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後記 · 楊剛、她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

生育、犯罪、情欲，看见历史中的她们和我们 - WomenOverseas她乡

四月在一片忙碌中匆匆地過去了，這期播客是最近集中推進的一項任務，我自己對此非常滿意，一邊剪輯一邊念叨，「錄得真好啊......」。

但依然還是有一些遺憾，因爲計劃的內容太龐雜了，聊起來有些剎不住車，有兩個原先想詳細聊的部分沒有展開，就在這裏給馬特市的朋友們額外補充一些背景吧。

一是楊剛之死和她的困惑迷惘。有限的資料裏對楊剛「黨的好女兒」形象的塑造掩蓋了她很大一部分內心的迷惘。目前可知的信息是，楊剛在55年遭遇了一場車禍，那之後一直持續地承受著病痛的折磨。她的自殺發生得很突然，唯一似乎可以和這樣決絕的選擇產生聯係的，就是當時正在發生的反右派運動。播客裏提到和她關係很好的蕭乾正處於被批判的中心，就在她臨死前一天，由她撰寫的批判蕭乾的發言正在校對準備發表。當然這只是我個人比較偏向的猜測，另外一個同時發生的事件是，自殺前不久她遺失了一本保密筆記本。

而從有限的資料去推測楊剛其人，也絕對不是一個簡單地信仰著革命的政治工作者。她有比較完整的基督教背景，作爲外交工作者平時的交往範圍也遠寬於當時一般的知識分子。對她的評價之一，就是她非常擅長和各種立場、文化背景的人們產生跨越這些身份障礙的連結。即使是在革命和她都很年輕的30年代，她也曾因爲反對當時的左傾路綫決心退黨。

事實羅列至此，後來的回憶和敘述雖然極力強調她的革命奉獻，但在我看來，她自踏上革命道路之時就無法脫離個人追求同革命需要的隔膜。她對文學有自覺的追求，喜愛平和寧靜的自然，也渴望獨立和自由，其實是一個非常現代的人。但她在時代的感召下選擇踏上了革命道路，將人生的大部分時光都投入到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事業中去了，她比我們這些在後世揣測革命本質的人都更瞭解當革命降臨一個具體的人身上時，對她而言這究竟意味著什麼。但越是深入到革命的現實本身，就越同她的追求產生分歧。她被要求「人民化」，卻絕無法放棄自己已然擁有的那麼多思考。更進一步的，她會不會懷疑這種集體主義的「人民化」本身的合法性？或許那時身居高位的她已經在想，這樣一個政權引領人民走向的，真的是她曾經被許諾隨後爲之付出了幾十年生命的理想模樣嗎？

「38年，楊剛把中國人喻作滿天之星，她特別喜歡那個沒有月光高照的夜晚，每一顆星都得以極其大方、得到十分尊重，她希望星星們放射出永遠的、無限大的光芒。可是，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這個『夢』的主張，陷井太多，加之人民的真情也與此『夢』相去甚遠，因而這『夢』只能成爲一個『永劫之夢』，在徒增著楊剛的苦惱吧。」

因此，她的人生雖然和革命密切地纏繞在一起，思想卻無比清醒又獨立，不論是三十年代的退黨，四十年代去往美國，還是五十年代選擇結束生命，她或許從來都沒有放棄過對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否合理、是否正義的嚴肅審視。我個人對中共革命話語感到厭倦以至厭惡的一大原因就是，他們通過許諾一個看似美好完滿的遙遠未來，賦予當下所有合理的不合理的行動以不需要額外思考的正義性，並聲稱這些不合理甚至不人道的行爲是爲了那個看不見的遙遠未來。然而在這些「代價」不斷被犧牲的過程中，他們所做的一切，已然同他們簽下的空頭支票背道而馳了。如果我們不能保證當下，又如何能保證未來呢？因此我們如今反思政治運動，反思文革，反思疫政三年，反思的就是這種在宏大願景的許諾之下拒絕思考個人的、當下的行動正當性的歷史的懶惰。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實行一種看似集體無意識、烏合之衆的惡時，我們並不是無知無覺的，我們只是爲了避免自我的痛苦選擇將自己看作歷史的一顆棋子，而棋子是不需要思考自己行動的正當性的。

也正因爲這些當下的反思和七十年前她的所思所行產生了如此強烈的呼應，我才在瞭解楊剛的過程中不但因她作品超越時空的現代構思而驚嘆，更爲她始終在歷史洪流的急速衝刷之中選擇痛苦地保持清醒而肅然起敬。當然，我開始瞭解楊剛此人至今還不到一個月，閲讀的資料也不夠充分，這一切都可以只是我站在個人立場上的過度解讀，但至少，我希望她能夠在今天作爲一個極其複雜的人被看見，此後如何解讀，則是每位讀者的選擇了。

二是前期閑聊時的幾個觀點，四散在播客中，此處進行簡單的整理，供諸位在進入中國近現代文學史時參考。

首先是女性主義作爲一種視角。播客裏提到，如果我們現在選擇在「革命」和「啓蒙」之外再加上一條「女性」的脈絡，將這些女作家們放置在這條脈絡當中樹立起新的敘事權威，似乎也並沒有解決什麼關鍵的問題，只不過是推翻了那條具體而顯見的父權的思路，但內裏仍然是父權的思維方式。因此姜老師尤其提到了「切入」這麼一個詞語。女性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反省視角，不論是用於反思當下的文學史敘事，還是用於反思啓蒙主義的缺陷，例如女革命者們在革命隊伍中遇到的問題。播客外聊到《蝕》的時候，姜老師說，茅盾非常誠實且精準地展現了革命男性在面對一個美麗的革命女性時的複雜心理。理性上，他們明白這是他們的革命夥伴，不能用異樣的態度去對待她。但另一方面，那個年紀的男性在初次同一個具有性魅力的女性展開深度交流時似乎也必定是無措的。這在我看來不是他對此有何批判的意圖，而是《蝕》作爲早期作品對他自己內心的真實展現。當然在革命進入延安時期，丁玲《三八節有感》裏提及的困境顯然就不是無意爲之而更像是一種結構性的惡了。

這段時間如此集中地瞭解了這麼多女作家們之後，我感覺到，女性似乎天生具有保持獨立、自我、清醒的潛能，她們不需要經過什麼女性主義理論的教育，天然就能擁有辨別各種謊言的能力。張愛玲不需要知道「女人無國家」就可以讓王佳芝放走易先生，丁玲身居高位同樣時刻保持暴露和反省的嘗試，只是這個國家常常以爲他們不需要清醒的女人指出他們的錯處罷了。

其次是最後提到的女權主義理論中國化。

在主流的女權輿論場中，我們喜歡談論西方的女權運動歷史和西方的女權領袖們，而在談論到此地時，我們同我們自己的歷史幾乎是完全割裂的。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和共產革命的關係太過密切，而今天進入真正女權討論的年輕人們面對革命敘事時，往往因現實中的極度厭惡選擇避而不談，似乎這樣就能遠離Big Brother對我們的形塑了（筆者沒有接觸過粉紅女權所以無法分析）。然而真正的無畏是平靜地談論它。

共產革命時期婦女地位的提升有最大程度動員各種社會力量的策略成分，但上個世紀的女性們是實實在在地得到了好處，能夠藉著時代浪潮順利地走出家庭進入決策層，這無需否認。當我們面臨今天話語空間狹窄的現狀時，若是想在行動層面有所突破，其實完全可以看看當時的共產黨是如何把數量如此龐大的婦女給動員起來的，看看一個深陷困境的普通中國婦女最需要的到底是怎樣的話語，這對我們理解中國社會並在此基礎上構建起新的話語和行動策略有很大幫助。去年婦女節給我的母親買了一本《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她讀後的評價是，和她的生活幾乎完全相反，因此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觸。這不禁讓我開始思考，上野千鶴子論述所針對的日本社會雖然和我們的社會有著很深的淵源，但畢竟具體的經驗不同，對那些相對缺乏理論理解力和聯想力的女性——比如我的母親——來説，這些講述是否依然是隔膜的。我們若想有進一步的突破，除了譯介，更需要的或許是根植於我們的歷史經驗和社會感受的敘述。否則，如今的譯介熱潮就很有可能只是停留在相對於整個女性群體而言極小的年齡階段和階層歸屬當中，不過是極少數年輕女性精英在社交網絡上形成的聲浪，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也就停留在這裏了。

我對女性的內生力量有著近乎迷信的堅定，因爲即使在我一團糟的現實生活中，我依然見證過或正在見證著無數獨立而堅定的女性的成長。她們真的從未接觸過任何形式的女權理論，這當然也導致她們有時會陷入自我懷疑的漩渦中，然而當她們從漩渦中走出，那種自信、強大又平和的力量可以踏碎幾乎所有障礙。但她們也確實需要和她們有更深連接的理論的指引，否則在深重的社會壓力之下，她們的能量依舊會被婚戀和育兒吞噬。因此，雖然大陸在全方位地下沈，但我依然相信女性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也相信女權運動作爲今天幾乎唯一可見並取得了較大進展的社會力量是具有改變中國社會的能力的。誰又能肯定今天中共統治下糟糕的社會現狀不是中國女權新一輪浪潮的歷史機遇呢？

出於上述對自身婦女解放歷史的忽視，如今我們談到女權主義女性主義時，存在對外來理論過度挪用的現象。女權主義理論誠然具有世界範圍的普遍性，西方國家基於更加漫長也更加豐富的女權運動歷史進行的理論講述，確是值得藉鑒的。但我們不能停留在此處，滿足於將各種西方女權理論脫中國、脫現實地用於中國社會現狀的歷史性分析。因此，上世紀自五四起開始的關於中國自身婦女問題的分析，是非常值得我們去認真體悟並將其發展開來的。今天互聯網上各種有趣的女權詞匯，也同樣值得我們進行系統的認識和闡釋，因爲那才是真正從我們自己的女性經驗中生長出來的碩果。總之，理論是有語境也有適用範圍的，一個「父權製」無法解釋所有的女性遭遇，更無法帶領女性找到一條更加光明的母系的道路。寫到這裏突然有了個想法，之後若是能有較多的空閑時間，我希望能定期研讀一篇五四時期關於婦女問題的文章並與我的知識背景、經歷體驗鏈接進行解讀，到時如果能有其她女性視角的加入應該也會十分有趣吧。

總之，最近在現實生活中擁有了許多奇妙的體驗和突破認知的時刻，它們都啓發著我關於女權主義的全新思考，藉這個機會整理和分享一下。如果妳已經收聽了播客，感謝妳的聆聽，也感謝妳的閲讀。《楊剛文集》就是我的推薦，至少我可以保證其中的小説足夠精彩。除此之外，非常推薦閲讀江山幸子的《楊剛：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人的生存煩惱》（題目也作《二十世紀中國人誕生的痛苦——三十年代楊剛的夢與苦惱》，來自其著作《魯迅與同時代人》），後記中的大部分對楊剛的理解以及引用的那段話都來自這篇文章。

那麼，讀書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