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知识分子，在中国被赋予了两种极端属性，要么就是崇高到让人五体投地，要么就是下贱下到深渊里。你一旦拿起笔，要么承担的是主旋律的那种价值，要么承担反对前者的“有识之士”砌起的另一道价值。

听这个时代的所有死老头说，“年轻人是我的衣食父母”，你们更爽了吗。反正我是更想死了。因为我知道我什么也不是。

所谓“繁花”，并没有真的开过，都是人们在一片荒芜的时候想象出来的。如此，与今天的时代经历也有吻和的部分。大家都在过度的疲劳中，观看上个世纪的中国人如何笑、如何玩耍，如何谈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