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文随笔：读龙瑛宗《职有木瓜树的小镇》

如同先前提及的，2022年期许能求广不求精的阅读台湾文学，从日治时期到现在。暂且有两个面向，一是阅读台湾文学史，包含历史以及我有兴趣的作品，二是阅读文学理论，文学、文学史、文学理论是相互交织的，文学评论除了文本基础，也常会寻求理论支持诠释，而文学史的炼成，建立在事实的挑选与诠释，历史素养我没有，但文学理论是能再精进的。

这周末在Leo's Cafe读《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龙瑛宗是我读陈芳明《新台湾文学史》及赖香吟《天亮之前的恋爱：日治台湾小说风景》最有感的作家，说他是失语的一代一点不为过。生于1911年的龙瑛宗，被视为日治时期的第二代知识份子，不同于第一代知识份子，譬如吴浊流（作《亚细亚的孤儿》）、赖和（台湾文学之父）、张我军（台湾白话文的推手），龙瑛宗小学前曾在私塾学习，但一年级时遇上日警关闭私塾，便前往公学校就读（日治时期的小学）。日文在公学校是「国文」，龙是箇中翘楚，受到日籍老师的爱戴与启蒙，文学便此伴他一生。龙以优秀的成绩于台湾商工学校毕业，获日人师长推荐，到台湾银行工作12年，在职期间从台北调至南投，写下《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调回台北后，又被调到花莲。

《植》写的故事很简单，青年陈有三到乡下小镇的银行工作，每天负责数钞票，他知道自己是台湾人，领不到日本人的高薪，企图参加文官考试跟律师考试，力争上游，在他眼里，知识「第一目标是改善自己的境遇」，第二目标是「人格陶冶」，念来的书即便无法翻转阶级，但总能让自己人格更高尚吧！现实却不是如此。陈有三在小镇的朋友洪天送因为父母指婚的习俗，将断送自己的梦想，或许未来会拿台湾人的低薪，养育一家，一旦孩子一多，可能像前辈苏德芳一样，一家都吃不饱，木瓜的意象昭然若揭，台湾特有水果里的多子多孙。陈有三另一位台北的友人，更说及自己的一位朋友，到日本念大学的期间，考上律师，毕业后服务于法律事务所多年，随后回台北开业，却因同业太多，光烦恼房租跟生活费就焦头烂额。要知道在那时代，去日本念大学是知识份子的首选，考上律师更保证前途光明，竟落得如此下场，朋友更说：「把那知识丢给狗吃吧，知识把你的生活搞得不幸。你无论如何提高知识，一旦碰到现实，那知识反成为你的幸福的桎梏吧。」看来现实敲醒的不只陈有三，而是整个青年世代。更令陈有三难过的是，搬去与前辈同事林杏南一家住时，他爱上林家女儿，求婚时，女儿已指配给有钱人家，林杏南说陈有三是个好青年，但他以后会懂林杏南的苦衷的。所以品性高又如何？这让陈有三已动摇的心走向自我放逐。故事结束于此。

这篇193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写在84年前，行文中有现代主义的味道，批判企业化经营（现代性），陈有三说「学生时代...拼命往艰深的地方钻研，一旦出了社会，才惊讶于它的单调。我每天从早到晚，就是算钞票而记进简单的账簿里。」台北友人则回他：早就忘了那五年学了什么，现在会打算盘就好了。有够讽刺。复杂的是，这恼人的企业化经营，让台湾知识份子无法一展长才，却又不得靠拢，因为那企业化经营是日本人带来的，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光光在这小镇，台湾人住的地方，儿童随处便溺，臭气熏天，日本人住的地方，宽敞整洁，令人向往，陈有三读着日文书本，穿着浴衣，觉得自己跟小镇的台湾人不同，「想着自己与他们之间有某种距离，一种优越感悄悄而生悄悄。」

龙瑛宗好会捕捉这幽微的情绪，结局让林杏南发疯稍嫌狗血，不过这是我第一次阅读的感想，或许再看几次会有不同的感受。回到龙瑛宗的人生，离开台湾银行后，他先是到报社任编辑，1945年台湾光复，物价攀升，民间疾苦，报纸跟杂志不好做，又国民政府禁止使用日文，龙瑛宗瞬间成为失语的一代，遂于1947年停笔，回银行业工作。厉害的是他持续学中文，1977年复笔用中文写作，有够疯、有够狂。瑛宗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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