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树
陈小树

甘当凤尾

开放解封,唯一重要和正确的事

不能让旧冠肺炎阻挡人们正常地生活

各国政事都会为轮替周期所影响,我国也概莫能外。松动和优化来得太晚太晚了,但总算是来了。

最需要纠正的观念是,新冠已经不新了,不妨称之为旧冠肺炎。首先,mRNA疫苗已经取得不错的保护效果,多轮轰轰烈烈的自然感染在外国建立起了群体免疫。其次,科学家已经把病毒摸清楚,甚至可以在专业实验室做艺高人胆大的改造。最后,各个国家都形成了各自的抑制病毒传播的公共卫生经验和大众共识。所以,和这个敌人作战我们不再盲目害怕。

第二个重点在于,不同的变种,杀伤力的差别非常大。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武汉的威胁,我们面对的不是武汉的威胁,我们面对的不是武汉的威胁,长了眼睛应该能看到。

单次病毒的变异,的确是随机的,但我们的公卫政策、个人防护、以及部分病人的隔离甚至不幸亡故,都在不断地筛选病毒,而这种筛选具有鲜明的方向性。所以这三年大流行当中,我们不断筛选出来传播性略高,但毒性越来越低的变种,高比例的病毒携带者都是轻症或者无症状。

当然了,概率上,变异也会往坏的方向走,就像每隔个几十年就会出现一个H1N1,甚至是1918年流感那样的流行。但问题是,各国也从未因为流感杀百万人而对流感围追堵截,我相信各国百姓也不会同意。

我国的卫生部门甚至都不常把流感统计成直接死因,而是往往以流感所引致的更严重并发症作为死因。所以你听到美国平均每年死于流感的大概是五六万,会感到奇怪,而中国如果按同种口径,因为人口基数在那里,所以远远会高于这个数字。但这些死亡,甚至都从来都没有成为公众议题。如果你同意1918大流感和你得过得流感有差别,那么你就应该承认2019年和2022年的冠状病毒有差别。

港台两地都曾遵循清零,如今开放有序,得当,医院没有不堪重负。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民众广泛支持,相信内地也会渐渐跟上脚步。得承认内地医疗资源因为发展程度较低确实有些区别,但相信都是中国人,同一套应对路线应该不至于橘逾海峡为枳。

我们不可能投入无限的资源,极尽所能防御莫须有的威胁,这样你就会不敢穿过你家楼下的马路,谁能保证不会正好没有一个喝了喜酒的醉鬼狂开过来呢?只是对目前这种程度的威胁,我们就已经把亿万人的生活围绕着对付它,不惜突破法治的原则。那未来万一真的有大灾疫,我们会不会做出更多让我们自己也害怕的举措?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做很多别的努力。我们也以把测核酸的花费,拿来增加重症监护室ICU,培养更多医学从业者,ICU是泛用型的医疗资源,这样对于未来别的流行病,我们也能用这些资产来抵御。我们可以生产更多呼吸机,虽然可能没什么必要。我们也可以进口效果胜出灭活一筹的mRNA疫苗。我们可以宣传居家隔离的好处,让千万基层工作者稍微喘口气。允许对流行病作更理性的探讨,让被折腾太久的大众宽心,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全员核酸测久了,都已经仪式化宗教化体制化了,你说以后不测了,人还居然慌起来了。申克的救赎里是怎么说的,监牢呆久了,你都离不开关住你的四面墙了。

今天许多担忧围绕后遗症,我相信对于杀人的病毒,定有难愈之伤。但如果一个传染病,病状轻了,温和了,难道其后遗症会反而更严重吗?从哲学上来讲,一个东西如果无症状,那么能叫做病吗?一个无症状的人,可以被称为是病人吗?如果一个无症状的阳性人士,虽然传染性很低,但依然需要被隔离。那么对一个无暴力表现,但家族里有暴力倾向的人,是不是也可以预防性地把他们关起来呢?

外国不做动态清零,是因为他们没法动态清零,对。那难道说,我们动态清零,只是因为我们有本事清零?这就好比说,乌克兰不扔核弹确实是因为他们没(了)核弹,但俄罗斯一打仗就一定要扔核弹,不然搁那儿供着干啥呢?凡是还是看成本收益。

另外欧美做不了,是因为老百姓不同意,老百姓不同意的东西,当然不等于不对。显然在疫病初期,动态清零取得了当时最好的效果,但允许老百姓表达同不同意本身就应该是政治生活的目标之一,就像好的家长是会允许小孩表达,甚至一定程度上尊重他们的拙见的。

现在要继续玩人定胜天那一套,天还在,但人的生活没了。自由是重要的基础设施,不只是能保消费,保经济,保证大家饭碗。也为了让人,尤其年轻人不至于有漫长的寿命,但却从没活过。强力政策执行久了,基层也已经力竭。不用说无瑕顾及其他改革事业,正常的公共服务也受影响,与百姓的矛盾也日积月累。基层不是能无米之炊,永远冲刺的。不是所有的困境都可以归结于上面高瞻远瞩,下面执行走样。

说点大的,同一套班子,久立,利于政策延续性,不必朝令夕改左右摇摆,也会增加对下层官员的。缺点在于,会难以修正自己任内的政策和路线,(可不要忘记新中国的所谓艰难探索)。这次若能及时调整,可以提高制度自信,证明党可以做难而正确的事情,不仅仅在2020年初,而且在2022年也一样,只不过正确,当然是与时俱进的正确,因地制宜的正确,另一套政策的正确。

最后,一般国家都是收集民意制定政策,而不是根据政策来制定民意,我们好像太特别了。比尔盖茨高度评价20年的措施,而22年世卫认为清零做过头了。结果我们只(被允许)听到了前者,这正常吗?因为讨论防疫,被禁言的公众人物,学术中人,比比皆是,券商的研报说最重要的基本面因素不在我们能讨论的范畴之内。我们的传统不是,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吗?我们的口号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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