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 瑞典探勘队与维吾尔向导Abdu Rehim

推特上出现种种消息，指出乌鲁木齐市区正在拆除路障、检查哨，有人说是因为能抓的人都被抓光了，用不着这些设施，有人说是迫于国际压力，正努力销毁证据。尽管短期之内难以判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可终究是感到意外，毕竟自零九年起累计的经验，在新疆发生的变动，得益的往往是亟欲掌控一切的党与政府。

两年前的这时，我正在瑞典埋头写着硕士论文，啃着几位瑞典学者于上世纪初在新疆的调查报告和日记，同时也忧心地看着国际媒体一件件访出的，关于维吾尔人所承受重担的故事。那是一种又远又近的感受，我看见近百年前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生活样态，关乎水渠、骆驼商队、穿越沙漠的途径、西方人与维吾尔人交流而生的各种轶事，与此同时，也看见近百年后，中国政府在同一地理区域所施行的压迫。

此时彼时，滋味仅现于这个孤身在北欧赶论文进度的死研究生。

但这也是我在瑞典最意外的发现之一：二十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先，在新疆活动的欧洲人不多，而其中最热衷于地质、考古探勘，同时至今仍保有最多关于语言、地方文化等文件资料的国家，竟然是瑞典。并因为这样的取向，我有了机会，读了许多教人慨然的故事，瑞典探勘队与维吾尔向导Abdu Rehim 间的故事即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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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瑞典天文学家Nils Ambolt （他也是Lund University 的校友）跟随瑞典政府资助的探勘队，进入新疆进行调查。在乌鲁木齐前往库尔勒，穿越天山东脉的这段路程，他记载了探险队和一位当地突厥穆斯林向导的互动过程（当然，当时「维吾尔」这个身份概念并不普及，若硬是要将另一位主角—— Abdu—— 的身份依当代类目归类的话，大约可等同于现代意义下的维吾尔。毕竟「维吾尔」作为文化、身份认同是很晚近的事，也就是说，当前很多新闻评论在批评中国官方民族论述的侵入时，往往会将「维吾尔」描绘为一种先天、稳固、具有原初性的身份，这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不过确实这个身份认同的出现、巩固，有大很的因素是为了抗拒中国政府—当时仍是ROC—的控制）。

回到故事，Abdu Rehim 是位猎人，也是焉耆（Karashahr，قاراشەھەر，按维吾尔语直译的话应翻为「黑城」）郊外的一座聚落Shindi 的头人，而在二十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他是欧洲旅行者之间口耳相传的，天山东脉的最佳向导（他也曾帮助过大名鼎鼎的Sven Hedin）。而在这段穿越山脉、向塔里木盆地北缘行进的旅程，Abdu 为Ambolt 的探勘队打点好了一切。

而Abdu 的帮助不仅止于地理知识。旅程中正逢圣诞节，他记住了节期，在平安夜当晚弄来了一袋冻成块的牛奶给这群在异乡受冻的瑞典学者们；此外，Abdu 也试图弥合外来者与地方习惯之间的落差：他特意和认识的牧羊人协议、领着几头羊下山给物资短缺的瑞典探勘队作为冬日的补给，因为他知道村人们不会愿意任意卖羊给外人（可惜Ambolt 未解释这是为什么）。

为了感谢Abdu 常年多次的相助，几位过去曾受Abdu 帮助的瑞典探险家，特意请托这批学者带了一整组镍制、完整装箱好的茶具组作为礼物，而同样的，一如Abdu 在瑞典人身上所做的，瑞典人的回报并不仅限于物质。

首先，送茶具极可能不是一个随意的决定。两周前我刚好读过一批同时期当地穆斯林知识份子和瑞典宣教士往来的信件（当然是有强大的维吾尔狂热研究者已经将文本给翻成英文），就有提到对当时突厥穆斯林社群来说，有两种物件是至关重要的：水烟和茶具。因为一切的社会关系的建立，无论是结婚、开趴、和解或是串门子，绿洲住民们都高度仰赖提供这两种物件为基底（热茶与水烟）的筵席。 （有趣的是，这位维吾尔知识份子也在信里抱怨越来越多人拿水烟来抽大麻，败坏了这样的优良传统；但另一方面，他又自豪地夸耀：「东突厥斯坦有全世界品质最好的大麻！」）总而言之，瑞典探勘队送的是极具象征、实质社会意义的物件。

再者，为了让Abdu 感受到探险家们对他的感谢，瑞典探勘队询问了当地的其他向导，一步步地以当地人所认可的形式，打扫、安排好帐幕摆设、预备了合乎地方礼节的食物（抓饭！Ambolt 细致地描述了预备抓饭的每一个步骤。当看到「当锅具开始冒烟，几捏盐巴被洒进锅，接着，几抔清水也给洒了进去，苍蓝的烟气于焉蒸升，邪灵就此被驱离出帐。」 [”As soon as the pot begins to smoke, a few pinches of salt are thrown in, and then a handful of water is sprinkled over it. Pale-blue smoke rises up, and thus are the evil spirits driven out.”] 读到这样关于烟气的叙述，我都快要哭了）。并将Abdu 奉为上宾、邀请他的亲友一起出席，由队上资历最深的地质学者主持（这也是礼节之一）、表示感谢，希望Abdu 收下谢礼。

「…这位尊贵的客人和的朋友们身着深色的长袍，坐在帐中，伸出他们的双手，向着烹煮抓饭后的余烬[取暖]。他们的眼睛闪烁着光漾。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深刻难忘时刻。」Ambolt 如此记述。接着，由Abdu 带领所有人以伊斯兰礼仪做了祷告，共食抓饭。

尽管知道欧洲人若不是靠着帝国扩张与殖民，是不会有这样的权力与资源得以以这样的姿态进入新疆。而欧洲人的记叙也难逃那些殖民情境下常见的视角与习惯（例如，Ambolt 一行人在圣诞夜为解乡愁而一起诵读的书籍包括Rudyard Kipling 的作品），Ambolt 的文字也以观察居多，但今天读到这段故事，仍是为这样的互动所触动。特别是在当前的脉络之下。

那是种以试图谦卑为前提的努力。双方都愿意以自己所能尽的努力，试着向对方的脉络更靠近一点，以对方的方式表示感谢。为的只是希望这份情感，能够以让对方感受到舒适与尊严的方式，慎重地递交出去。而不是什么自称民族和谐团结一家亲地侵门踏户。

希望在九十多年前的天山南麓，Abdu 有感受到这份来自瑞典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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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bdu Rehim and two of his kinsmen outside his home at Shindi (Ambolt 1930). http://www.jarringcollection.se/wp-content/uploads/2017/05/TRV034ap.22a.png?fbclid=IwAR1jgKil048yZ1DQSrSnFPYzFjNHoGxPlZOAghKFeZt5MfUeEKkfAR8IX7Q

Reference:

Ambolt, Nils. 1939. Karavan: Travels in Eastern Turkestan. London & Glasgow: Blackie & Son Limited. http://www.jarringcollection.se/travel/karavan/?fbclid=IwAR2Ht7gMs6IGg47ZIhjTHxKstp-1pc-5x3U2JMoGF3PyonfcmoLOEj5aV1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