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在2017年才开始仔细审视自己脑海中壹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偏见。那时候我已经肉身翻墙壹年多，硕士混完了，开始工作赚钱养活自己。相比学生时代，工作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下班后的时间完全是自己自由支配的，无需为作业考试而加班。我也因此接触到了壹些被小粉红和五毛们深恶痛绝的东西，坦白说，心平气和地收听“敌台”、阅读“反华势力”的文章书籍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些内化为本能的思维反应总会让我对那些对中国指责惶惶不安，甚至是气得发抖。不安是忧虑中国在如此充满恶意的外部环境下能否生存（那时我还不会区分中国和中共），气愤是厌恶“反华势力”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尤其是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无知。荷兰的政治气氛、生活方式和民情也并未让我感受到自由世界带给个体和社会的好处。

然而，我还是幸运地在鱼龙混杂的“反华势力”中发现了一批知识结构完整，又拥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们，他们的视野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解释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那些在墙内被视为极具说服力的观点被他们用基本的逻辑学方法轻易地击破，我的那些情绪被化解，并开始试着醒过来。这让那时尚存一丝理性，还不至于无可救药的我由衷地感叹：放下偏见不断自省的人生才是值得去过的。曾经以为自己懂得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那时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是只不快乐的猪。

转眼出国快五年了，才发现编程随想的博客。无意神化，看到他的文章，我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几年前在卢浮宫看到的Nicolas-Sébastien Adam于1762年雕塑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相信这位博主会带给我持续的启发和快乐。

今天读了编程随想的《天朝民众的心理分析：圣君情结》。圣君情结，即是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统治者身上，从而扫除积弊，安定社稷，给百姓带来正义和幸福。作者分析了圣君情结的两大渊源：臣民意识和习得性无助。 “臣民意识”即认为自己作为被统治者，有义务而无权利，习得性无助指因遭受太多失败挫折而放弃靠自身努力而改变现状。这二者导致的与己无关和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从而触发心理防御机制中的幻想——创造出圣君，来躲避因期待的目标与现状之间差距导致的不安和焦虑。这种情结为统治者提供了绝好的工具——麻痹民众、消除反抗、维护统治。整篇文章的逻辑骨架很清晰，如果再多些例子再丰满些就更好了。强烈推荐大家去读。

引起我兴趣的是臣民意识。作者提到，与臣民意识相对的概念是公民意识，即认为自己是国家/社会的主人，既有权利也有义务。这与臣民意识的有义务无权利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让人想起遥远的罗马时代，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之一）就拥有诸如选举权、获得税收优惠等权利，同时也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公民履行这些义务往往不是被强迫的，而是荣誉感的驱使。罗马军队构成的原则是，战斗主力只能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兵，辅助兵种由同盟国或被征服地区的人们组成。辅助兵服役期是25年，退役时会被授予罗马公民权，不仅儿子可以自动成为罗马公民，而且自己后半生可以免交10%的所得税。可以说，只有罗马公民才有资格为国家流血牺牲。这带来的荣誉感和归属感让罗马公民们知道他们是为共同体尽义务，公民组成的军团兵也就知道打仗是为了什么，同时公民权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也让罗马公民这一身份在辅助兵中拥有持续的吸引力。久而久之，服兵役取得公民权就成了边境行省与罗马联系的纽带。这种朴素的尽义务而享受权利的观念可以说是付出与收益的平衡，平衡无形中为这个国祚延续近千年的庞大国家注入生命力。

由此可见，建立公民意识的关键在于维持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在现代国家中，公民为国家或者说为共同体付出劳动，获得选举权和共同体提供的公共服务等福利。这种参与感给人带来被信任被需要的感觉，产生荣誉感，有动力主动去关心公共事务。这就是为什么具有公民意识的人们往往会热心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看似不太相关的公共事务。比如作者举例香港民众每年都有很多人自发搞“六四”的周年纪念活动。还有那段著名的录影中，外国记者问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去天安门，回答说“because I think it's my duty.”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活动和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他们知道这么做是为了共同体。公民意识把个体和集体用一种巧妙的平衡联系起来，让人们看到抽象的价值观如何奠定普通人社会生活的基础。这样的人们会勇于直面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直面内心的不安、恐惧、惰性，用理性做出选择，并有勇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因此也就不会需要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了。

臣民为君王服徭役交粮食的往往不是出于自愿，“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天子征召，草民只有服从。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不无浪漫，只可惜大多是糊涂地战死。而君王却因千千万万糊涂的死鬼获得了巨大好处。侥幸活下来的人们抚心长叹，带着赏赐荣归故里。君王看到了人性贪婪和恐惧的弱点，用赏与罚来强迫臣民尽义务。意识形态体系“忠君即善”的认同或许能够给少数将领们带来荣誉感，却很难让臣民兵获得参与感。根源在于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

当今天朝依旧是换汤不换药，只有一点特殊：党承认存在现代意义上个人对国家的权利义务，同时聪明地把党和国家打包，让人们难以区分统治者和共同体。这就方便了统治者去放大臣民的义务同时缩小权利，至于放大或缩小多少，取决于取决于国家（党）利益需要。墙内人纳的税一点不比西方国家少，武汉肺炎来了，西方国家纷纷给公民或企业发钱济困，党不仅不发钱或只发个零头，同时反而要人民捐款。至于捐款被党还是国家用于何处自然无人过问。

党既然地位至高无上，权力无限，自然地，也就应该对壹切问题承担无限责任。这给了中国人一个绝好的理由来施展自己的惰性。既然国人没有权利，国家大事小事也就与我无关了，没义务过问。遇到不公要么抱怨政府，要么意淫壹番“我当国家领导人就会……”，同时精神分裂似地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殊不知，正是这种臣民心态，把大救星推上台。大救星不是圣君，事实上，根本没有圣君。大救星越管，臣民越懒惰。臣民越懒惰，就越需要大救星来管。如此循环往复，直至系统崩溃。

所以呀，个人权利太少，义务太多就会破坏平衡，难以产生个人与共同体的良性互动。时间长了，这样的共同体也就没有生命力了。

挖个坑：如果反过来，权利多义务少会怎样呢？下次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