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的時代，群星/是否也應熄滅？ ——《極樂迪斯科》的迷幻世界（上）

1966年，加州奧克蘭的一群黑人青年開車駛過金門大橋，在把毛語錄以幾美分的價格賣給那裡的大學生的時候，他們不會想到事情會如何發展下去。他們穿著中國農民的服裝漫步在紐約的大街，除了黑色的皮膚和格格不入的太陽鏡，別無異樣。至少在那個時候，他們的夢想看上去並不是無根浮萍。 1970年，黑豹黨領導人Huey Newton與Elaine Brown到訪北京，一年後回國時他們說：“有種自由的感覺，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完全的自由，在同胞們中的自由。”

將時鐘向後撥動十餘年，Huey Newton死於因毒品而起的槍戰，他的死顯然難言“重於泰山”，曾揚言暴力革命的黑豹黨甚至連奧克蘭市長的競選都贏不下來；而中國也在80年代迎來了改革開放，甚至蘇聯也溘然長逝。後來，王小波“拜訪”了黑豹黨中的一員。他在《沉默的大多數》中寫道：

“主人見了我們卻很高興，陪我們聊了一夜，聊到了切格瓦拉、托洛茨基……這位朋友談到了他們的六七十年代：反戰運動、露天集會、大示威、大遊行，還講到從小紅書上初次看到'造反有理'時的振奮心情。講的時候，眼睛裡都冒金光。我們也有類似的經歷，但不大喜歡談。

……總的來說，他給我的印象就像某位舊友，當年情同手足，現在卻話不投機。 ”

這位黑人朋友依然沉浸在六十年代的左翼思潮敘事中：巴黎的大學生在凱旋門下的街壘上對著無名烈士墓高唱《國際歌》；日本165所大學進入鬥爭狀態，京都大學的禮堂被學生們改造成碉堡；葡萄牙里斯本的民眾將康乃馨插在軍人們的步槍上，推翻了二十世紀西歐為期最長的獨裁政府。甚至對於早期的Zionist也有過“我們必須解放所有人，才能解放猶太人自己”的思想。

然而當詩與遠方破滅時，情況會比之前更好嗎？非洲在90年代後依然是軍政府常態，在迷宮中探尋了半個世紀後，又回到了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底層。宏大的階級敘事在新自由主義的不斷努力下，終於被悄悄解構，分裂成一個又一個小的社會議題，並且被抹去了意識形態的色彩。現在誰再談階級、談馬克思，甚至是談論毛，都會被別人用異樣的眼神看著。身份政治代替了宏大敘事，德州的某位新型資本家可能因為支持LGBT議題而被底層勞動者視為左翼，而加州的某位工人可能在積極爭取降低剝削率的同時因反對BLM而被視為右翼。被分裂的“左派”被籠統地裝在一個籠子裡（左不左還另說），犬牙交錯，形成了齊澤克口中的“不可能的聯盟”。甚至不要說“意識形態”這個看似和生活完全無關的詞語了，連政治都成為了當代人疏遠的對象，理想的消退使大量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面前歸於犬儒。

那些鼓吹著“我們有著各式各樣自由，這是最好的時代”（特指某些100%嚮往或正在享受先進的西方物質文化的人）的人從來沒有想過，不必真的存在某個人站在那裡揮舞著鞭子，從官方來看意識形態在普通人中已然不復存在，也沒有上個世紀那種滿街宣傳標語，因為已經不需要了——意識形態已經深深地嵌入每個人的思維中，成為我們的日常生活的一個零件，這是新自由主義對於人的奴役的史無前例的巨大勝利：這種奴役與服從正在被當做“新型自由”販賣給我們。舉個例子：越來越少的人可以擁有終生僱傭制的工作，人們可以在一個國家工作一段時間再換一個，但是卻不能擁有這個國家的永久醫保。意識形態會告訴你：這難道不好嗎？你擁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你可以重新發現你自己，你不再是一個被定義的工具，卻對沒有固定醫保這件事諱莫如深。他們把無產者繼續細分，創造出“中產階級”這個非常魔幻的定義，讓人們去擠破腦袋爭辯“我xxxxx收入我在xxx一定是中產階級了”這種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話題。這其實是一種披著自由的外衣販賣給人們的新型焦慮，你是自願去與同為無產者的人們競爭，自願去接受一個較高的剝削率以獲得那一點點施捨。

為了能夠深入淺出地解釋上面這一段內容，筆者講一個齊澤克小故事（為什麼又是齊澤克？）：假設在傳統父權制權威的前提下，你是一個小女孩，一個週日下午你想和朋友出去玩，然而你爸爸和你說：“今天是你奶奶的生日，你必須要去拜訪她，你要按照我的說的好好去做。”聽上去非常粗暴和不近人情，是不是？那麼再假設你有一個“後現代父權制權威”（不用知道這個是什麼，看完故事就知道了）的父親，他會和你說：“你願意怎麼做我不管你，我尊重你的自由，但是今天下午是奶奶的生日，去不去看她你自己決定，但是！不要忘了平時奶奶是怎麼疼你的，還有我們平時是怎麼教育你尊老愛幼的。”這難道不是更加恐怖嗎？在自由選擇的形式下，後現代的父權制下達的是一個更為強硬的命令——你不僅要去，而且要“自願”去！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於人們思想的侵蝕，它直接在思想最底層把人們的反抗精神繳械，讓人們心甘情願去做“對”的事情。

為什麼要說這麼多？因為以上這些，都是在為更好地表達我對《極樂迪斯科》的感受做鋪墊。我想談一談這個遊戲對於後蘇聯時代的康米主義者的生存，以及一點關於女權主義的看法。

《極樂迪斯科》總是被冠以“宣傳馬克思主義”、“懷念蘇聯”、“左派必玩”這種粗暴的標籤，然而我覺得這顯然是有些膚淺的。 Robert Kurvitz和ZA/UM的確是來自愛沙尼亞，並且《極樂迪斯科》也的確是悲憫共產，但是它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於馬列主義的宣傳。 TGA2019頒獎儀式上，ZA/UM團隊在“感謝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給我們的政治教育”之外還感謝了Viktor Tsoi這位同是崔姓（誤）的搖滾巨星。我想一個死硬的列寧主義者應該是不會“感謝”這位所謂“唱垮了蘇聯”的搖滾歌手吧。哦，很巧合的是，Tsoi和金警督一樣，都是韓裔。是巧合嗎？

本文分為上下兩篇，在下半篇中，我會對遊戲中的一些場景進行解釋，並且談一談我對於這個遊戲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的看法。整個遊戲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段落之一，是主角與“幼稚”的康米主義學生的對話：

史蒂文，康米主義學生：“我得說，我從未真正理解過那是什麼意思，但我想或許答案就在某個地方。”

你：“但要是人性反反复复地令你失望呢？”

史蒂文，康米主義學生：“沒人說讓無產階級實現歷史使命是一件容易的事兒。它需要你不追求物質利益，為崇高的信念而奮鬥，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放棄。”

你：“即使當他們沖我們開槍？”

……

史蒂文，康米主義學生：“你先前問過的那個問題，它讓我想起一首你或許會欣賞的詩。”

史蒂文，康米主義學生：“作者是一名年輕的公社社員，他犧牲於聯盟軍登陸的那場戰鬥。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夜凝望著防線寫下它。我不記得整首詩了，但其中有一行我時常想起。”

你：“是什麼故事線？”

史蒂文，康米主義學生：“在黑暗的時代，群星/是否也應熄滅？”

“不管怎麼說，晚安。”

“失敗了又能怎樣呢？來吧，我們再試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