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速之客：来到西柏林的苏联犹太人（1974-1975）
【摘要】1974年，五百多名苏联犹太人意外出现在西柏林，引起当地、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反应。这些移民在取得许可后离开苏联，辗转以色列，或者辗转维也纳和罗马的难民营来到西柏林。他们宣称选择了自由的新家园，并打算立即申请公民身份。由于纳粹德国的历史，西柏林和西德政府虽然没有准备好欢迎或驱逐他们，但还是制定了一些临时措施，鼓励更多的苏联犹太人到来，加剧了接收他们的困难。鉴于德国历史的特殊性，西柏林和西德政府虽然没有准备好欢迎或驱逐他们，但也制定了权宜之计，这促使更多苏联犹太人前来德国，并加重了德国一方的接收困难。（上图为柏林的犹太人社区）
不速之客：来到西柏林的苏联犹太人（1974-1975）
The Unexpected Arrivals: Soviet Jews in West Berlin 1974–75
作者：卡罗尔·芬克（Carole Fink，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钢
引用：Fink, C. (2021). The Unexpected Arrivals: Soviet Jews in West Berlin 1974-7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43(3), 475-487.
1974年11月11日，西德新闻杂志《明镜周刊》（Der Spiegel）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报道，五百多名苏联犹太人目前被收留在西柏林的马林菲尔德（Marienfelde）难民营。这座被围墙包围的城市仍然深陷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滞涨。这时的柏林已经成为大约20万土耳其、希腊和南斯拉夫工人及其家属的家，也收留了成千上万来自东欧和中东的难民。如今，它需要再次面临来自苏联无国籍犹太人（大部分是非法移民）的考验。
这些不速之客也是90年代前后进入联邦德国的数千苏联犹太人的先锋队伍，但他们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除了填补历史学上的空白，本文还是一项移民研究，将冷战、犹太和德国的历史联系起来。它深入研究了苏联犹太人移民的国际背景，并详细介绍了苏联犹太人对的主张。本文的主要重点是西德的反应，当时，苏联犹太人的到来激起了复杂的外交和国内局势，包括西德犹太领导人的动员和对尚未远去的纳粹历史的记忆。
离开苏维埃
1966年12月，苏联部长议会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表示，他们希望与西方缓和关系，并突然宣布在苏联的犹太人有权离开，到以色列去与家人团聚。然而，在1967年6月的“阿以战争”之后，莫斯科奉行一种反复无常的允许/限制政策。1968年，获准移民的犹太人为231人，1973年高达近3.5万人，但随后在1975年又降至1.3万人。同时，随着申请数量的增加，官方的拒绝和被拒者的抗议行为也在增加。
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犹太人离开祖国的斗争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由美国犹太社区领导并得到以色列大力支持的国际人权运动。1969年后，愈发缓和的关系使美国政府参与其中。尽管尼克松政府不愿意推动这一事宜，但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仍然弥漫着强烈的反苏情绪，导致国会不得不采取行动。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将美国的贸易减让与增加苏联犹太人移民一事联系起来。
苏联领导层对外界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感到反感。1974年，克里姆林宫从其不断增长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中获益，不再要求美国作出经济减让，也不再寻求为缓和关系付出代价。1975年，苏联拒绝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向外交部长安德烈·格罗米科（Andrei Gromyko）提出的关于设定每年约6万名苏联犹太人移民配额的建议，并拒绝了与华盛顿的贸易协定。
苏联犹太人主张自由选择
1974年之前，几乎所有离开苏联的8.4万名苏联犹太人都移民到了以色列。以色列政府为他们的离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档案文件。以色列资助犹太机构的工作人员管理维也纳外的舍瑙（Schönau）难民营，他们在那里办手续，然后飞往下一站以色列，并且美国政府资助了这些犹太人的安置费。
然而，到1974年，有2500名苏联犹太人再次离开以色列，有些人在那里住了几年，有些人只住了几个月。他们的理由包括就业前景不佳、住房不足、语言问题、男女都要服兵役、对混血婚姻的歧视、极端炎热、难以适应以色列的风土人情，以及1973年10月战争造成的紧张政治经济环境。
虽然他们的人数还不多，但离开的人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色列政府、新闻界和公众都嘲笑他们为“约迪姆”（yordim，大意是被以色列淘汰下来的人流民）。以色列为他们制定了复杂的出国程序，包括需要偿还贷款。以色列政府还向美国的两个主要犹太组织——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HIAS）和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JDC）施压，要求它们不向离境者提供援助，迫使他们向规模较小、资金不足的犹太和非犹太机构求助。这个时候，美国在美国犹太社区领导人的压力下，制定了特殊的程序来接纳他们。
第二类“叛逃者”是“诺什瑞姆”（noshrim，大意为掉队的人），指那些持以色列证件离开苏联但决定不前往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1973年底，巴勒斯坦武装在一列开往维也纳的火车上抓获了五名苏联犹太移民，奥地利政府以严重的安全问题为由，无视以色列的抗议，把他们关进了舍瑙难民营。这种做法使得后来类似的做法成为可能。苏联犹太人被安置在红十字会管理的设施中，他们意识到以色列的困难条件和“叛逃者”的困境，因此打算选择一个自由的目的地。尽管以色列政府作出了努力，维也纳的犹太机构官员也提出了请求，但“诺什瑞姆”的人数从1973年的1372人急剧上升到1975年的4745人。
以色列政府和民众指责这些“诺什瑞姆”是机会主义者，是叛国者。这些人大多打算移民到美国，因为美国有宽松的入境规定和更多的职业机会，并且他们得到了在美犹太援助机构的大力支持，后者支持犹太人做出自由的选择，并在罗马郊外由美国政府支持的新兴设施中配备了工作人员。在那里，他们的中转时间可能长达五个月之久。
抵达西柏林
1974年11月11日，《明镜周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此事的报道。但在这之前一年，已经有一百多名苏联犹太人来到了西柏林，而且他们的人数还在稳步上升。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城市？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目的地，这里是一个被孤立的、自身分裂的“冷战”飞地，是纳粹帝国曾经的首都，其战争罪行几乎触动了每个苏联犹太人家庭。
但是，1969年“东方政策”（Ostpolitik，西德开始与东欧关系正常化的政策）的出现，特别是1970年12月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的“华沙之跪”（Warschauer Kniefall），大大提升了西德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形象。此外，“东方政策”放宽了苏联移民德国的障碍，也促进苏联犹太人与西德重建个人、家庭和职业关系。
西柏林有几个优势。由于对持有以色列证件的游客没有签证要求，因此“诺什瑞姆”们（他们构成了第一批抵达者中的大多数）能够直接前往那里，而无需求助于犹太或非犹太援助机构。此外，尽管经济不景气，但西柏林社民党领导的政府以其对难民的欢迎和慷慨福利待遇而闻名。而且，这个拥有近200万居民的城市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知识和工业中心，拥有相对廉价的住房，广泛的联邦补贴，以及可以获得联邦兵役的豁免权。
同样重要的是，西柏林是德国最大的犹太社区所在地。该社区有大约5500名成员，由精力充沛的“大屠杀”幸存者格林斯基（Heinz Galinski）领导，他还在两个主要的全国性犹太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别是德国犹太中央理事会（Zentralrat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和德国犹太人中央福利局（Zentralwohlfahrtsstell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后者负责协调犹太人的慈善事业和分配联邦援助。格林斯基是一个强大的谈判者和筹款人，他经常为地方和全国的媒体撰稿，充当道德权威的角色，提醒西德公众对其犹太同胞的责任。
诚然，西柏林的生活有一定的风险。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存在，加上1973年在东柏林设立的巴解组织办事处，增加了西柏林犹太社区的危险感。此外，该市紧张的经济和当地人对外国工人和寻求庇护者日益不满的情绪，也造成了潜在的障碍。尽管如此，对于那些在70年代初选择这个冷战孤岛的人来说，西柏林不仅代表了对苏联政策的逃避，而且也是一个容易接近且相对好客的定居地。
截至1974年12月3日，西柏林大约有529名苏联犹太人，其中499人来自以色列。一些早期到达的人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慷慨欢迎，但他们并没有在社区登记，而是自己找到了住房和工作，直接消失在城市人口中。
多亏了德国犹太人中央福利局的记录，该局向三分之一以上的抵达者提供了援助，我们对这一极其差异化的群体有了部分了解。在来自以色列的入境者中，年龄从17岁到72岁不等，大多数在33岁到55岁之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在“二战”后被吞并的苏联边境地区，这些地区以前是大量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家园（特别是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和北布科维纳），尽管有一小部分人出生在基辅、明斯克和莫斯科。
这些犹太人在以色列的逗留时间从几个月到六年不等，平均为一到三年。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已经结婚，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是和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的。需要援助的移民从事不同职业，但大多是技术工人（锁匠、鞋匠、水管工、裁缝、厨师、屠夫、木匠和电工），尽管也有少数专业人士（教师、律师、土木工程师）和一些老年音乐家。直接从维也纳来的人数少得多，他们的年龄从20岁到67岁不等。大多数人都是已婚，并和他们的孩子一起来，专业人员比工匠略多。虽然有少数人来自苏联中心地带的重要城市，但他们主要来自波罗的海国家。
西德法律将移民分为两类：一类是德国人后裔，他们有权立即获得公民身份；另一类是外国人（Ausländer），包括客籍工人（Gastarbeiter）、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他们在获得永久居留权和公民身份方面有很大障碍。大多数到达西柏林的苏联犹太人打算根据他们与德国语言和文化的历史联系，申请立即获得德国公民身份。
这么做的法律依据是1953年的《联邦被驱逐者法》（Bundesvertriebenengesetz，BVFG）。该法将早先给予1945年后被驱逐出东欧的数百万德国人以公民权，尔后扩展到后来在“冷战”期间逃亡的人。《联邦被驱逐者法》包含一个非常主观的民族身份定义，它基于申请人对其祖国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认同（Bekenntnis）。
但是，尽管《联邦被驱逐者法》不排斥犹太人，但它要求提供由证人确认的明确公开承诺。实施《联邦被驱逐者法》的责任在于各州官员，他们决定是否颁发珍贵的被驱逐者卡（Vertriebenenausweis），该卡可立即获得公民身份、免费德语教学，并在住房、工作和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服务方面享有优先权。
然而，苏联犹太人的大量申请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格林斯基从当地政府获得补助金来帮助这些人，他向马林菲尔德指派了一名社会工作者来帮助处理文书工作。但西柏林当局的初步决定令人沮丧。在1973年至1974年间，549份申请中只有200份获批。即使根据《联邦被驱逐者法》的主观标准，要证明德国人的身份也有严重的障碍，特别由于申请人以前曾移民到以色列，他们的苏联文件上出现了“犹太人”的称号，而不再是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一员，不能立即获得公民身份。
被拒绝的苏联犹太人处于危险的境地。那些从以色列来的人不能说自己是逃离迫害、战争或暴力的难民。持有以色列护照的人（在该国呆了三年以上的人）最多可以停留六个月。而那些在以色列呆的时间较短的人带着通行证和西德大使馆的特别批文（签证，Sichtvermerk）来到这里，留下了一笔不可退还的押金。对于那些没有任何德国族裔身份的、没有任何证件的人来说，情况更加不确定。在西德法律看来，这些人是非法移民，除非当地政府能做出例外处理，否则将被驱逐出境。
西柏林的回应
1974年11月西德《明镜周刊》刊登的文章迫使人们关注两个重要的公共问题：西柏林的住房危机和安全威胁。马林菲尔德被填满后，新来的犹太人被安置在城市的红十字会中心，那里过度拥挤的条件引起了邻居和当地媒体的负面评论。而且，鉴于舍瑙难民营的情况，西柏林政府害怕造成“贫民区”，害怕发生“恐怖袭击”。
更加紧迫的是当地政府对移民个人身份的负面裁决。直到1974年中期，西柏林劳动和社会问题参议员对被驱逐者通行证的申请作出了特别宽松的决定，但现在符合条件的新来者越来越少。尽管如此，鉴于”反犹“的历史，西柏林政府一直不愿意驱逐非法的犹太移民，包括那些直接从维也纳来的没有证件的人或从以色列来的没有有效签证的人。事实上，一些城市官员准备为“那些愿意融入社会”（integrationsbereite Menschen）并为城市的“人口平衡”（Bevölkerungsbilanz）作出贡献的人提供例外。
面对这个具有国际和国内意义的问题，西柏林社民党执政市长克劳斯·舒茨（Klaus Schütz）向波恩寻求建议。舒茨要求外交部确定以色列政府对驱逐的看法，并要求内政部确定可以例外的条件，同时暂停所有地方审查程序四个礼拜，并下令对难民中心的条件进行调查。
德国外交部赞成对苏联犹太人的慷慨处理，强烈反对以人道主义为由进行驱逐，并且不担心外交上的影响。外交部官员预计，苏联和阿拉伯国家对于他们给犹太人开绿灯的做法不会有什么反应。另外，以色列方面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反应。
可以肯定的是，外交部承认，批准例外的最终决定权在州政府，必须根据国家的现行法律，并考虑到当前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外交部也承认，这样的决定无疑会增加移民的数量。此外，未来的移民数量也无法预测。克里姆林宫尚未否定基辛格和格罗米科的协议，但有可能会大大增加苏联犹太人的涌入，并增加外交风险。此外，外交部坚持认为，从历史、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西德有义务不强迫苏联犹太人（甚至那些非法抵达的犹太人）去以色列或任何其他国家。
内政部最初扮演的是次要角色。然而，1974年末，当10名苏联犹太人意外地从以色列抵达科隆时，它面临着协调11个联邦州（Länder）政策的任务。因此，1974年12月9日，内政部发出了召开部际会议的邀请（尽管前景有限）。此外，以色列不愿意阻止苏联犹太人出境，而外交部则反对驱逐，这意味着人数可能会增加，而例外情况将不可避免地由地方政府决定。
德国犹太领导人代表苏联犹太人进行了有力的干预。在与联邦内政部长迈霍弗（Werner Maihofer）的会谈中，两位德国犹太中央理事会的官员纳奇曼（Werner Nachmann）和金兹堡（Alexander Ginzburg）警告波恩不要以任何形式屈从于以色列限制入境的诉求，并坚持认为苏联犹太人有选择的自由。在与外交部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的会谈中，纳奇曼和格林斯基将西德当局“容忍”（Duldung）政策的外交影响降至最低。
10月下旬，面对大约300人被驱逐的沮丧前景，西柏林政府也向特拉维夫派遣了一名大使。在那里，西德大使承诺收集更多关于申请者的信息，并更谨慎地发放签证，而以色列政府也同意解决苏联犹太人非法涌入特拉维夫的问题。
1974年12月3日，西德参议院出人意料地宣布，居住在该市的所有苏联犹太人将被允许留下来，并获得居留和工作许可。但从第二天开始，所有新来的人最多只能停留6个月，除非他们有资格获得《联邦被驱逐者法》许可的签证。
格林斯基声称，在接纳仍在以色列的亲属和前往西柏林探亲方面取得了两项关键性让步。而且，由于当地犹太社区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他敦促管理市长舒茨向其他州施加压力，让他们接纳相应数量的苏联犹太人。
公众的反应大多是积极的。西德新闻界虽然注意到柏林政策的宽松性，但也赞同“遏制”非法移民的做法。不过，一家名为《慕尼黑信使报》（Münchner Merkur）的媒体称，12月4日的决定是在一个“犹太人悲剧发生之地”向官僚投降的可耻行为。在联邦议院，有人提出质疑，但没有重大反对意见。在德国国外，以色列政府也悄悄地同意了西柏林的声明。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西柏林的权宜之计很快显示出其固有的弱点。苏联犹太人继续涌入，而且大部分是非法移民。但与基辛格和格罗米科的协议所期望的前景相反，克里姆林宫没有让犹太人以每年6万人的速度离开苏联，而是大幅减少了许可证的数量，从1974年的近2.1万人减少到1975年的1.3万人。
尽管如此，离开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数量继续上升。希望留在欧洲的苏联犹太人由于其不合法的法律地位而被法国、英国、瑞典和瑞士拒绝发放签证，因此继续涌向西柏林，到年底，又有300人抵达西柏林。
1975年，新抵达西柏林的人口统计学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他们的年龄从25岁到78岁不等，最大的群体在35岁到45岁之间，主要由有孩子的已婚夫妇组成。他们在以色列呆了1年到5年，囊括各种职业，有专业人员（工程师、教师、经济学家、记者和护士）和卡车司机、机械师、工人以及退休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与来自以色列的移民类似，他们的年龄在25至65岁之间，最大的群体在35至45岁之间。单身人士和家庭的数量几乎相等，专业人士多于手工业者，包括牙医、艺术家和音乐家。
西柏林对苏联犹太移民的严格政策很快在国内外引起了批评。格林斯基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都抱怨，与对其他人，尤其是巴勒斯坦难民的慷慨相比，柏林不愿再给匆忙驱逐非法入境者。为了减轻城市和当地犹太社区的压力，格林斯基和纳奇曼继续敦促西柏林和联邦政府与其他州推行谨慎而慷慨的分担政策。
但是，西德面临着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1975年遭遇两次重大“恐怖事件”，因此没有准备好把注意力放在数量不多的苏联犹太人的到来上。在州内政部长拒绝了西柏林协调其政策的建议后（虽然建议不驱逐来自维也纳和罗马的移民，并对来自以色列的移民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焦点转向了内政部。内政部长迈霍弗对非法越境事件进行了一次没有结果的调查，并敦促外交部对离开以色列前往西德的苏联犹太人的签证发放工作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外交部继续反对驱逐出境，并拒绝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阻挠离境者。事实上，外交影响仍然出奇地温和，也没有进行报复。克里姆林宫虽然在“反以色列”的宣传中提到了越来越多的“叛逃”的犹太人，但涌入西柏林的犹太人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干扰。波兰也继续同意释放的数千名德国人（其中有犹太人），其中许多人也被安置在马林菲尔德。
以色列面临着新一轮的“恐怖袭击”，同时面临与埃及达成临时协议并撤离西奈半岛的外交压力，因此他们对苏联犹太人抵达西德没有提出反对意见。1975年，以色列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和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两次高调访问中，两位以色列领导人都希望在严重依赖阿拉伯石油的欧洲共同体中获得西德的支持，并且越来越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要求。拉宾（第一位土生土长的总理和第一位访问西德的总理）和他在德国出生的妻子莉亚（Leah Rabin）在对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进行访问后飞往了西柏林，在高度安全戒备的情况下，他们参观了这座城市并与当地犹太人会面。
到1975年夏天，西柏林再次面临危机，因为抵达该市的苏联犹太人数量不断增加，住房短缺，而且随着地方当局对德国公民身份的负面裁决越来越多，驱逐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使西柏林困境更加复杂的是，外交部继续反对驱逐，内政部无法争取其他州分担难民负担，而格林斯基不断提出犹太人的例外申请。
市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任命一个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听取了联邦政府和以色列官员的意见后，建议悄悄地允许所有已经抵达的人留下来。1975年10月，西德参议院秘密通过了另一项权宜之计，给那些在1975年11月18日之前到达的人以永久居民身份和工作许可，这些人在十年内将有资格获得德国公民身份。参议院认为这一特殊措施是为了促进“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然而，这一决定也包含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限制性条款，即要尽一切努力说服西德的外交代表（特别是在维也纳和罗马的外交代表）限制向西柏林输送“不受控制的难民”。
后续（1976-1980）
1975年8月1日，在《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签署之后，离开苏联的犹太人数量从1976年的1.4万人上升到1979年的5.1人，但在1980年下降到2.1万人。犹太人社区继续因其在马林菲尔德的工作而获得年度补贴，作为对格林斯基请求的回应，当地政府将获得公民身份的等待时间缩短为八年。
不过，先前的欢迎气氛已大为减弱。那些提交申请的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负面裁决，衰老和疲惫的格林斯基无法扭转这种局面。此外，关于人口贩运和欺诈的耸人报道与一群苏联犹太人有关，他们在1972年至1975年期间抵达奥芬巴赫（Offenbach）和其他几个西德小城市，促使西柏林当局对移民进行更仔细的审查。
更具有破坏性的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国际伪造团伙，该团伙在以色列向那些希望去西柏林的人出售假文件。1976年，有1300份难民文件造假，数十人被捕，数百名苏联犹太人面临驱逐出境的危险。虽然西柏林没有驱逐持有假证件的人，但这件事使当局决定不再容忍非法移民。1980年9月22日之后，只有那些持有效护照和签证从以色列抵达的苏联犹太人才有资格申请居留权，尽管他们的家人可以在西柏林与亲属团聚。
1981年之后，苏联犹太人继续前往西柏林，但一直到1989年，莫斯科批准的出境许可急剧下降，人数减少了很多。此外，让格林斯基感到懊恼的是，西柏林当局在批准例外时实施了更严格的规定。在1990年德国统一前夕，西柏林犹太人社区已增长到6900人，成为西德最大的社区。
结语
严格来说，1974年至1975年直接或间接抵达西柏林的苏联犹太人并不是难民。他们不是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而是选择离开一个生活有困难、甚至是危险的地方。在可能的范围内，他们决定着自己的定居地。
有五个国际、国家和地方因素影响了苏联犹太人在1974年至1975年抵达西柏林的情况，也影响着他们此后的持续进入。
首先是苏联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武断和经常不一致的决定；其次是以色列的作用，既为他们的出走提供便利，又未能阻止他们“叛逃”；第三是美国和人权界在促进他们离开苏联并维护他们选择自由权方面的作用；第四是他们的目的地城市西柏林独特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特征；最后，西德接纳外国人的特殊规定和纳粹德国的过往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的德国身份，否则苏联犹太人是非法移民；但作为犹太人，他们被列入特殊范畴，需要得到特殊考虑。
苏联犹太人意外抵达西柏林，对犹太人和德国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苏联犹太人人数不多，与犹太教的联系也很少，但他们无疑对西柏林和西德的犹太生活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他们代表犹太人动员犹太领导层，并补充了因死亡和移民而枯竭的老龄化社区。据一位1981年进入西柏林的音乐家说，他们是来自苏联的“第三波”移民，他们试图在欧洲中心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对西德政府来说，苏联犹太人的到来引发了外交上的复杂问题，使地方和国家当局产生分歧，引起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并产生了不一致的和有争议的行政决定。毫无疑问，联邦和西柏林政府对苏联犹太人给予了特殊优待，尤其与他们对土耳其劳工和来自智利、越南和中东的难民的更严厉的待遇相比。他们在70年代和80年代做出的那些反复无常但又普遍宽松的决定是出于对过去的赎罪，但或许也是因为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讨论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