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速之客：來到西柏林的蘇聯猶太人（1974-1975）

【摘要】1974年，五百多名蘇聯猶太人意外出現在西柏林，引起當地、全國乃至國際上的反應。這些移民在取得許可後離開蘇聯，輾轉以色列，或者輾轉維也納和羅馬的難民營來到西柏林。他們宣稱選擇了自由的新家園，並打算立即申請公民身份。由於納粹德國的歷史，西柏林和西德政府雖然沒有準備好歡迎或驅逐他們，但還是製定了一些臨時措施，鼓勵更多的蘇聯猶太人到來，加劇了接收他們的困難。鑑於德國歷史的特殊性，西柏林和西德政府雖然沒有準備好歡迎或驅逐他們，但也制定了權宜之計，這促使更多蘇聯猶太人前來德國，並加重了德國一方的接收困難。 （上圖為柏林的猶太人社區）

不速之客：來到西柏林的蘇聯猶太人（1974-1975）

The Unexpected Arrivals: Soviet Jews in West Berlin 1974–75

作者：卡羅爾·芬克（Carole Fink，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

譯者：陳*鋼

引用：Fink, C. (2021). The Unexpected Arrivals: Soviet Jews in West Berlin 1974-7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43(3), 475-487.

1974年11月11日，西德新聞雜誌《明鏡周刊》（Der Spiegel）發表了一篇令人震驚的報導，五百多名蘇聯猶太人目前被收留在西柏林的馬林菲爾德（Marienfelde）難民營。這座被圍牆包圍的城市仍然深陷1973年的石油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滯漲。這時的柏林已經成為大約20萬土耳其、希臘和南斯拉夫工人及其家屬的家，也收留了成千上萬來自東歐和中東的難民。如今，它需要再次面臨來自蘇聯無國籍猶太人（大部分是非法移民）的考驗。

這些不速之客也是90年代前後進入聯邦德國的數千蘇聯猶太人的先鋒隊伍，但他們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不為人知。除了填補歷史學上的空白，本文還是一項移民研究，將冷戰、猶太和德國的歷史聯繫起來。它深入研究了蘇聯猶太人移民的國際背景，並詳細介紹了蘇聯猶太人對的主張。本文的主要重點是西德的反應，當時，蘇聯猶太人的到來激起了複雜的外交和國內局勢，包括西德猶太領導人的動員和對尚未遠去的納粹歷史的記憶。

離開蘇維埃

1966年12月，蘇聯部長議會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Alexei Kosygin）表示，他們希望與西方緩和關係，並突然宣佈在蘇聯的猶太人有權離開，到以色列去與家人團聚。然而，在1967年6月的“阿以戰爭”之後，莫斯科奉行一種反复無常的允許/限制政策。 1968年，獲准移民的猶太人為231人，1973年高達近3.5萬人，但隨後在1975年又降至1.3萬人。同時，隨著申請數量的增加，官方的拒絕和被拒者的抗議行為也在增加。

到20世紀60年代末，蘇聯猶太人離開祖國的鬥爭已經發展成為一場由美國猶太社區領導並得到以色列大力支持的國際人權運動。 1969年後，愈發緩和的關係使美國政府參與其中。儘管尼克松政府不願意推動這一事宜，但美國政治和社會中仍然瀰漫著強烈的反蘇情緒，導致國會不得不採取行動。 1974年，《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將美國的貿易減讓與增加蘇聯猶太人移民一事聯繫起來。

蘇聯領導層對外界對其內部事務的干涉感到反感。 1974年，克里姆林宮從其不斷增長的石油和天然氣收入中獲益，不再要求美國作出經濟減讓，也不再尋求為緩和關係付出代價。 1975年，蘇聯拒絕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向外交部長安德烈·格羅米科（Andrei Gromyko）提出的關於設定每年約6萬名蘇聯猶太人移民配額的建議，並拒絕了與華盛頓的貿易協定。

蘇聯猶太人主張自由選擇

1974年之前，幾乎所有離開蘇聯的8.4萬名蘇聯猶太人都移民到了以色列。以色列政府為他們的離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檔案文件。以色列資助猶太機構的工作人員管理維也納外的捨瑙（Schönau）難民營，他們在那里辦手續，然後飛往下一站以色列，並且美國政府資助了這些猶太人的安置費。

然而，到1974年，有2500名蘇聯猶太人再次離開以色列，有些人在那裡住了幾年，有些人只住了幾個月。他們的理由包括就業前景不佳、住房不足、語言問題、男女都要服兵役、對混血婚姻的歧視、極端炎熱、難以適應以色列的風土人情，以及1973年10月戰爭造成的緊張政治經濟環境。

雖然他們的人數還不多，但離開的人引起了軒然大波。以色列政府、新聞界和公眾都嘲笑他們為“約迪姆”（yordim，大意是被以色列淘汰下來的人流民）。以色列為他們制定了複雜的出國程序，包括需要償還貸款。以色列政府還向美國的兩個主要猶太組織——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HIAS）和美國猶太聯合分配委員會（JDC）施壓，要求它們不向離境者提供援助，迫使他們向規模較小、資金不足的猶太和非猶太機構求助。這個時候，美國在美國猶太社區領導人的壓力下，制定了特殊的程序來接納他們。

第二類“叛逃者”是“諾什瑞姆”（noshrim，大意為掉隊的人），指那些持以色列證件離開蘇聯但決定不前往以色列的蘇聯猶太人。 1973年底，巴勒斯坦武裝在一列開往維也納的火車上抓獲了五名蘇聯猶太移民，奧地利政府以嚴重的安全問題為由，無視以色列的抗議，把他們關進了舍瑙難民營。這種做法使得後來類似的做法成為可能。蘇聯猶太人被安置在紅十字會管理的設施中，他們意識到以色列的困難條件和“叛逃者”的困境，因此打算選擇一個自由的目的地。儘管以色列政府作出了努力，維也納的猶太機構官員也提出了請求，但“諾什瑞姆”的人數從1973年的1372人急劇上升到1975年的4745人。

以色列政府和民眾指責這些“諾什瑞姆”是機會主義者，是叛國者。這些人大多打算移民到美國，因為美國有寬鬆的入境規定和更多的職業機會，並且他們得到了在美猶太援助機構的大力支持，後者支持猶太人做出自由的選擇，並在羅馬郊外由美國政府支持的新興設施中配備了工作人員。在那裡，他們的中轉時間可能長達五個月之久。

抵達西柏林

1974年11月11日，《明鏡周刊》發表了第一篇關於此事的報導。但在這之前一年，已經有一百多名蘇聯猶太人來到了西柏林，而且他們的人數還在穩步上升。他們為什麼選擇這個城市？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不太可能的目的地，這裡是一個被孤立的、自身分裂的“冷戰”飛地，是納粹帝國曾經的首都，其戰爭罪行幾乎觸動了每個蘇聯猶太人家庭。

但是，1969年“東方政策”（Ostpolitik，西德開始與東歐關係正常化的政策）的出現，特別是1970年12月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的“華沙之跪”（Warschauer Kniefall），大大提升了西德在共產主義世界的形象。此外，“東方政策”放寬了蘇聯移民德國的障礙，也促進蘇聯猶太人與西德重建個人、家庭和職業關係。

西柏林有幾個優勢。由於對持有以色列證件的遊客沒有簽證要求，因此“諾什瑞姆”們（他們構成了第一批抵達者中的大多數）能夠直接前往那裡，而無需求助於猶太或非猶太援助機構。此外，儘管經濟不景氣，但西柏林社民黨領導的政府以其對難民的歡迎和慷慨福利待遇而聞名。而且，這個擁有近200萬居民的城市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知識和工業中心，擁有相對廉價的住房，廣泛的聯邦補貼，以及可以獲得聯邦兵役的豁免權。

同樣重要的是，西柏林是德國最大的猶太社區所在地。該社區有大約5500名成員，由精力充沛的“大屠殺”倖存者格林斯基（Heinz Galinski）領導，他還在兩個主要的全國性猶太組織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分別是德國猶太中央理事會（Zentralrat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和德國猶太人中央福利局（Zentralwohlfahrtsstell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後者負責協調猶太人的慈善事業和分配聯邦援助。格林斯基是一個強大的談判者和籌款人，他經常為地方和全國的媒體撰稿，充當道德權威的角色，提醒西德公眾對其猶太同胞的責任。

誠然，西柏林的生活有一定的風險。數以千計的巴勒斯坦難民的存在，加上1973年在東柏林設立的巴解組織辦事處，增加了西柏林猶太社區的危險感。此外，該市緊張的經濟和當地人對外國工人和尋求庇護者日益不滿的情緒，也造成了潛在的障礙。儘管如此，對於那些在70年代初選擇這個冷戰孤島的人來說，西柏林不僅代表了對蘇聯政策的逃避，而且也是一個容易接近且相對好客的定居地。

截至1974年12月3日，西柏林大約有529名蘇聯猶太人，其中499人來自以色列。一些早期到達的人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慷慨歡迎，但他們並沒有在社區登記，而是自己找到了住房和工作，直接消失在城市人口中。

多虧了德國猶太人中央福利局的記錄，該局向三分之一以上的抵達者提供了援助，我們對這一極其差異化的群體有了部分了解。在來自以色列的入境者中，年齡從17歲到72歲不等，大多數在33歲到55歲之間。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出生在“二戰”後被吞併的蘇聯邊境地區，這些地區以前是大量德國人和猶太人的家園（特別是拉脫維亞首都裡加和北布科維納），儘管有一小部分人出生在基輔、明斯克和莫斯科。

這些猶太人在以色列的逗留時間從幾個月到六年不等，平均為一到三年。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已經結婚，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是和他們的孩子一起來的。需要援助的移民從事不同職業，但大多是技術工人（鎖匠、鞋匠、水管工、裁縫、廚師、屠夫、木匠和電工），儘管也有少數專業人士（教師、律師、土木工程師）和一些老年音樂家。直接從維也納來的人數少得多，他們的年齡從20歲到67歲不等。大多數人都是已婚，並和他們的孩子一起來，專業人員比工匠略多。雖然有少數人來自蘇聯中心地帶的重要城市，但他們主要來自波羅的海國家。

西德法律將移民分為兩類：一類是德國人後裔，他們有權立即獲得公民身份；另一類是外國人（Ausländer），包括客籍工人（Gastarbeiter）、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他們在獲得永久居留權和公民身份方面有很大障礙。大多數到達西柏林的蘇聯猶太人打算根據他們與德國語言和文化的歷史聯繫，申請立即獲得德國公民身份。

這麼做的法律依據是1953年的《聯邦被驅逐者法》（Bundesvertriebenengesetz，BVFG）。該法將早先給予1945年後被驅逐出東歐的數百萬德國人以公民權，爾後擴展到後來在“冷戰”期間逃亡的人。 《聯邦被驅逐者法》包含一個非常主觀的民族身份定義，它基於申請人對其祖國德意志民族共同體的自我認同（Bekenntnis）。

但是，儘管《聯邦被驅逐者法》不排斥猶太人，但它要求提供由證人確認的明確公開承諾。實施《聯邦被驅逐者法》的責任在於各州官員，他們決定是否頒發珍貴的被驅逐者卡（Vertriebenenausweis），該卡可立即獲得公民身份、免費德語教學，並在住房、工作和包括失業保險在內的社會服務方面享有優先權。

然而，蘇聯猶太人的大量申請產生了不同的結果。格林斯基從當地政府獲得補助金來幫助這些人，他向馬林菲爾德指派了一名社會工作者來幫助處理文書工作。但西柏林當局的初步決定令人沮喪。在1973年至1974年間，549份申請中只有200份獲批。即使根據《聯邦被驅逐者法》的主觀標準，要證明德國人的身份也有嚴重的障礙，特別由於申請人以前曾移民到以色列，他們的蘇聯文件上出現了“猶太人”的稱號，而不再是德意志民族共同體的一員，不能立即獲得公民身份。

被拒絕的蘇聯猶太人處於危險的境地。那些從以色列來的人不能說自己是逃離迫害、戰爭或暴力的難民。持有以色列護照的人（在該國呆了三年以上的人）最多可以停留六個月。而那些在以色列呆的時間較短的人帶著通行證和西德大使館的特別批文（簽證，Sichtvermerk）來到這裡，留下了一筆不可退還的押金。對於那些沒有任何德國族裔身份的、沒有任何證件的人來說，情況更加不確定。在西德法律看來，這些人是非法移民，除非當地政府能做出例外處理，否則將被驅逐出境。

西柏林的回應

1974年11月西德《明鏡周刊》刊登的文章迫使人們關注兩個重要的公共問題：西柏林的住房危機和安全威脅。馬林菲爾德被填滿後，新來的猶太人被安置在城市的紅十字會中心，那裡過度擁擠的條件引起了鄰居和當地媒體的負面評論。而且，鑑於舍瑙難民營的情況，西柏林政府害怕造成“貧民區”，害怕發生“恐怖襲擊”。

更加緊迫的是當地政府對移民個人身份的負面裁決。直到1974年中期，西柏林勞動和社會問題參議員對被驅逐者通行證的申請作出了特別寬鬆的決定，但現在符合條件的新來者越來越少。儘管如此，鑑於”反猶“的歷史，西柏林政府一直不願意驅逐非法的猶太移民，包括那些直接從維也納來的沒有證件的人或從以色列來的沒有有效簽證的人。事實上，一些城市官員準備為“那些願意融入社會”（integrationsbereite Menschen）並為城市的“人口平衡”（Bevölkerungsbilanz）作出貢獻的人提供例外。

面對這個具有國際和國內意義的問題，西柏林社民黨執政市長克勞斯·舒茨（Klaus Schütz）向波恩尋求建議。舒茨要求外交部確定以色列政府對驅逐的看法，並要求內政部確定可以例外的條件，同時暫停所有地方審查程序四個禮拜，並下令對難民中心的條件進行調查。

德國外交部贊成對蘇聯猶太人的慷慨處理，強烈反對以人道主義為由進行驅逐，並且不擔心外交上的影響。外交部官員預計，蘇聯和阿拉伯國家對於他們給猶太人開綠燈的做法不會有什麼反應。另外，以色列方面也沒有作出明確的反應。

可以肯定的是，外交部承認，批准例外的最終決定權在州政府，必鬚根據國家的現行法律，並考慮到當前的政治和社會因素。外交部也承認，這樣的決定無疑會增加移民的數量。此外，未來的移民數量也無法預測。克里姆林宮尚未否定基辛格和格羅米科的協議，但有可能會大大增加蘇聯猶太人的湧入，並增加外交風險。此外，外交部堅持認為，從歷史、道德和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西德有義務不強迫蘇聯猶太人（甚至那些非法抵達的猶太人）去以色列或任何其他國家。

內政部最初扮演的是次要角色。然而，1974年末，當10名蘇聯猶太人意外地從以色列抵達科隆時，它面臨著協調11個聯邦州（Länder）政策的任務。因此，1974年12月9日，內政部發出了召開部際會議的邀請（儘管前景有限）。此外，以色列不願意阻止蘇聯猶太人出境，而外交部則反對驅逐，這意味著人數可能會增加，而例外情況將不可避免地由地方政府決定。

德國猶太領導人代表蘇聯猶太人進行了有力的干預。在與聯邦內政部長邁霍弗（Werner Maihofer）的會談中，兩位德國猶太中央理事會的官員納奇曼（Werner Nachmann）和金茲堡（Alexander Ginzburg）警告波恩不要以任何形式屈從於以色列限制入境的訴求，並堅持認為蘇聯猶太人有選擇的自由。在與外交部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的會談中，納奇曼和格林斯基將西德當局“容忍”（Duldung）政策的外交影響降至最低。

10月下旬，面對大約300人被驅逐的沮喪前景，西柏林政府也向特拉維夫派遣了一名大使。在那裡，西德大使承諾收集更多關於申請者的信息，並更謹慎地發放簽證，而以色列政府也同意解決蘇聯猶太人非法湧入特拉維夫的問題。

1974年12月3日，西德參議院出人意料地宣布，居住在該市的所有蘇聯猶太人將被允許留下來，並獲得居留和工作許可。但從第二天開始，所有新來的人最多只能停留6個月，除非他們有資格獲得《聯邦被驅逐者法》許可的簽證。

格林斯基聲稱，在接納仍在以色列的親屬和前往西柏林探親方面取得了兩項關鍵性讓步。而且，由於當地猶太社區的資源已經捉襟見肘，他敦促管理市長舒茨向其他州施加壓力，讓他們接納相應數量的蘇聯猶太人。

公眾的反應大多是積極的。西德新聞界雖然注意到柏林政策的寬鬆性，但也贊同“遏制”非法移民的做法。不過，一家名為《慕尼黑信使報》（Münchner Merkur）的媒體稱，12月4日的決定是在一個“猶太人悲劇發生之地”向官僚投降的可恥行為。在聯邦議院，有人提出質疑，但沒有重大反對意見。在德國國外，以色列政府也悄悄地同意了西柏林的聲明。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西柏林的權宜之計很快顯示出其固有的弱點。蘇聯猶太人繼續湧入，而且大部分是非法移民。但與基辛格和格羅米科的協議所期望的前景相反，克里姆林宮沒有讓猶太人以每年6萬人的速度離開蘇聯，而是大幅減少了許可證的數量，從1974年的近2.1萬人減少到1975年的1.3萬人。

儘管如此，離開以色列的蘇聯猶太人數量繼續上升。希望留在歐洲的蘇聯猶太人由於其不合法的法律地位而被法國、英國、瑞典和瑞士拒絕發放簽證，因此繼續湧向西柏林，到年底，又有300人抵達西柏林。

1975年，新抵達西柏林的人口統計學沒有發生很大變化。他們的年齡從25歲到78歲不等，最大的群體在35歲到45歲之間，主要由有孩子的已婚夫婦組成。他們在以色列呆了1年到5年，囊括各種職業，有專業人員（工程師、教師、經濟學家、記者和護士）和卡車司機、機械師、工人以及退休人員的數量越來越多。與來自以色列的移民類似，他們的年齡在25至65歲之間，最大的群體在35至45歲之間。單身人士和家庭的數量幾乎相等，專業人士多於手工業者，包括牙醫、藝術家和音樂家。

西柏林對蘇聯猶太移民的嚴格政策很快在國內外引起了批評。格林斯基在公開場合和私下場合都抱怨，與對其他人，尤其是巴勒斯坦難民的慷慨相比，柏林不願再給匆忙驅逐非法入境者。為了減輕城市和當地猶太社區的壓力，格林斯基和納奇曼繼續敦促西柏林和聯邦政府與其他州推行謹慎而慷慨的分擔政策。

但是，西德面臨著通貨膨脹、失業率上升，1975年遭遇兩次重大“恐怖事件”，因此沒有準備好把注意力放在數量不多的蘇聯猶太人的到來上。在州內政部長拒絕了西柏林協調其政策的建議後（雖然建議不驅逐來自維也納和羅馬的移民，並對來自以色列的移民採取更強硬的立場），焦點轉向了內政部。內政部長邁霍弗對非法越境事件進行了一次沒有結果的調查，並敦促外交部對離開以色列前往西德的蘇聯猶太人的簽證發放工作進行更嚴格的控制。

外交部繼續反對驅逐出境，並拒絕向以色列施加壓力以阻撓離境者。事實上，外交影響仍然出奇地溫和，也沒有進行報復。克里姆林宮雖然在“反以色列”的宣傳中提到了越來越多的“叛逃”的猶太人，但湧入西柏林的猶太人似乎並沒有受到太多干擾。波蘭也繼續同意釋放的數千名德國人（其中有猶太人），其中許多人也被安置在馬林菲爾德。

以色列面臨著新一輪的“恐怖襲擊”，同時面臨與埃及達成臨時協議並撤離西奈半島的外交壓力，因此他們對蘇聯猶太人抵達西德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1975年，以色列外交部長伊加爾·阿隆（Yigal Allon）和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的兩次高調訪問中，兩位以色列領導人都希望在嚴重依賴阿拉伯石油的歐洲共同體中獲得西德的支持，並且越來越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要求。拉賓（第一位土生土長的總理和第一位訪問西德的總理）和他在德國出生的妻子莉亞（Leah Rabin）在對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進行訪問後飛往了西柏林，在高度安全戒備的情況下，他們參觀了這座城市並與當地猶太人會面。

到1975年夏天，西柏林再次面臨危機，因為抵達該市的蘇聯猶太人數量不斷增加，住房短缺，而且隨著地方當局對德國公民身份的負面裁決越來越多，驅逐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使西柏林困境更加複雜的是，外交部繼續反對驅逐，內政部無法爭取其他州分擔難民負擔，而格林斯基不斷提出猶太人的例外申請。

市政府的解決方案是任命一個研究委員會，該委員會在聽取了聯邦政府和以色列官員的意見後，建議悄悄地允許所有已經抵達的人留下來。 1975年10月，西德參議院秘密通過了另一項權宜之計，給那些在1975年11月18日之前到達的人以永久居民身份和工作許可，這些人在十年內將有資格獲得德國公民身份。參議院認為這一特殊措施是為了促進“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關係的良性發展”。然而，這一決定也包含了一個不切實際的限制性條款，即要盡一切努力說服西德的外交代表（特別是在維也納和羅馬的外交代表）限制向西柏林輸送“不受控制的難民”。

後續（1976-1980）

1975年8月1日，在《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簽署之後，離開蘇聯的猶太人數量從1976年的1.4萬人上升到1979年的5.1人，但在1980年下降到2.1萬人。猶太人社區繼續因其在馬林菲爾德的工作而獲得年度補貼，作為對格林斯基請求的回應，當地政府將獲得公民身份的等待時間縮短為八年。

不過，先前的歡迎氣氛已大為減弱。那些提交申請的人面臨著越來越多的負面裁決，衰老和疲憊的格林斯基無法扭轉這種局面。此外，關於人口販運和欺詐的聳人報導與一群蘇聯猶太人有關，他們在1972年至1975年期間抵達奧芬巴赫（Offenbach）和其他幾個西德小城市，促使西柏林當局對移民進行更仔細的審查。

更具有破壞性的是，他們發現了一個國際偽造團伙，該團伙在以色列向那些希望去西柏林的人出售假文件。 1976年，有1300份難民文件造假，數十人被捕，數百名蘇聯猶太人面臨驅逐出境的危險。雖然西柏林沒有驅逐持有假證件的人，但這件事使當局決定不再容忍非法移民。 1980年9月22日之後，只有那些持有效護照和簽證從以色列抵達的蘇聯猶太人才有資格申請居留權，儘管他們的家人可以在西柏林與親屬團聚。

1981年之後，蘇聯猶太人繼續前往西柏林，但一直到1989年，莫斯科批准的出境許可急劇下降，人數減少了很多。此外，讓格林斯基感到懊惱的是，西柏林當局在批准例外時實施了更嚴格的規定。在1990年德國統一前夕，西柏林猶太人社區已增長到6900人，成為西德最大的社區。

結語

嚴格來說，1974年至1975年直接或間接抵達西柏林的蘇聯猶太人並不是難民。他們不是被迫離開自己的祖國，而是選擇離開一個生活有困難、甚至是危險的地方。在可能的範圍內，他們決定著自己的定居地。

有五個國際、國家和地方因素影響了蘇聯猶太人在1974年至1975年抵達西柏林的情況，也影響著他們此後的持續進入。

首先是蘇聯政府在移民問題上的武斷和經常不一致的決定；其次是以色列的作用，既為他們的出走提供便利，又未能阻止他們“叛逃”；第三是美國和人權界在促進他們離開蘇聯並維護他們選擇自由權方面的作用；第四是他們的目的地城市西柏林獨特的政治、經濟和人口特徵；最後，西德接納外國人的特殊規定和納粹德國的過往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非他們能證明自己的德國身份，否則蘇聯猶太人是非法移民；但作為猶太人，他們被列入特殊範疇，需要得到特殊考慮。

蘇聯猶太人意外抵達西柏林，對猶太人和德國人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儘管蘇聯猶太人人數不多，與猶太教的聯繫也很少，但他們無疑對西柏林和西德的猶太生活的複興做出了貢獻。他們代表猶太人動員猶太領導層，並補充了因死亡和移民而枯竭的老齡化社區。據一位1981年進入西柏林的音樂家說，他們是來自蘇聯的“第三波”移民，他們試圖在歐洲中心創造一種新的生活。

對西德政府來說，蘇聯猶太人的到來引發了外交上的複雜問題，使地方和國家當局產生分歧，引起聳人聽聞的新聞報導，並產生了不一致的和有爭議的行政決定。毫無疑問，聯邦和西柏林政府對蘇聯猶太人給予了特殊優待，尤其與他們對土耳其勞工和來自智利、越南和中東的難民的更嚴厲的待遇相比。他們在70年代和80年代做出的那些反复無常但又普遍寬鬆的決定是出於對過去的贖罪，但或許也是因為民族國家和自由主義國家之間的討論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