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一周年专题】反思：香港反抗运动周年志

蹲点按：这一年以来，我们像是坐着时光过山车，日常生活交错于抗争和疫情的「现实」与「超现实」之间；五月份疫情刚有所稳定，人大会议就为香港送来「国家安全法」，搞得风雨满楼，人心惶惶。吊诡的是，中央政权为了打压民主运动、防止香港运动与千千万万的大陆人民连接起来，早早就给一场本土的民主运动扣上「港独」的帽子，并为推出国安法铺好了道路。今天一场缺乏反思和分析的反抗运动，被政权倒逼出一幕「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的运动景象，恰恰为国安法的出台提供了它的合法性，陷入政权的圈套而不能自拔。为了香港反专制民主运动的重新出发，为了走出「揽炒」的死胡同，为了让反抗者的牺牲有真正的价值，我们必须慎重回顾一年来的运动。

文／马兰

2019年6月，出于对港府修订引渡条例的普遍愤怒，香港爆发出激烈的抗争运动。记得去年参与反送中条例运动的时候，「2019年夏天，香港社会被彻底改变了」，这样的说法广为流传。这些抗争构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呼唤政治变革的民主运动。这些抗争的规模、范围与时间跨度在香港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一年过去了，香港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真正地改变了？

对民主的追求，如何能汇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除了专业人士，如何团结基层劳工，连结女权、环保和少数族裔平权运动？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连接起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和对经济不平等的控诉，从而培育出更宽广的视野，让香港运动成为国际反抗威权化政权的抗争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能否超越「香港VS中国」的二元限定，超越那种问题重重的、将「中国人」定义为「香港人」之他者的身份政治，停止制造对立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仇恨？

追求民主作为一种普世的追求是否不应当被限制在香港单一的空间之中？对于那些关心香港之未来的人来说，我们能从这一场去中心化的民主运动中学到些什么？我们能否从这场运动多样的行动、复杂的动员策略、众多的参与人数中，学习并反思社运的动员和组织问题？

抗争者群像：愤怒与焦虑

通过一项联合研究计画，我得以与多位抗议者进行深入交流。尽管受访者们参与运动的深度和广度各不相同，他们都表达了对香港政府的深深愤恨，对香港未来的深深忧虑——「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丧失言论自由、公民价值、法律体系、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对不少人而言，2047年香港将注定被归于中国统治那便是「一国两制」的死期，也是民主自由斗争的「终局」。如今，国安法出台，2047的死线已经提早到来。 「中国太大，香港太小」是普遍的悲观论调，抗议者们深信香港政府已沦为中央政府的提线木偶，因此根本不会对抗议者们作出丝毫让步。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许多抗议者来说，这是一场徒劳的、没有未来希望的运动，因为他们认为归化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并看到香港政府对他们的政治诉求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回应。 「没有未来」的想像创造了一种危急政治、仇恨政治，用以维系运动的能量。于是，出现了一种需要立刻取得政治权利的危急感，具象化为「五大诉求」。这场运动的美丽之处正在于，它从一开始的集中要求撤回修例，自然地过渡到了「双普选」等真正的民主诉求。僵局由此产生了：尽管数以百万计的香港市民上街游行、撑「五大诉求」，香港政府却视若无物：没有对话，没有改革。

这一僵局并没有为香港的街头抗议划上句号。香港政府依赖警察来压制运动。警察滥用暴力镇压为数众多的抗议者，这反而激发了更多愤怒的人站出来对抗警察。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为了保护没有武装的示威者们，前线的勇武派与警察搏斗，而这又使得警方的武力继续升级。在一轮轮的集会、游行、示威、街战中，警察持续对抗议者发射催泪弹、出动水炮车、逮捕他们、给他们构陷罪名，让越来越多的愤怒累积起来。仇恨亦随之而来。反送中运动于是陷入了困境。

去中心化的运动：如何走下去？

在这场运动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扮演了核心角色。受访者们不厌其烦地告知我，这是一场「无大台」运动，他们的参与是通过telegram群组，即响应群组中的具体行动提议。 Tim说：「我们都是自发的、自主的。我凭直觉决定要不要出门抗争。TG群组中有很多提议，我可以拣自己钟意的。而且，这也取决于我有没有时间，以及哪个行动地点离我家最近」。三十多岁的Tim是一名室内设计师，他的怒火是被6月12日警察射向和平示威者的催泪弹所点燃的。此前，他并没有过上街游行的经历。在多次集会、游行而没有得到香港政府任何回应后，他逐渐冒险前去纠察队，成为了前线的一员。 「我别无选择。是政府教我使用暴力的。」，Tim补充道。 Tim的故事说明「和平示威者」和「勇武前线」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分界；二者是可以互换的。 Tim愤怒地质问道：「警察怎么可以指控我们是暴徒？我是一个好公民，完全被这场运动所启蒙的。」「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是一个有力的口号，其发端于7月1日冲击立法会事件，并在后续的运动中一直被抗议者们使用。

学生抗争者Kelvin自豪地告诉我，他穿戴着全身防暴设备参与到纠察线中，帮忙建立街垒来抵御警察、保护和平示威者。在建街垒之外，他也向街头抗争者们给出指令：何时何地跑、何时撤退回来。当我询问他怎样习得建街垒的策略方位，他的回答令我惊讶：所有的战略都是从电子「第一人称战争游戏」或「角色扮演游戏」，如《绝地求生》、《英雄联盟》中学到的。他兴奋地向我解释道：「这些电子战争游戏很有用。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我学会了怎样点火、何时撤退、何处是战略地点、怎样作为一支队伍行动。现在，在和警察的街战中，我真的可以应用这些战略了！」看着我惊讶的表情，Kelvin继续教导我：「警察总是试图包围我们，把我们逼到一个无路可走的街角，殴打我们，然后逮捕所有人。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打城市游击战，只能从战争游戏里学到策略。我们就在战斗现场实践这些策略，狠狠地回击。」

「无大台」不等于组织无用

Tim和Kelvin都不曾与任何政治组织有任何关联，更不用说参与到政治组织当中去，许多遭逮捕、并在人权律师的帮助下被保释的黑衣人也是如此。大多数被捕者并不认识彼此，尽管他们也许加入了同一个TG群组，在前线一起行进，同时被警察逮捕。在白色恐布的氛围之下（包括派遣便衣警察渗透到抗议群体中），TG群组的群主和成员都会隐藏自己的身分。到达抗争现场后，同一TG群组的成员会即刻讨论他们的策略和行动。通常，他们会听取一两个想法比较多的人的行动提议，比如攻击中资店铺或港铁站，报复它们反对抗争的言论或举措。虽然他们内部不时有辩论乃至争吵，运动的口号「不割席」、「Be Water」、「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仍被奉为金科玉律。这些口号试图在运动中建立一种朴素的团结，以避免内部的冲突。因此，抗议者们经常是当场做出决定；如果意见不合，就分裂为几个小团体，各自继续行动。

诚然，这些自发行动快速、灵活、即时。整场运动对于无领袖的强调，让街头的行动足够灵活有效。然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缺少长期规划、组织、分析，整场运动正如这些不可预测的街头行动，体现了一种「即食面」民主。一位对香港工会运动比较熟悉的女性抗议者Jane，在组织了几个月的自发行动后说：「是时候反思这种自发的形式了。每次我们组织一件事，都无法预测有多少抗议者会加入。有时候比我们预期的更多，有时候则更少。一旦参与人数越来越少就会危险，因为很容易被警察当作目标。」面对这样的困境，政治组织或许能给抗争者提供一个民主讨论、辩论、规划长期行动策略的平台，来增强这场运动。

「无大台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平台。我们需要探讨和辩论的平台。这才是民主的精神。现在，我们没法辩论某个策略是好是坏。我们没有计划可言」，Jane补充道。 Jane告诉我，「不辩论」是一条潜在的运动伦理，因为大家担心任何的辩论都可能导致分裂，从而削弱运动的力量。 Jane则考虑到：「但是没有辩论，民主的原则又体现在哪里呢？没有辩论，我们怎么知道那种策略更好？」她开始劝说人们建立工会，以作为长期计划、制定战略的平台和组织结构。她给我展示了一个向人们科普如何建工会的单张，她和她的同伴们希望通过工会，对抗政府和警察的政治力量能巩固为一个有形的实体。

组织工会作为政治武器

在香港反抗运动最为激烈的阶段，即2019年6月和12月之间，18个新的工会成立了，到2020年第一季，「海啸式」的新工会登记达到1578宗。这些新工会涵盖了许多行业，包括金融会计、信息技术、医院管理局员工、新公务员、保安、白领人士等等。基本法第27条规定，香港居民拥有结社自由，拥有组织、加入工会的权利和自由。在香港，成立工会看上去并不复杂。工会法仅仅要求来自同一行业、产业或职业的七名成员在注册工会的申请表上署名就可以了。它要求新工会在成立的30天内登记在册，并且没有明确规定工会会费的具体数额，后者意味着加入工会的门槛并不高。作为一种别样的策略，建立工会可能丰富这场运动，并在当下的抗争中将政治诉求与社会经济权利连接起来。根据定义，工会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实体，能争取那些香港社会迟迟未兑现的经济权利。在创意产业领域宣传工会的Maggie评论道，「在香港，没有多少人了解工会。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宣传和科普。在运动中，人们急于在极短时间内成立尽可能多的工会。对我来说，这更像是一个『概念』......而没有落地的『概念』会轻易变成泡沫。 」

不过，Maggie能理解，如果不先把这一「概念」植根到香港人的脑海中，劳动者怎么会被工会组织起来，更不用说把它作为呼吁政治性罢工的武器？ Maggie进一步反思道，「有几次，在八月初、九月初和十一月初的时候，民主派的工会力量有呼吁过全城政治性罢工。但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参与罢工的人并不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急着去成立更多工会，用以支持政治运动、或争取立法会席位。」

与工人向雇主谈判争取经济利益的「经济罢工」不同，香港的「政治性罢工」呼吁工、学、商活动的全面停止，以向政府施压令其接受五大诉求。对Maggie来说，许多场成功的「经济罢工」才是进一步发动「政治性罢工」的基础。因为政府不由选举产生、被政治和商业精英操控，他们必然会伤害香港普通市民的社会经济权益。对政治权利的追求应同时包含经济权利，这被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是民主运动的基础。民主，在本质上，是对社会、经济、社会、文化赋权的追求，是朝向政治自由、经济平等、社会公义的不懈努力。

中国与未来

不管你在香港运动中站在哪边，「中国」对于各立场、各阵营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在香港，有黄丝阵营——支持民主运动的人，相对于蓝丝阵营——撑建制、支持政府和警察的人。虽然黄丝出身自许多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但其中主导性的力量（这一「主导」不一定体现在人口上）是中产阶级，这一阶级崇尚西方价值和生活方式，视民主自由为普世价值。蓝丝则不同，他们要么是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经济精英，要么是和大陆有家庭联系、或做一点小生意的底层。相比之下，黄丝通常和大陆之间商业、职业或家庭的联系更少、或完全没有。尽管如此，这不代表基层就不支持这场运动，特别是他们的孩子，不少被警察暴力或「新移民抢占公共住房、福利资源」的话语所激怒。 「反中」，在这个意义上很容易被转化为反对「中国人民」，后者被说成是中央政府的拥趸，其价值观与香港人截然不同。坦白讲，对于很多受访者来说，尽管他们认可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却似乎只关心香港的事；有些甚至相信只有香港人——而不是大陆人——才配持有这些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并不「普世」，相反，它变成了特定人群才配享有的特权，而其它人则被排除在外。

Samson，一名大学生、自省的黄丝抗议者，在咖啡厅里告诉我：「有时候我真不能理解这种狭隘的心态。如果我们的敌人真的是威权的中央政府，我们怎么可能只为香港独立而斗争，不去考虑大陆广大的劳工阶级？」他进一步质问：「我们是否想为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而战？几乎每一个运动者都知道香港政府背后是中央政府，但我们只想让香港享有民主自由，让大陆人去自生自灭。」Samson担忧，「香港人实际上缺乏追求民主的决心，只是他们在与警察街战或面临刑事指控时自我感觉决然」。他进一步解释：「仅仅讨论香港有没有独立的条件是不够的，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自由和民主只限于香港？我们不自私、不虚伪吗？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比大陆人更英雄、更高等？」

Samson说：「如果我们只在乎自己——这就是香港独立的心态——我们注定没有未来。在这个框架下，2047是真正的死期。我的一些朋友在准备离开香港、移居海外，尽管他们是勇武派，但他们觉得无论现在做什么，到2047都会『完慨啦』。」Samson观察到，很明显有一些抗议者坚信在2047年前取得香港独立是唯一出路，他们坚持从美国国会或外国政客那里寻求支持。困扰Samson的是，部分抗议者对Trump政权把香港作为中美贸易战的筹码毫不介意。在游行中挥舞美国、英国旗的行动，显示了对帝国主义势力不加反思的态度。当然，此种行动不能完全归咎于缺少反思。因为政府把香港独立的诉求归为叛国罪，部分抗议者想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表达独立的渴望，就比如挥外国旗。 Samson评论道：「独立不单止不可能，亦不是一条对的路。如果不考虑香港、中国大陆以及其它地方的公民社会、社会运动，民主运动就不会拥有未来。」

结语

看上去，现在要对香港运动作出彻底的反思还为时尚早。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抗争者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他们不仅被2019年的抗争所启蒙，而且自身亦是革命实践的能动的、反思的主体。

第一，无组织的动员限制了这场运动，使其缺乏长期规划、分析和战略性行动。一场无脸孔、无领袖的运动说明了，被限定在街头空间的行动，无法统合以下几个方面：话语的生产及分析、组织的建设、行动的配合。 「无大台」并不意味着运动不需要促进讨论和辩论的平台，以形成最大多数人接受的民主目标和方法。建立工会是一种别样的途径，能够重申阶级组织的重要性，并在长期内重新连接政治诉求与社会经济权利。

第二，如果运动的能量不得不依赖于仇恨情绪，就会在香港人中创造不必要的分界，使黄丝和蓝丝的对立不断激化。毕竟，民主运动反抗的对象应该是这个不由民选、不负责任、不民主的政府。身份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迅速动员起仇恨和愤怒的情绪，筑起运动的能量；但它也会轻易地撕裂社会——谁才是香港人，谁不配是。最坏的情况是，在我们能够建立起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之前，香港社会已被深深割裂，排外政治已被施加于大陆人和香港的大陆新移民。

第三，激进行动并不意味着为了实现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要使用排他的方式。 「激进」不仅指身体暴力的升级，更是对民主视野的激进想像与实践，这种视野理应比当下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更加宽广。香港是一座全球化的城市，因此它应当开创一种致力于连接跨国社会运动、超越本土主义的激进政治。中国是这场运动不得不面对的因素，运动更应包纳中国人民，以转向一种希望的、未来的政治，并超越2047的封闭视角。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必须是真正普世的——它应当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层面的民主，连接起香港人、大陆人，以及更远的地方、更多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