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92:九七觉醒
在《从认同道重新认识中国》这本书的最后一篇,题为《九七觉醒》。写于1981年,那时香港前途问题已被广泛议论,但中英谈判还没有正式开始。
香港媒体过去一直没有什么人关心九七问题。自从六七暴动中国用最激烈的语言而最后没有任何行动之后,香港大多数人就高枕无忧了。问题是英国是一切按规则做事的法治国家,对新界的租借条约于1997年到期不能视若无睹,因此英国在1979年已经开始在国会有提到条约到期的问题了。
香港媒体讨论九七问题,也是由《七十年代》杂志开始。 1979年12月号,《七十年代》翻译刊登了英国研究香港问题专家沃尔特·伊斯(Walter Easey)的长文《对香港前途的推测》,首次在香港媒体提出九七问题。文中指英国信守条约,对港岛和九龙有永久主权,对新界的主权就到1997年6月中止。中国立场正相反,一直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不管香港、九龙还是新界,保持现状由英国管治,都基于可供中国利用的目的。一旦英国要延长租约,中共就认为涉及国耻,一向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权就无法容忍也。
对中共来说,当时最好就大家不提九七,让香港继续给中国「充分利用」,一提就民族主义上脑,不能不硬着头皮要收回主权。当时《七十年代》提出九七问题,有左派人士不以为然,觉得不「策略」。但我们提出来时,已经是港督麦理浩访京见过邓小平之后,已得知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延续英国管理的方式了。只不过麦理浩没有把这讯息公之于众。部分英资得风气之先,渐渐将资本转移出香港。
到1981年,所有的香港媒体都卷进关于九七问题的讨论中。在大专学界,仍然有相当部分学生在观念上反对殖民主义,对中国透露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权,基于民族主义而支持。 198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香港大专同学有一连串活动,其中在中文大学的集会邀我作最后一个演讲人,并指定谈九七问题。我在演讲中,讲到海峡两岸对辛亥革命者节日有不同解读,而且都只是单一的、不容其他意见的解读,而唯有在香港,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对辛亥革命可以作不同的分析和讨论。香港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支持中国革命、抗战,捐款支持中国的各次灾难,文革后又大批港商去投资,殖民地香港对中国作用之大不容置疑。如果香港的主权改变了,对中国是否更好或变成同其他城市一样了呢?民族主义是抽象的信仰理念?还是应该从现实、从历史经验去看怎样才对国家民族有利?我们应该选择满足抽象的观念,还是应该更多地考虑民族主义的现实呢?
演讲还谈到香港人的意愿等问题,九七的事日后会详述。我只想说,在1981年,关于香港前途的中英谈判未开始,民族主义既是中共宣传的利器,也是香港具有反殖意识的华人特别是部分年轻人的未经思考的认知。在演讲中,我引述一位外国朋友对我说:「我想你相当矛盾,一方面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不希望被外人统治;另方面你住在香港,香港人又不能接受大陆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仍然以中国人的身份来谈香港前途,提到从民族主义出发,香港维持现状在现实上对中国有利。
这是我对自小形成的民族主义的现实觉醒,是我创办《七十年代》十年的思路。我在办刊过程中,由自身经验,看到香港的自由言论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这里可以看到两岸老百姓看不到的资讯,可以接触到有亲身经历而又毋须顾忌因言致祸的人,这里左右派思想可以互相冲击,也可以和平交流,在各种资讯中作自己的判断。在这里,凭良心讲话不会损及自身安全。言论自由,对所有的政体,对所有人民权利,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漫长历史的华人社会,却只能在外国人保护伞下才能获得,包括以前大陆一些城市的租界,特别是香港。 《七十年代》在前十年的所有编辑历程,使我深深体会到海峡两岸缺乏言论自由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与压抑,也深深体会到香港言论自由对两岸的真实影响。老实说,我并没有推动两岸民主自由的大志,我开始只是努力把本份工作做好。是时局的发展和杂志「外转内」的作用使我认识了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也深入了解了言论自由对社会的重要性。
这过程中,我不断思考,不断反省,不断解剖自己以往的认知,这种感情活动促使我在那两年(1979-81)写下那十篇文章。
在此书扉页,录下我作于1980年的一首诗:「是非混沌与谁评,回首十年悲喜惊,世事翻腾观念改,今朝探索启新程。」
即使有这样的觉醒,但实际上我对言论自由和民族主义的认识还粗浅,不过已经因世事翻腾而一些观念有改变了。
(原文发布于2022年1月5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 题记
- 闯关
- 圈内圈外
- 杀气腾腾
- 煎熬
- 伤痛
- 动荡时代
- 抉择
- 那个时代
- 扭曲的历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后一击
- 我的家世
- 沦陷区生活
- 汪政权下的乐土
- 沦陷区艺文
- 父亲与沦陷区话剧
- 李伯伯的悲剧
- 逃难
- 愚者师经验,智者师历史
- 战后,从上海到北平
- 古国风情
- 燕子来时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树倒猢狲散
- 猪公狗公乌龟公
- 《苹果》的成功与失败
- 怎能向一种精神道别?
- 自由时代的终章
- 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
- 确立左倾价值观
- 「多灾的信仰」
- 最可爱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学的青葱岁月
- 被理想抛弃的日子
- 谈谈我的父亲
- 父亲一生的辗转挣扎
- 父亲的挫伤
- 近亲繁殖的政治传承
- 毕生受用的礼物
- 文化摇篮时期
- 情书——最早的写作
- 那些年我读的书
- 复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最终篇
-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
- 归处何方
- 刘宾雁的启示
- 徐铸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记忆
- 左派的「社会化」时期
- 伴侣的时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 福兮祸所伏
- 香港辉煌时代的开始
-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 脱颖而出
- 觉醒,误知,连结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则取,无用则弃(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调部与潘静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
- 无聊的极左干预
- 从钓运到统运
- 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 统一是否一定好?
- 台湾问题的启蒙
- 推动台湾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体制内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缔造中国的今天
- 极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极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开始
- 太岁头上动土
- 爱荷华的「中国周末」
- 1979年与中共关系触礁
- 那几年,文艺的沉思
- 爱荷华的平和交锋
- 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
- 九七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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