说话之前，有一段作者说明：书中人物与事件皆经过修饰，主要是为了保护个人安全，避开审查官的虎视眈眈，避免相关人士阅读后对号入座，利用他人的秘密填补自己的空虚并借此发迹。书中的事实皆按记忆忠实呈现，但我尽可能以各种方式保护朋友与学生，替他们改名、伪装，让他们也认不出自己，并将他们的经历交错互换，以确保他们的秘密不致泄漏。

阿扎尔·纳菲西使用以上方式保护出现在书中的所有学生，唯一一个例外是拉吉雅。阿扎尔不记得拉吉雅的姓，却能直接写她的名，因为拉吉雅已经死亡。

阿扎尔回国第一年，大概未能想到，她将被迫滞留在德黑兰无法出境长达十一年之久。但这毕竟只是第一年，阿扎尔还很年轻，除了在德黑兰大学任职，她还在阿尔扎拉大学兼了两堂课。期中考时，她发现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只是照抄她上课的内容。阿扎尔很生气，向学生们表现出了自己的愤怒，“作弊都比这还好——起码作弊还需要动点脑筋——可是把我课堂上讲的逐字照抄，连自己的丝毫感想响应都没有……”大部分学生因为老师的愤怒沉默了，还有些人留下来求情，眼泪汪汪，“打从上小学第一天起，老师就教她们要死背，就告诉她们自己的见解不重要。”

拉吉雅是留下来的学生中的异类。“这个小女子，我的学生，站在那儿教训我。”拉吉雅家世不好，她告诉阿扎尔，“我不懂为何那些家境富裕的人，总认为际遇没他们幸运的人就不想拥有美好的事物，不想听好听的音乐，不想吃好的食物，或不想阅读亨利·詹姆斯。”“我一辈子活在贫穷中，我得偷书、偷溜进电影院——可是天啊！我还真爱那些书！当我从我母亲工作的家庭借来《蝴蝶梦》或《飘》的译本时，我认为有钱人家的孩子绝不会像我那样珍惜那些书。可是詹姆斯——他是那么与众不同，和我读过的其他作家都不一样。”“我觉得我恋爱了。”

“我们羡慕你这种人，很希望能像你一样；我们办不到，所以就毁了你们。”

拉吉雅是人民圣战者组织活跃的一员，来自意识形态两极的同学们都喜欢她。

“1981年夏天那场血腥示威后几个月，有一天我走在德黑兰大学附近一条阳光灿烂的宽广大道上，看到迎面走来一个裹着黑色罩袍的娇小身躯。我注意到她唯一的原因是，她似乎惊讶地停顿了一两秒。那是拉吉雅。她没打招呼，从她的神情我看得出她的否定，一副不想被认出的样子。我们互望了一眼，然后擦身而过。那一眼我永远忘不了，还有她那极端瘦弱的身躯，窄小的脸孔和大眼，像猫头鹰，像虚构故事中的小精灵。”

阿扎尔是经历过自由的一代伊朗女性，再加上出身优渥，她知道一个缤纷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但她的学生们只能从她的口中，或去过国外的男性亲戚口中，得知世界还可以是怎么样。人要怎么捍卫自己未曾亲历的自由？

本书的章节目录为“洛丽塔”、“盖茨比”、“詹姆斯”与“奥斯汀”。洛丽塔一章，阿扎尔认为，亨伯特重构洛丽塔形象的手段就是极权操控、裁决个人命运的展示。在亨伯特的讲述中，洛丽塔成为一个年仅十二岁就精通玩弄男性手段的浪荡幼女。但事实上，洛丽塔的童年并不美好，她多次想要脱离亨伯特的掌控，亨伯特多次凭借性别和成人的上位者优势压制了洛丽塔的反抗，并在审判中宣称这一切都是洛丽塔心甘情愿的。阿扎尔特别提醒读者，亨伯特开脱自己时称呼读者/陪审员为“我的兄弟，我的同伙——”。身处极权之中，谁又不是亨伯特的兄弟与同伙呢？亨伯特多么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引发同伴们的共情，而在读者之中，在现实之中，又有多少亨伯特潜藏在人群中呢？亨伯特屡屡邀请同伴们感同身受，他的伎俩一次次成功，一次次改写了洛丽塔的真实人生。人没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故事，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人生，这又怎么能叫存在呢？

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极权剥夺人描绘自我形象的权利，用语言描绘出大一统的愿景，制造一场被裹挟之人均无法逃脱的噩梦，并通过强制手段让人们认为，这不是噩梦，而是美梦。盖茨比倾尽一切追求财产与黛西的爱，在阿扎尔课堂上的学生们看来，这个故事恰巧说明了美国梦的虚伪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身处其中之人都是靡乱之人，充满罪孽。这样的书也不应该出现在伊朗大学的课堂上。针对学生们的道德抗议，阿扎尔突发奇想，想模拟一场审判，审判对象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攻击此书的扮演者很好找，但谁也不愿意扮演书的角色。学生们提议，干脆就让阿扎尔扮演，毕竟她是老师。

这场审判的过程在历史上无数次上演，我不想赘述参与审判诸方对此书的攻击或肯定，我认为自己不想赘述的原因是此书应该存在的意义不言自明，攻讦书的力量常让我感觉麻烦，这股力量胡言乱语却声势浩大，不待反驳就携带太多压制而来。但现实恰恰是，这股力量胡作非为之际，直接站出来反对它的人太少了，愿意一句句反驳的人太少了。阿扎尔在书中至少有两次写到，每当这样的剧烈争吵结束后，总有学生告诉她，“其实我是站在支持《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方的”，“其实我是支持老师的。”但盖茨比正被攻击之时，阿扎尔正被攻击之时，攻击她们的人发言时总能得到热烈回应，站出来支持她们的人却不超过两个。

问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哪里呢？张洁平在某场讲座中说，历来改变能够发生，无不仰赖中产阶级对阶级的叛变。所以不要问我现在很愧疚，我能够做什么。如果有愧疚之心，拿它做一些事。阿扎尔能够进入大学执教，能够在多次轰炸中保全自己的性命，能够开办秘密课堂，能够最终离开伊朗写作此书，她所处的阶级必定给她带来了保护。动荡之际，平等和自由可以成为一对朋友，但长期相处，平等与自由会离得越来越远，盖因它们从未同路。人人成为阿扎尔的社会太难建造，平等所要求的社会，最终会不可避免走向极权。自由要求精致，要求复杂，要求允许，平等则简单的多，全不当人，全为工具，多么简单。

自由与勇气相生相伴。阿扎尔执教多年后，挑选了七位学生进入自己的秘密课堂。经历过牢狱之灾、婚姻之灾的女学生们坐在一起。权力夺走了女性不戴头巾的权利，夺走了女性独自走在街上的权利，夺走了女性自由恋爱的权利，夺走了女性发表见解的权利，但在阿扎尔的房间里，她们坐在一起阅读讨论。紧急状态下，女性的权利日渐稀少，争取权利的行为变成了不识大体不爱国的恶行，人活着成为一种苟活。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对阿扎尔而言，谈论文学，不为所动地谈论文学，炮弹就在一墙之隔爆炸还要谈论文学就是她的反抗。对女学生们而言，谈论文学，风雨无阻地前往这间房间谈论文学，遭受过不能向她人倾吐之伤还要谈论文学就是她们的反抗。

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洛丽塔》还能有这样的解释，《了不起的盖茨比》还能被这样使用。阅读是最低限度的行动与反抗。读过这些书的她们，写了这本书的她，将阅读化为一种记忆。权力更迭无穷无尽，权力使记忆成为回忆，使被损害者消失在尘烟中，但是只要这些书还在，恶就不会被轻易遗忘。这类表述一定会遭受到的挑战就是，记得又怎样，能改变什么吗？

记得又怎样？太轻易也太草率的提问了。多少人记得呢？不要论十年前，此地一年前发生的灾难，又有多少人记得，又有多少人愿意记得呢？能改变什么吗？我其实很好奇，问这些话的人到底指望被质问者做什么样的改变，在他们看来，似乎明天不让一切恶消失，今天的一切行动就是无意义之举。唐诺对喜欢这样问问题的人有一个很直接的答复（凭记忆叙述）：你们不会记得，你们也不会行动，你们这样问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要看到被质问者流露出来的尴尬与无奈。说直接一点，你们是以恶为养分生活着的人。

但另一个问题，文学有什么用？看了这本书，我倒有一些回答的头绪。阿扎尔在大学上课时，教室里总会坐一些类似锦衣卫的人，监听教授们的言语，向上汇报。有一个人叫纳贺维先生，阿扎尔这样描述他：“纳贺维先生是少数几个难以让我找出补救特质的学生之一。我不妨学伊丽莎白·班奈特的口气，说他是个不明事理的人。”纳贺维先生向阿扎尔秘密课堂中的学生蜜德拉表白了。他称呼蜜德拉为“我的金色水仙花”，还抄了一首阿扎尔以前在文学概论课教的诗。有了喜欢的人，文学就出场了。文学无法救下在监狱里遭受灾难的女性，无法救下被枪决的受害者们，文学与心相连，文学能做的，仅仅能做的，只是让一个执刀者在落刀前有一秒恻隐。它提醒人，你是一个人，而不是政体的工具。这一秒能用来做什么，谁也不知道。它会发挥什么效用，谁也无法保证。文学，连同其她美好又脆弱的事物，就是这种什么都保证不了的东西。

帮助过迫害者的良善之人在伊朗一一迎来死亡。阿扎尔去和魔法师见面，发现他未能如约出现。这样的人，每天固定做一些事，制造一些痕迹，养成一些习惯，以防突然消失时被认为是自愿消失。阿扎尔慌了，叫来了魔法师的另一密友，幸好这次只是虚惊一场。但是有太多太多次，阿扎尔实实在在的，接受着身边人的死亡。反对的学生没有好下场，支持的学生同样没有好下场。远方的人们被迫死亡，近处的人们同样悄无声息消失。可以出境之后，走还是留成为了一个问题，魔法师鼓励阿扎尔离开，自己却选择留下。阿扎尔的学生有选择偷渡离开的，有选择进入制度谋得好差事的，文学在彼此的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好意思，没有现成的答案。

站在文学一端的人，自始至终面对的就是这种现实：什么都不保证，什么都有可能。这条路没有尽头，难言胜利，一次次失败。你松懈或是精进，对方始终虎视眈眈杀人不眨眼；你所守护之物如此脆弱，稍不留神灰飞烟灭，对方的控制、戕害如此无孔不入，动辄死伤无数。你能意识到，自己站在的，是这样一边吗？越早意识到越好，唐诺这样讲。但文学毕竟不是什么都不提供。它提供好奇心，拥有好奇心的人天然具有对抗极权的武器；它提供支持，始终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总有一天会看见熟悉的身影；它提供沉沦之际的提醒与信任，你确定到此为止吗？要不要再坚持一下？将文学融入生命的人，终有一天，也许不是自己在世的那天，会明白，或使她人明白，当初不落那一刀，还是比较好。

阿扎尔第一次和挑选的学生见面时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哪个最后会出卖我？”她说自己比较悲观，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被出卖。幸好直到她离开伊朗为止，都没有被选中的学生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