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89:那几年,文艺的沉思
发表在1979年的中篇小说,结尾讲一个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在恢复了职位后,接到一个右派分子的女儿给他的来信,这右派分子是1957年在他领导的机构被错划成右派的,女孩子诉说全家因右派帽子遭到二十年厄运,希望这位重掌权位的老干部能够给她爸爸平反。但这老干部看都没怎么看,就把信丢弃了。一个刚刚从苦难中走出来的老干部,对他当年造成他人的痛苦却无动于衷。
这只是整篇小说的一个小节,却是这一年中国文艺作品的一个象征。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文艺作品开始出现了「伤痕文学」,到了1979年,随着大批各级老干部重新执掌权力,他们从制度而产生的「有权就有一切」的观念,于文革中大大强化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他们就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特权阶层。他们不仅对过去当权时的错误所造成的别人的苦难视若无睹,对错案受害者的申诉无动于衷,而且变本加厉地滥用权力,为个人谋取利益。
即使文革后中共上层呼吁「解放思想」,西单民主墙也有不少申诉冤情的大字报,但见诸报端的新闻报导,仍然被党官严密控制,各地的冤假错案,特权阶层对百姓的具体压迫,除非中央已插手处理,否则不可能实名实姓地作新闻报导。于是,以「虚构」方式表现的文艺作品,就在这个时空喷薄而出,大量揭露特权阶层的丑恶,人民的苦难。作品不再只是描述伤痕,而是直指造成这些灾难的罪恶之源,即制度缔造的丑恶人性了。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没有真实的新闻,那么历史也就是虚假的。真实的世界存在于小说中。
我在大量阅读了中国各文艺刊物上的新作品后,在1980年五月号《七十年代》发表了一篇「中国新写实主义文学的兴起」,继而编辑出版了一本《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并写了一篇「代序」:「文艺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国现实」。其后,又同璧华合编了《作品选》的「续编」和「三编」。两篇长文,和三本选集,受到海内外甚大关注。
1980年我应邀到爱荷华做「国际写作计划」的「访问作家」。那一年中国应邀前往的有艾青和王蒙,台湾有吴晟。在那一年的「中国周末」讨论会,应邀参加的海外作家更多了,而话题就集中于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
1980年北京《文艺报》第十期,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评一个选本——与李怡先生商榷」,针对我的两篇关于新写实主义的文章和那个「选本」,提出不同意见。 1981年北京《文艺研究》第一期刊登了「中国文学和中国现实」一文,批评我那篇「代序」,不过却转载了我的原文。可能编辑的用意在「转载」而不是批评。 1982年五月,纽约圣若望大学举办了有46位学者参加的中国文学国际讨论会,总题目是「当代中国文学:新形式的写实主义」,主持人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表示讨论会因我编的选集而引起,并邀我作第一发言。与会的中国作家有王蒙、黄秋耘。王蒙对我的发言作回应。
讨论会后,有美国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的英文版《The New Realism》。
这几年,介绍和评价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是我主要的编写工作。近日有著名作词人跟我说,他约20岁时就买了这三本书,颇受影响,特别提到我关于「新写实主义」的命名。
年轻时的阅读经验,给我毕生的思想感情刻上批判现实和人道主义的烙印。受影响的是十九世纪西方的、特别是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社会的丑恶真貌,人性的卑劣,卑贱者的灵魂碎裂,从而流露出浓烈的人道精神。苏联后来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思是要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那就将文艺当作宣传品,而不是作家心灵的产物,读者也成为受教育者,不容读者在阅读时的思想再创造。 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提出「双百方针」,于是由秦兆阳等提出要求文艺恢复反映社会矛盾的功能,并带出了刘宾雁、王蒙等的「干预生活」即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但很快,反右运动把这波文艺浪潮打下去,中国文艺就处于只能歌颂党和新社会的谎言文化状态了。
1979年涌现的中国文艺作品,让我看到了在艰辛地、痛苦地生活着的百姓,看到特权阶层的丑恶嘴脸,使我从感性上体验到受压迫者的感受,认识到不同类型干部的心态,我不禁写下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勇气去忍受别人身上的痛苦」,意思就是人很难感同身受,生活中真实的痛苦,比较我们读到的、甚至感受到的要沉重得多,和难以忍受得多。
中国新写实主义文学浪潮的延续时间不长,大概一年左右,就在中共高层的施压下,由绚烂归于平淡了。但所写下的那些故事,总是一个记录吧。
(原文发布于2021年11月17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 题记
- 闯关
- 圈内圈外
- 杀气腾腾
- 煎熬
- 伤痛
- 动荡时代
- 抉择
- 那个时代
- 扭曲的历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后一击
- 我的家世
- 沦陷区生活
- 汪政权下的乐土
- 沦陷区艺文
- 父亲与沦陷区话剧
- 李伯伯的悲剧
- 逃难
- 愚者师经验,智者师历史
- 战后,从上海到北平
- 古国风情
- 燕子来时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树倒猢狲散
- 猪公狗公乌龟公
- 《苹果》的成功与失败
- 怎能向一种精神道别?
- 自由时代的终章
- 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
- 确立左倾价值观
- 「多灾的信仰」
- 最可爱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学的青葱岁月
- 被理想抛弃的日子
- 谈谈我的父亲
- 父亲一生的辗转挣扎
- 父亲的挫伤
- 近亲繁殖的政治传承
- 毕生受用的礼物
- 文化摇篮时期
- 情书——最早的写作
- 那些年我读的书
- 复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最终篇
-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
- 归处何方
- 刘宾雁的启示
- 徐铸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记忆
- 左派的「社会化」时期
- 伴侣的时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 福兮祸所伏
- 香港辉煌时代的开始
-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 脱颖而出
- 觉醒,误知,连结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则取,无用则弃(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调部与潘静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
- 无聊的极左干预
- 从钓运到统运
- 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 统一是否一定好?
- 台湾问题的启蒙
- 推动台湾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体制内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缔造中国的今天
- 极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极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开始
- 太岁头上动土
- 爱荷华的「中国周末」
- 1979年与中共关系触礁
- 那几年,文艺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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