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一週年專題】反思：香港反抗運動週年誌
蹲點按：這一年以來，我們像是坐著時光過山車，日常生活交錯於抗爭和疫情的「現實」與「超現實」之間；五月份疫情剛有所穩定，人大會議就為香港送來「國家安全法」，搞得風雨滿樓，人心惶惶。弔詭的是，中央政權為了打壓民主運動、防止香港運動與千千萬萬的大陸人民連接起來，早早就給一場本土的民主運動扣上「港獨」的帽子，並為推出國安法鋪好了道路。今天一場缺乏反思和分析的反抗運動，被政權倒逼出一幕「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運動景象，恰恰為國安法的出台提供了它的合法性，陷入政權的圈套而不能自拔。為了香港反專制民主運動的重新出發，為了走出「攬炒」的死胡同，為了讓反抗者的犧牲有真正的價值，我們必須慎重回顧一年來的運動。
文／馬蘭
2019年6月，出於對港府修訂引渡條例的普遍憤怒，香港爆發出激烈的抗爭運動。記得去年參與反送中條例運動的時候，「2019年夏天，香港社會被徹底改變了」，這樣的說法廣為流傳。這些抗爭構成了一場大規模的、呼喚政治變革的民主運動。這些抗爭的規模、範圍與時間跨度在香港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一年過去了，香港社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真正地改變了？
對民主的追求，如何能匯聚更廣泛的社會力量，除了專業人士，如何團結基層勞工，連結女權、環保和少數族裔平權運動？有沒有一種方式能夠連接起對政治權利的要求和對經濟不平等的控訴，從而培育出更寬廣的視野，讓香港運動成為國際反抗威權化政權的抗爭運動的一部分？這場運動能否超越「香港VS中國」的二元限定，超越那種問題重重的、將「中國人」定義為「香港人」之他者的身份政治，停止製造對立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仇恨？
追求民主作為一種普世的追求是否不應當被限制在香港單一的空間之中？對於那些關心香港之未來的人來說，我們能從這一場去中心化的民主運動中學到些什麼？我們能否從這場運動多樣的行動、複雜的動員策略、眾多的參與人數中，學習並反思社運的動員和組織問題？
抗爭者群像：憤怒與焦慮
通過一項聯合研究計畫，我得以與多位抗議者進行深入交流。儘管受訪者們參與運動的深度和廣度各不相同，他們都表達了對香港政府的深深憤恨，對香港未來的深深憂慮——「變成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喪失言論自由、公民價值、法律體系、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對不少人而言，2047年香港將注定被歸於中國統治那便是「一國兩制」的死期，也是民主自由鬥爭的「終局」。如今，國安法出台，2047的死線已經提早到來。 「中國太大，香港太小」是普遍的悲觀論調，抗議者們深信香港政府已淪為中央政府的提線木偶，因此根本不會對抗議者們作出絲毫讓步。令人遺憾的是，對於許多抗議者來說，這是一場徒勞的、沒有未來希望的運動，因為他們認為歸化中國是不可避免的宿命，並看到香港政府對他們的政治訴求沒有也不會有任何回應。 「沒有未來」的想像創造了一種危急政治、仇恨政治，用以維繫運動的能量。於是，出現了一種需要立刻取得政治權利的危急感，具象化為「五大訴求」。這場運動的美麗之處正在於，它從一開始的集中要求撤回修例，自然地過渡到了「雙普選」等真正的民主訴求。僵局由此產生了：儘管數以百萬計的香港市民上街遊行、撐「五大訴求」，香港政府卻視若無物：沒有對話，沒有改革。
這一僵局並沒有為香港的街頭抗議劃上句號。香港政府依賴警察來壓制運動。警察濫用暴力鎮壓為數眾多的抗議者，這反而激發了更多憤怒的人站出來對抗警察。一個惡性循環開始了：為了保護沒有武裝的示威者們，前線的勇武派與警察搏鬥，而這又使得警方的武力繼續升級。在一輪輪的集會、遊行、示威、街戰中，警察持續對抗議者發射催淚彈、出動水砲車、逮捕他們、給他們構陷罪名，讓越來越多的憤怒累積起來。仇恨亦隨之而來。反送中運動於是陷入了困境。
去中心化的運動：如何走下去？
在這場運動中，並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組織扮演了核心角色。受訪者們不厭其煩地告知我，這是一場「無大台」運動，他們的參與是通過telegram群組，即響應群組中的具體行動提議。 Tim說：「我們都是自發的、自主的。我憑直覺決定要不要出門抗爭。TG群組中有很多提議，我可以揀自己鍾意的。而且，這也取決於我有沒有時間，以及哪個行動地點離我家最近」。三十多歲的Tim是一名室內設計師，他的怒火是被6月12日警察射向和平示威者的催淚彈所點燃的。此前，他並沒有過上街遊行的經歷。在多次集會、遊行而沒有得到香港政府任何回應後，他逐漸冒險前去糾察隊，成為了前線的一員。「我別無選擇。是政府教我使用暴力的。」，Tim補充道。Tim的故事說明「和平示威者」和「勇武前線」之間並沒有截然的分界；二者是可以互換的。Tim憤怒地質問道：「警察怎麼可以指控我們是暴徒？我是一個好公民，完全被這場運動所啟蒙的。」「沒有暴徒，只有暴政」是一個有力的口號，其發端於7月1日衝擊立法會事件，並在後續的運動中一直被抗議者們使用。
學生抗爭者Kelvin自豪地告訴我，他穿戴著全身防暴設備參與到糾察線中，幫忙建立街壘來抵禦警察、保護和平示威者。在建街壘之外，他也向街頭抗爭者們給出指令：何時何地跑、何時撤退回來。當我詢問他怎樣習得建街壘的策略方位，他的回答令我驚訝：所有的戰略都是從電子「第一人稱戰爭遊戲」或「角色扮演遊戲」，如《絕地求生》、《英雄聯盟》中學到的。他興奮地向我解釋道：「這些電子戰爭遊戲很有用。我花了很多時間在上面。我學會了怎樣點火、何時撤退、何處是戰略地點、怎樣作為一支隊伍行動。現在，在和警察的街戰中，我真的可以應用這些戰略了！」看著我驚訝的表情，Kelvin繼續教導我：「警察總是試圖包圍我們，把我們逼到一個無路可走的街角，毆打我們，然後逮捕所有人。我們並不知道怎麼打城市遊擊戰，只能從戰爭遊戲裡學到策略。我們就在戰鬥現場實踐這些策略，狠狠地回擊。」
「無大台」不等於組織無用
Tim和Kelvin都不曾與任何政治組織有任何關聯，更不用說參與到政治組織當中去，許多遭逮捕、並在人權律師的幫助下被保釋的黑衣人也是如此。大多數被捕者並不認識彼此，儘管他們也許加入了同一個TG群組，在前線一起行進，同時被警察逮捕。在白色恐佈的氛圍之下（包括派遣便衣警察滲透到抗議群體中），TG群組的群主和成員都會隱藏自己的身分。到達抗爭現場後，同一TG群組的成員會即刻討論他們的策略和行動。通常，他們會聽取一兩個想法比較多的人的行動提議，比如攻擊中資店舖或港鐵站，報復它們反對抗爭的言論或舉措。雖然他們內部不時有辯論乃至爭吵，運動的口號「不割席」、「Be Water」、「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仍被奉為金科玉律。這些口號試圖在運動中建立一種樸素的團結，以避免內部的衝突。因此，抗議者們經常是當場做出決定；如果意見不合，就分裂為幾個小團體，各自繼續行動。
誠然，這些自發行動快速、靈活、即時。整場運動對於無領袖的強調，讓街頭的行動足夠靈活有效。然而，其弊端也顯而易見：缺少長期規劃、組織、分析，整場運動正如這些不可預測的街頭行動，體現了一種「即食麵」民主。一位對香港工會運動比較熟悉的女性抗議者Jane，在組織了幾個月的自發行動後說：「是時候反思這種自發的形式了。每次我們組織一件事，都無法預測有多少抗議者會加入。有時候比我們預期的更多，有時候則更少。一旦參與人數越來越少就會危險，因為很容易被警察當作目標。」面對這樣的困境，政治組織或許能給抗爭者提供一個民主討論、辯論、規劃長期行動策略的平台，來增強這場運動。
「無大台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平台。我們需要探討和辯論的平台。這才是民主的精神。現在，我們沒法辯論某個策略是好是壞。我們沒有計劃可言」，Jane補充道。 Jane告訴我，「不辯論」是一條潛在的運動倫理，因為大家擔心任何的辯論都可能導致分裂，從而削弱運動的力量。 Jane則考慮到：「但是沒有辯論，民主的原則又體現在哪裡呢？沒有辯論，我們怎麼知道那種策略更好？」她開始勸說人們建立工會，以作為長期計劃、制定戰略的平台和組織結構。她給我展示了一個向人們科普如何建工會的單張，她和她的同伴們希望通過工會，對抗政府和警察的政治力量能鞏固為一個有形的實體。
組織工會作為政治武器
在香港反抗運動最為激烈的階段，即2019年6月和12月之間，18個新的工會成立了，到2020年第一季，「海嘯式」的新工會登記達到1578宗。這些新工會涵蓋了許多行業，包括金融會計、信息技術、醫院管理局員工、新公務員、保安、白領人士等等。基本法第27條規定，香港居民擁有結社自由，擁有組織、加入工會的權利和自由。在香港，成立工會看上去並不複雜。工會法僅僅要求來自同一行業、產業或職業的七名成員在註冊工會的申請表上署名就可以了。它要求新工會在成立的30天內登記在冊，並且沒有明確規定工會會費的具體數額，後者意味著加入工會的門檻並不高。作為一種別樣的策略，建立工會可能豐富這場運動，並在當下的抗爭中將政治訴求與社會經濟權利連接起來。根據定義，工會是一個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實體，能爭取那些香港社會遲遲未兌現的經濟權利。在創意產業領域宣傳工會的Maggie評論道，「在香港，沒有多少人了解工會。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宣傳和科普。在運動中，人們急於在極短時間內成立盡可能多的工會。對我來說，這更像是一個『概念』......而沒有落地的『概念』會輕易變成泡沫。 」
不過，Maggie能理解，如果不先把這一「概念」植根到香港人的腦海中，勞動者怎麼會被工會組織起來，更不用說把它作為呼籲政治性罷工的武器？Maggie進一步反思道，「有幾次，在八月初、九月初和十一月初的時候，民主派的工會力量有呼籲過全城政治性罷工。但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參與罷工的人並不多，這就是為甚麼大家急著去成立更多工會，用以支持政治運動、或爭取立法會席位。」
與工人向雇主談判爭取經濟利益的「經濟罷工」不同，香港的「政治性罷工」呼籲工、學、商活動的全面停止，以向政府施壓令其接受五大訴求。對Maggie來說，許多場成功的「經濟罷工」才是進一步發動「政治性罷工」的基礎。因為政府不由選舉產生、被政治和商業精英操控，他們必然會傷害香港普通市民的社會經濟權益。對政治權利的追求應同時包含經濟權利，這被世界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是民主運動的基礎。民主，在本質上，是對社會、經濟、社會、文化賦權的追求，是朝向政治自由、經濟平等、社會公義的不懈努力。
中國與未來
不管你在香港運動中站在哪邊，「中國」對於各立場、各陣營來說都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議題。在香港，有黃絲陣營——支持民主運動的人，相對於藍絲陣營——撐建制、支持政府和警察的人。雖然黃絲出身自許多不同的社會經濟階層，但其中主導性的力量（這一「主導」不一定體現在人口上）是中產階級，這一階級崇尚西方價值和生活方式，視民主自由為普世價值。藍絲則不同，他們要麼是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經濟精英，要麼是和大陸有家庭聯繫、或做一點小生意的底層。相比之下，黃絲通常和大陸之間商業、職業或家庭的聯繫更少、或完全沒有。儘管如此，這不代表基層就不支持這場運動，特別是他們的孩子，不少被警察暴力或「新移民搶佔公共住房、福利資源」的話語所激怒。「反中」，在這個意義上很容易被轉化為反對「中國人民」，後者被說成是中央政府的擁躉，其價值觀與香港人截然不同。坦白講，對於很多受訪者來說，儘管他們認可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卻似乎只關心香港的事；有些甚至相信只有香港人——而不是大陸人——才配持有這些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並不「普世」，相反，它變成了特定人群才配享有的特權，而其它人則被排除在外。
Samson，一名大學生、自省的黃絲抗議者，在咖啡廳裡告訴我：「有時候我真不能理解這種狹隘的心態。如果我們的敵人真的是威權的中央政府，我們怎麼可能只為香港獨立而鬥爭，不去考慮大陸廣大的勞工階級？」他進一步質問：「我們是否想為一場真正的民主運動而戰？幾乎每一個運動者都知道香港政府背後是中央政府，但我們只想讓香港享有民主自由，讓大陸人去自生自滅。」Samson擔憂，「香港人實際上缺乏追求民主的決心，只是他們在與警察街戰或面臨刑事指控時自我感覺決然」。他進一步解釋：「僅僅討論香港有沒有獨立的條件是不夠的，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自由和民主只限於香港？我們不自私、不虛偽嗎？為什麼我們覺得自己比大陸人更英雄、更高等？」
Samson說：「如果我們只在乎自己——這就是香港獨立的心態——我們注定沒有未來。在這個框架下，2047是真正的死期。我的一些朋友在準備離開香港、移居海外，儘管他們是勇武派，但他們覺得無論現在做什麼，到2047都會『完嘅啦』。」Samson觀察到，很明顯有一些抗議者堅信在2047年前取得香港獨立是唯一出路，他們堅持從美國國會或外國政客那裡尋求支持。困擾Samson的是，部分抗議者對Trump政權把香港作為中美貿易戰的籌碼毫不介意。在遊行中揮舞美國、英國旗的行動，顯示了對帝國主義勢力不加反思的態度。當然，此種行動不能完全歸咎於缺少反思。因為政府把香港獨立的訴求歸為叛國罪，部分抗議者想通過一些間接的方式表達獨立的渴望，就比如揮外國旗。Samson評論道：「獨立不單止不可能，亦不是一條對的路。如果不考慮香港、中國大陸以及其它地方的公民社會、社會運動，民主運動就不會擁有未來。」
結語
看上去，現在要對香港運動作出徹底的反思還為時尚早。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抗爭者們身上學到一些東西，他們不僅被2019年的抗爭所啟蒙，而且自身亦是革命實踐的能動的、反思的主體。
第一，無組織的動員限制了這場運動，使其缺乏長期規劃、分析和戰略性行動。一場無臉孔、無領袖的運動說明了，被限定在街頭空間的行動，無法統合以下幾個方面：話語的生產及分析、組織的建設、行動的配合。「無大台」並不意味著運動不需要促進討論和辯論的平台，以形成最大多數人接受的民主目標和方法。建立工會是一種別樣的途徑，能夠重申階級組織的重要性，並在長期內重新連接政治訴求與社會經濟權利。
第二，如果運動的能量不得不依賴於仇恨情緒，就會在香港人中創造不必要的分界，使黃絲和藍絲的對立不斷激化。畢竟，民主運動反抗的對象應該是這個不由民選、不負責任、不民主的政府。身份政治是一把雙刃劍：它能迅速動員起仇恨和憤怒的情緒，築起運動的能量；但它也會輕易地撕裂社會——誰才是香港人，誰不配是。最壞的情況是，在我們能夠建立起民主運動的統一戰線之前，香港社會已被深深割裂，排外政治已被施加於大陸人和香港的大陸新移民。
第三，激進行動並不意味著為了實現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要使用排他的方式。「激進」不僅指身體暴力的升級，更是對民主視野的激進想像與實踐，這種視野理應比當下運動中體現出來的更加寬廣。香港是一座全球化的城市，因此它應當開創一種致力於連接跨國社會運動、超越本土主義的激進政治。中國是這場運動不得不面對的因素，運動更應包納中國人民，以轉向一種希望的、未來的政治，並超越2047的封閉視角。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必須是真正普世的——它應當包含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層面的民主，連接起香港人、大陸人，以及更遠的地方、更多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