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縣城的中年粉紅：在混吃等死中研究世界局勢

文章來源| 公眾號：老蝨雜貨舖（Sololouse）

“美國疫情嚴重，特朗普優哉游哉地打高爾夫球。”

對此，不見美國人生氣，隔著太平洋，遠在中國小縣城的張立強卻非常生氣。 “今日頭條”新聞一出，張立強馬上發了朋友圈，強烈譴責特朗普。

“加拿大法院宣判了，孟晚舟未能獲釋。”

這更讓他咬牙切齒。隔著屏幕，我能想像得出，直率的他定然會表露到臉上的那股強烈的恨意。

二十多年前，在小鎮工作期間，由於對美國共同的仇恨，晚上搓完麻將後，我們經常一起到夜市小店，青梅煮酒罵美帝。

闊別二十年後，我終於聯繫到他。回到小縣城那天，快到他經營的小店時，我刷到了他發這條朋友圈。他成色不變，仍然“粉紅”。不同的是，當年的“小粉紅”，如今成了“中年粉紅”，而我早已“變色”。

2000年初，我離開小鎮，獨自到廈門打工時，我們才27歲。如今我和他都已奔五。張立強和我已失聯整整二十年。信息技術革命成就了微信。微信，讓我們重新相逢。

1980年代末，我和他分別考入縣城不同的高中。我們那一屆高中生成長遭遇的最大尷尬是，1980年代的文化空氣開放多元，我們心智卻未成熟到能從中汲取精神養分。我們升上高中，剛要睜開眼睛看世界了，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卻驟然緊張。

在教材和媒體給我們描摹的敵我對立的世界圖景中，我們完成了高中三年學業。我們中絕大多數人的世界觀，連同我們的身高一樣，一畢業就停止了生長。腦海裡，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非敵即友的世界圖式，幾乎是我們共同的精神胎記。很多人活到四十多歲，明明享受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好處，卻始終無法理解全球化究竟意味著什麼？

那時候大學沒有擴招，不要說本科，考專科都非常難。幸運的是，高中畢業後我和他都被招進了一家鄉鎮國企上班，捧上了那些年讓多少人羨慕的鐵飯碗。

在沒有網絡的時代，小鎮的精神生活十分貧瘠。每天晚上，唯有靠打麻將或唱卡拉ok來打發時光。 《新聞聯播》和《參考消息》是我們了解世界局勢的唯一途徑。

《參考消息》版面不多，上面全部是原文轉載外國媒體報導的新聞。最吸引我們的一個版面是“外國人看中國”。那些年，剛剛推行市場經濟改革沒幾年，中國經濟總量還不大，每年都為“貿易最惠國待遇”飽受美國國會“刁難”。越不夠自信，就越渴望別國的認同。來自外電的每一條盛讚，都足以讓很多人歡欣鼓舞。

作為辦報策略，《參考消息》不時會轉載幾條外媒對中國的批評。這不但不足以顛覆我們的幸福感，卻反而更讓人覺得這份報紙提供了看世界、看中國全方位的真實視角。其轉載的那些讚揚，因此顯得更加可信。

小鎮沒有書店，買不到這份報紙，全靠單位訂閱。每天上午郵差把它送到單位。主任、副主任優先看完，才輪到我們普通職工。每天下午，我們幾個年輕同事，都會在兩點半左右，預計副主任差不多讀完時，提前等在門口。我們急切想知道，外國又怎麼誇咱們中國了。

我們那個國企只有幾十名職工，文盲半文盲充斥，高中屬於最高學歷。我倆自然成了單位同事眼中的“知識分子”。 1998年，美國布什政府要開發研究戰區導彈防禦體系TMD，我倆經常緊張得經常徹夜難眠。 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軍誤炸。那一天，上班時間同事們坐在單位的電視機前，看著央視新聞滾動播出北京幾所著名高校大學生到美國大使館門口抗議。

我和張立強在同事們面前高聲痛斥美國。我和他的憤怒是真誠的。當然，這種憤怒也暗中賦予了我倆一種心理滿足：我們用憤怒提醒同事們，讀過高中的我倆，和電視新聞裡那些在美國使館門前抗議的名牌大學生屬於一類人：我們都有文化，有國際視野。

2000年國企改革，我和張立強同時下崗。春節之後，帶著民進黨是否會贏得台灣地區選舉的擔憂，我獨自到廈門打工。他回到縣城，開了一家食雜店謀生。沒想到，這一別就是二十年，中間沒有任何联系。

那天晚上，有個同事要請客。下午四點多，我到了他的店里約他。儘管二十年不見，我們對對方的中年油膩都不感意外，心裡早已有了預期。他招呼我先坐一下，電腦微信群正聊得火熱，他要收一下尾。他正和幾個小縣城當地朋友在“精英侃政微信群”聊孟晚舟的遭遇和美國的疫情。他們一致認為：“中美之間必有一戰”；“美國的疫情顯示，那是一個開始衰落的國家。中國必將超越美國。咱不要害怕美國”。

看到“精英”兩個字，我覺得有點滑稽。莫非談論國際政治，讓這些初高中學歷的小縣城中年粉紅們找到了“精英”的感覺？

這讓我想起了當年頻繁在同事面前表現對美國憤怒的自己。總而言之，很多人痛罵美國、暢談世界局勢的背後，可能隱藏著某種心理需求。說實話，那些年，唯有通過《新聞聯播》和《參考消息》關注世界局勢，才能讓我和張立強感覺到自己並不比那些讀了大學的人差。

處於城鄉過度地帶的小縣城，接納著少量的成功者，卻容納著大量的“失意者”。成功者來自鄉村鄉鎮，他們有了錢，最高理想就是在縣城買套房，搖身變成城里人。 “失意者”都是土生土長的縣城本地人，他們“失意”在沒能跳出去，到更大的城市工作生活，卻眼睜睜地看著昔日被看不起的鄉下人趕上自己。

在這裡，所謂“就業”，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穩定就業。那是少數人才能考入的體制內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另一種是不穩定就業。大多數人都靠給小店或小廠打工維持生計或自己做點生意。人口基數小，市場容量小，生意能做大的人是極少數。大多數人很難從工作中獲得自我認同。因此，在日益城市化的表像下，總有一種失落的情緒在縣城的市井裡瀰漫漂浮。

很多人渴望逃離，卻被自身的能力、學歷或大城市的高房價阻擋。從關注世界局勢中，他們似乎能獲得一種虛幻的“衝出去”的越獄感。從國家的強大中，他們能獲得某種從工作中無法獲得的自豪感。這似乎足以解釋為什麼電影《戰狼》的票房收入主要由小縣城和四五線城市提供。

如今，在這個地球上，唯一阻擋中國成為超級大國的就是美國。不恨美國恨誰？

小店的櫃檯上放了幾份近期的《環球時報》。張立強說，他已經好多年不看《參考消息》了。這一點不奇怪。這十幾年來，這份報紙越來越邊緣化。這是中國越來越強大的必然的邏輯結果：我們已經強大了可以不在乎外國媒體如何看待自己了。我們只需要講好中國的故事。善於講故事的《環球時報》自然成了最熱門的報紙。

與《參考消息》刊載的全是外電不同的是，《環球時報》幾乎只提供中國人的視角。它的辦報基調是，努力向國民講述中國如何如何好，西方如何如何不好或不願意看到中國好。作為佐料，偶爾它的版面上會投放幾條在中國唯有胡錫進才有資格發表的對中國某些問題的批評。作為策略，這些批評起到的作用是，讓這份報紙在讀者眼裡更加客觀、更加權威。

假如2000年我沒有在廈門大學旁邊的書店裡看到當年那本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長江讀書獎”首個獲獎書目《現代化的陷阱》，今天的我是否也是《環球時報》忠實讀者呢？

那時候，廈大一條街沒有拆除。在那條青春、宗教、生活、商業和文化和諧共處的街區，有很多家實體書店。它們提供了在小鎮和小縣城根本接觸不到的書。它們把我的視線從世界拉回國內。

我逐漸意識到，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取得了巨大經濟成就，但所積累的矛盾如不及時解決，有可能積重難返。人民網刊載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藍皮書》指出，每年因各種社會矛盾而發生的群體事件多達十餘萬起。我們應該首先致力於解決好國內問題。中國和美國不應該是敵人，應該是合作共贏的伙伴。

關閉微信後，張立強突然轉身叫了我一聲“教授”，“你當年下崗下得好啊。要不是下崗，你能考上研究生讀博士？”

他開始抱怨自己下崗後這些年的境況。小店生意一直半死不活。老婆沒工作，孩子馬上考大學。如果考上，讀大學四年得花不少錢。畢業之後，孩子工作和買房，都得讓他操心。

“我的人生是沒有盼頭了，只能希望小孩以後別活得像我這麼窩囊。”他用“混吃等死”形容自己當前的狀態。

下崗之後，為了保證60歲能拿到退休金。他每年還得自己交幾千元社保和醫保。還有十幾年才退休，他已經開始抱怨退休之後的雙軌制待遇。作為企業退休人員，他將來一個月的退休金預計才兩千元多一點。

“你覺得不公平，是嗎？”我問。

“當然不公平。不過，美國也有不公平。”他的回答帶有提醒我的意味。

我明明說的是國內退休雙軌制，他為什麼馬上扯到美國並強調美國也有不公平？我既不解，又理解。和二十多年前一樣，只要聽到對中國某些方面的任何批評，他的腦子里馬上會浮現出中美“你死我活”的圖景。在他的認知中，對中國的任何批評，都是變相抬高美國。

聽說我是學世界史的，晚上的飯局中，他特地叫來了那個“精英微信群”的幾個朋友，說是要跟我好好聊一聊世界局勢。

“最近美國很猖狂”，他恨恨地說。

二十年沒有任何联系，他以為我還跟他屬於同一個思想譜系，期待重溫記憶，和我痛痛快快聲討一回美帝。

晚上，他邀請的當地“精英”有四個。他們都奔五了，要么是國企下崗工人，要么是個體經營戶。談起腐敗，都有切膚之痛，但是同時都一致認為，美國也有腐敗。對於美國，他們似乎有著刻骨仇恨。

看到這些再過幾年就要當外公或爺爺的人，不關心自己的後代將來吃的奶粉是否安全，卻天天靠刷今日頭條和“至道學宮”研究世界局勢，我忍不住建議他們，與其天天恨美國，不如多關心關心食品安全問題。

“很多問題，關注的人多了，才解決得快。”我建議。

他們馬上急了：“哪個國家沒有問題？別總是跟自己國家過不去。奸商貪官再怎麼壞，咱關起門來都是一家人。不能讓美國佬總是欺負咱們。”

我說：“關注現實存在的問題，怎麼會是跟自己國家過不去呢？老百姓理性溫和的表達關注，也是在幫助政府更好地分清輕重緩急，更好地決策啊。”

他們不以為然：“你以為當官的會比咱們傻？要咱們瞎操什麼心。”

在兩個多小時的邊吃邊聊中，我不時感嘆，信息技術革命，手機上網普及，最受傷害的學科是國際政治。國際政治的文章大多數是敘述性的，不需要抽象和精深的理論，初中畢業就讀得懂。國際政治的信息碎片在網上遍地都是，拿起掃帚隨便掃一掃，就能掃一籮筐。以至於國際政治如今已成門檻最低的公共話題。但是，聊世界局勢，逼格卻很高。

由於說的是外國的事情，謊言和謬誤很難證偽，所以，在國際政治領域，不擅長於批判性思考的人是很難意識到自己錯了的。

網絡促進知識傳播，也給知識祛了魅。在沒有網絡的時代，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對知識和學歷普遍心存敬畏。如今，拿起手機百度一下，就能搜出大量“知識”。一些以前聽起來“高大上”的專業術語，如今在網上遍地都能“撿到”。它們被百度百科拉下學術“神壇”後，已經廉價到可以用來填塞牙縫，以至於一些連專業人士都沒有完全搞懂的政治概念，比如民粹主義，也不時與女人、麻將、六合彩等等話題雜糅在一起，漂浮在小縣城的夜市攤上。

滿滿噹噹的信息碎片，導致他們的大腦已超載到容不得任何異見。信手可拈的信息碎片，卻賦予了他們反智的自信。儘管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這幾位朋友在飯桌上卻毫不客氣地嘲笑公知，嘲笑專家，嘲笑我“讀書讀傻了，竟然為美國說話”。作為大學老師，唯一讓他們羨慕的不是我的博士學位，而是事業單位將來的退休金。

他們非常鄙視左鄰右舍、同事朋友不關心世界局勢，對美國的陰謀喪失警惕，“這些人將來怎麼被美國弄死都不知道。”他們認為，自己才是最清醒的人。給“至道學宮”打賞，是“位卑不敢忘國憂”。給作者一點鼓勵，好讓他們創作出更多“醒世”的作品。

凡事真相只有一個，但是謊言卻可以有很多版本，因為謊言不需要成本，可以信口捏造。手機上網，有利於知識的傳播，更有利於謊言的複制。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一幕是，在公共討論中，一條真相被幾十條謊言圍攻。

你不但很難說服腦子被碎片和謊言佔據的中老年粉紅，卻有可能被他們駁得“體無完膚”。比如，你說林肯解放了黑奴，是一位好總統。他們可以信口列舉林肯犯下的幾十條“滔天罪行”來駁斥你。他們堅信，那些都是真相，你卻無法證偽。

面對這些從不摸書，完全依賴手機獲取信息的中年粉紅，邏輯是無力的，思辨是蒼白的，他們比的是誰腦子裡的碎片多。縱然是學富五車的國際政治學者，恐怕也會陷入深深的無力感。

在這個初夏的夜晚，這幾位小縣城中年粉紅在唾沫橫飛中享受著“俯瞰世界，縱論天下”的幻覺帶來的快感，我卻痛心地看到，明明這是一個資訊超載的時代，人們卻越來越活在信息的孤島中。以色列學者尤瓦爾.赫拉利說，在信息不發達的時代，人們難以獲得真相。在信息爆炸時代，人們只相信符合自己價值觀的真相。

在這個“後真相時代”，能被人們裝進腦袋裡的，只有那些與原來的認知相容的信息碎片。裝的越多，他們就越“自信”。內容越同質，他們就越偏執。在思想的極化中，不同的人群皆被情緒和偏見裹挾，理性對話越來越困難，社會正在不斷走向撕裂。

離開夜市攤那一刻，我突然一反常態“悟道”了。也許，復旦名嘴張維為、人大教授金燦榮、局座張召忠、“至道學宮”創辦人……才是這個時代最具“頂級智慧”的人。面對如此龐大的粉紅群體，你既然改變不了他們，何不利用他們賺錢呢？跟他們過不去，不就是跟錢過不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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