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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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徵:「這樣提意見,對黨太不體諒」—— ——沈從文大師素描之四

2015-02-05*因為蕭乾的經歷,很多人指責他是帝國主義的奴才,在四十年代就當洋人的幫凶。這時,沈先生站出來說:「蕭乾不是在四十年代,而是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跟美帝國主義進行勾結!」接著,他又講:「大鳴放的時候,蕭乾還到我家去,煽風點火。我沒理他。」蕭乾非常震驚。經過一次又一次批判,他原來對各種叫罵已經相當麻木。但他一直特別尊重沈先生,萬萬沒想到自己的恩師會站出來揭發。

【一】

1957年2月,沈從文進中南海聽毛主席動員「大鳴大放」,幫助黨組織整風。

沈先生對改善博物館工作有一些具體建議,但他覺得黨的領導很英明:「黨是十分偉大的,極明白什麼人做事負責熱心,什麼人是官僚主義。」

4月,沈先生到南京、蘇州等地出差,在上海給太太寫信講作家們幫助黨整風的情況:「這裡報上正在‘鳴’。前天是小說家(巴金等),昨天是戲劇界(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師陀),一片埋怨聲。好像凡是寫不出做不好都由於上頭束縛限制過緊,不然會有許多好花開放!我不大明白問題,可覺得有些人提法不很公平。」沈先生認為,許多作家因為水平不高,所以寫不出像樣的東西,現在埋怨黨的政策,那不符合事實。這樣提意見,對黨太不體諒:「古人說‘識大體’,真不容易。」

沈先生回北京後,有個北大的學生來採訪。介紹信上列了三個採訪對象,除了沈先生,還有通俗文學作家陳慎言和京劇名伶小翠花。

沈先生覺得,他們根本不是一類人,把三個的名字排在一起,挺沒有道理。要麼介紹信是假的,要麼採訪的學生沒有認真準備,不了解自己。這樣的採訪,即使做了,也不會深入,不會準確:「這個介紹信真是不倫不類,可能是偽造的……如果真是新聞系開來的,也證明新聞系辦得有問題。大致學生只看王瑤教授《現代文學史》,習於相信一種混合謊言和誹謗的批評,而並未看過我的作品。訪問我雖出於好意,也近於獵奇,並無基本認識。」於是,沈先生沒有接受採訪。

後來好多人說,就因為那介紹信把他和一個戲子並列,沈先生不高興,沒有開口放炮,不然非當「右派」不可。其實當時採訪沈先生的不止北大那個年輕人,好些記者找過他,《文藝報》的蕭乾也鼓動過他,但沈先生覺得黨很偉大,對黨沒有意見。另外,他也不喜歡「大鳴大放」最積極的民主黨派。沈先生說:「我不大相信這些民主人士,因為好些人多年來(我)即認為是馬路政客,玩政治,而並不相信共產黨。所以好些記者要訪問我放放炮,我無炮可放。」

【二】

8月,沈先生去青島修養。

這時「整風」已經變成「反右」,方向完全倒轉。離開北京前,沈先生寫信給大哥,表示贊成「反右」,說搞這次運動的主要原因,是一些民主黨派里的人想推翻黨的領導:「反右鬥爭日益加深刻,許許多多人都已捲入其中,惟絕大部分是和民盟、農工民主黨、九三等有關,是想從整風中對共傾覆的人物。」這跟當時報紙的講法完全一樣。

8月中旬,張兆和寫信給沈先生說,一些人批評1949年以後的文學不好,那是「右派」不顧事實的攻擊,高水平的作品不難見到:「你最好能多看幾篇現在作家的新小說,知道一點創作情況和水平。有些文藝界右派分子異口同聲說解放後沒有好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我的工作使我有機會看到一些好稿子,有些作品水平實在不低,可以借鑒。」

四十年代末的風波表明,沈太太對黨的政策知道得比較多。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她對沈先生的影響越來越大。沈先生管她叫「政委」。黃永玉先生說:「嬸嬸像一位高明的司機,對付這麼一部結構很特殊的機器,任何情況都能駕駛在正常的生活軌道上,真是神奇之至……她除了承擔全家運行著的命運之外,還要溫柔耐心引導這長年不馴的山民老藝術家走常人的道路。」

所謂「走常人的道路」就是跟隨主流。

在「反右」開始的時候,沈先生的思想確實相當主流。他明確說:「我擁護人民的反右派,因為六億人民都在辛辛苦苦的努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決不容許說空話的隨意破壞。如有人問我是什麼派時,倒樂意當個新的‘歌德派’,好來贊美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成就。」

【三】

他幾乎完全以領導的是非為是非,上頭批判誰,他就說誰不好。

政府的報紙指責丁玲、陳企霞和馮雪峰反黨。沈先生就說:「丁陳事已見報。個人主義一抬頭,總必然會出現或大或小的錯。從上次文代會中發言態度,我就感覺到不大對頭,好像還缺少對於黨的整體觀念體會。自有一套,又未必真的有什麼了不起。」「其中不可解的是馮雪峰,多少年來,都穩穩當當的為黨工作,現在責任也十分重要,不意也和丁玲糾在一處,自搞一套,不明白竟發展到如此情形。」

民盟是「反右」打擊的中心目標。它的主要領導章伯鈞和羅隆基挨批了。沈家的朋友蕭乾是民盟的名人,也挨批。《沈從文全集》里有沈先生在青島寫給他大哥的信,其中說道:「北京方面不僅是民盟章羅大頭子傾覆,即小夥計也日日出現在報上。這幾天聞正在清算XX。人不老實,必然這樣。聰明處總用到小地方,自私自利,花樣也不少。」這個XX,就是蕭乾。

沈先生還寫信給太太,說要跟她一起寫揭發蕭乾的文章:「有關XX事,我也不記到他什麼了,只覺得他始終是不大妥當一位。為人不純,相當自私自利……據我估計,XX搞的大把戲,他未必知道,因為資格不深,但小把戲拉拉人,發展組織,如何配合鳴放,必清楚有份。這也恐得待我回來,我們共同寫好了。」

按計劃,沈先生在青島住到8月初。但張兆和叫他早點回北京參加批判會,所以他提前離開。他給太太的信說:「我已托這裡購廿七的車票,廿八早上即可到達北京……早回好些,照你所說,多參加幾次會。」

【四】

沈先生回京不久,就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批判蕭乾的大會。

蕭乾在輔仁大學外語系念書時,跟一個美國青年辦了《中國簡報》,那是一份用英語介紹中國社會和文學的週刊。1931年,蕭乾採訪沈先生,在《簡報》上發表了《當今中國一個傑出的人道主義諷刺作家》。因為資金不足,《中國簡報》不久就停刊了。但蕭乾跟沈先生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沈先生給了他很多幫助,蕭乾把沈先生當作自己的文學「師傅」。

後來蕭乾轉到燕京學新聞,畢業就在《大公報》做事;過幾年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當講師,接著進劍橋做英語文學研究生;1944年任《大公報》駐英特派員,到二戰前線和戰犯法庭採訪;1946年開始在上海《大公報》和復旦工作,兩年後調香港《大公報》。1949年,他推掉劍橋的終身教職,投奔新中國。

回大陸後,蕭乾為新聞和文學刊物工作,1956年擔任中國作協《文藝報》的副總編輯。第二年春,他去中南海聽毛主席動員大家幫助黨整風。蕭乾信任毛主席,在隨後的「大鳴大放」里寫了《「人民」的出版社怎麼會成了衙門》和《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其中講道:「從《共同綱領》到《憲法》,我們國家對於人民享有言論、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規定……可惜我們目前還不能進一步說:每個中國人都已經有了說話和寫作的自由了。」

「整風」突然變成「反右」,民盟首當其衝。蕭乾是全國作協裡民盟的頭兒,馬上挨批。沈先生在青島的時候,批判大會已經開過兩次。沈先生回來後還在開。所謂批判,其實是罵人。批人的怎麼說都行,講得越狠,功勞越大。挨批的完全不能辯解,越想解釋,罪過越重。蕭乾坐在會場,低下頭,任由別人謾罵。發言的有茅盾、老舍、冰心和黃永玉等。

因為蕭乾的經歷,很多人指責他是帝國主義的奴才,在四十年代就當洋人的幫凶。

這時,沈先生站出來說:「蕭乾不是在四十年代,而是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跟美帝國主義進行勾結!」

接著,他又講:「大鳴放的時候,蕭乾還到我家去,煽風點火。我沒理他。」

蕭乾非常震驚。經過一次又一次批判,他原來對各種叫罵已經相當麻木。但他一直特別尊重沈先生,萬萬沒想到自己的恩師會站出來揭發。

所謂三十年代初就跟帝國主義勾結,講的是參加辦《中國簡報》。那是幫助世界了解中國,美國人不見得都是帝國主義。

在「整風」的時候,蕭乾確實去過沈家。他對沈先生說:「二哥,你有什麼意見?有,可以寫出來,給《文藝報》。現在上邊號召提意見呢。」但沈先生也進中南海開過會,知道火是毛主席點起來的。蕭乾只是聽毛主席的話,給沈先生煽了煽風。這件事沒有外人知道,沈先生在大會上揭出來,加重了蕭乾的罪過。

【五】

也許沈先生這時還不知道,他的孩子也在挨鬥。

沈龍朱是沈從文先生的長子。他原來喜歡畫畫,跟黃永玉先生學過幾招。高中畢業時,老師說他應該響應黨的號召,去學軍工。沈龍朱修改報考志願,上了北京工業學院。他是預備黨員,團支部書記,成績一流,幾乎科科考試都是五分。

但他在一張大字報上簽了名,不久就受批判。到1958年春,他被正式定為「右派」。團委書記在全校大會上宣佈,開除他的學籍、黨籍和團籍。沈龍朱已經在工業學院學了四年半,很快就要畢業,結果被趕到學校工廠當工人。

沈龍朱倒霉,跟沈從文沒有關係。兒子一直覺得父親落後,要劃清思想界線。他長期住在學校宿舍,挨批鬥也不告訴家裡,甚至到這時還覺得自己的思想比父親要先進。拖了很久,沈龍朱才寫信給父母說:「我被這樣的事纏上了。」

1957年底,激烈的「反右」詞句在沈先生的書信里消失。

領導認為沈先生「反右」很積極。1958年,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西長安街一個飯店設宴,招待文藝界名流,慶祝「反右」勝利。在宴會上,周揚當著三十多個客人宣佈:「老舍工作很忙,準備讓他多做一點全國文聯的工作。北京文聯主席,想請沈從文擔任。」

沈先生不願接受,站起來說:「這不行。我還是做我的文物工作,我是個上不得台面的人。」

在慶祝「反右」勝利的時候,他不肯當文聯主席,不知有沒有特別的原因?

【六】

兒子被打成「右派」,肯定影響沈先生的心境。但他仍然堅信社會主義。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都是這樣。

政府對他挺器重。國慶遊行,沈先生站在天安門觀禮台。1959年元旦,他被請到中南海懷仁堂,跟毛主席一起看湖南花鼓戲。

新年過後不久,沈先生寫信給大哥:「這幾天來,全北京都為蘇聯衛星上天興奮。(我覺得真是只有請求入黨,來紀念這件大事,才足表示對社會主義陣營理想全面的擁護和成功深深信心!)」他覺得,蘇聯發射衛星成功說明社會主義陣營很強大,一定會加快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全面崩潰。

沈先生念念不忘寫小說。第二年1月,他在一封信里說,他準備請一年創作假,搞張鼎和的長篇,花幾個月收集材料,用半年寫出二十五萬字。不過他覺得有些困難,最重要的是過去寫作沒有思想限制,這時變了:「目下對寫作要求又不同往年可以放手從個人認識問題寫去,毫無任何抽象拘束,現在主要是用傳記體寫革命,實不大好寫。惟自己心中有數,大約只要能摘記事件到五六萬字,擴大成廿萬字已不甚困難。」

他真動手了。6月下旬,沈先生去宣化,到張鼎和夫人家收集材料,7月上旬回北京。9月上旬,他又去宣化,中旬回京,整理材料,開始寫作,後來搞出了一節。

他有點緊張,在一封信里說:「近來寫作不比過去,批評來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變動,怕錯誤似乎是共通心理,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寫小說原因,因為寫成一個短篇非常費事,否定它卻極容易,費力難見好。」19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沈先生不贊成作家批評「上頭束縛限制過緊」。現在他自己把腳插進鞋子,感覺又不同了。

沈先生寫寫停停。一個原因是身體不大好,更重要的是害怕。1961年2月,他回復汪曾祺先生的信說:「萬一有個什麼人,在刊物上尋章摘句,以為這是什麼‘修正主義’,如此或如彼的一說,我還是招架不住,也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一切即等於白費。想到這一點,重新動筆的勇氣,不免就消失了一半!」

【七】

5月,沈先生聽說周揚想讓他繼續寫小說,又動了當專業作家的念頭。

他三十年代在青島大學工作時,寫小說最順手,總覺得那裡是創作的寶地。於是,他又想到青島乾半年,把張鼎和的長篇搞出來。

不久,文聯正式通知沈先生,說政府希望他恢復文學創作。6月下旬,中國作家協會安排沈先生去青島。

他住在海邊一個招待所,周圍很安靜。天氣也出奇的好。但他沒有寫小說,大部分時間給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審校《中國瓷器》書稿。他在信里說:「不是寫不出,而是不願寫,被批評家嚇怕了。」結果沈太太把他埋怨了一頓。8月中旬,沈先生打道回府。

11月底,中國作協又安排沈先生和另外八個作家到井岡山風景區。沈先生準備在那裡住三年,完成張鼎和的長篇。但他很快就失去了寫小說的慾望,只是寫點古體詩,跟一起去的作家唱和。

沈先生寫信跟太太解釋為什麼沒法下筆寫張鼎和:「我對一般方式(如《紅旗譜》、《青春之歌》)不擬採用,應還有更合我本來長處相配合的表現法,但是又受材料現實性束縛,反而難於下筆。這點為難也近於一種反抗。我不希望用《紅旗譜》那種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習慣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因之擱下來了。」《紅旗譜》和《青春之歌》是當時轟動全國的革命小說。沈先生不願跟風,要保持自己的寫作風格,但他那一套又不合新的規矩,所以相當為難。

第二年2月下旬,沈先生離開江西,經上海等地回北京。後來一位過去的學生問他,為什麼沒有在井岡山住夠三年。沈先生回答:「現在小說要求的內容不同。我寫不出來。」他還說,在井岡山,他就決定封筆,以後不再寫小說。

1964年7月,按毛主席的指示,中宣部下令開展文藝界整風,一部接一部作品受到政府組織的猛烈批判。沈先生看到報紙上火暴的謾罵,憂心忡忡。他知道,寫出一部作品很難,但依仗著政治勢力,罵倒一個作家非常容易。第二年年10月,他寫信給一個老朋友說:「此後寫作恐不大好辦,而批評則省事易學,因任何著作,若一經點首可以公開批評,總極容易用目下要求評倒也。」

對於文學創作,沈先生已經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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