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一举》：「暴力」应该如何被观看？

致谢虚词．无形刊登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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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这个词，时常给人客观、冷静的印象，然而最大的问题或许在于他掩盖了纪录片真正重要的性质，也就是纪录片不只是一个旁观的纪录，而是一个强烈地介入社会的过程。从一开始寻找访谈者、沟通交谈、拍摄他们的生活，并长时间的追踪，相较于许多虚构的剧情电影，纪录片的制作充满了对研究对象各式各样的介入，并形成不少的打扰。纪录片所记录的，不仅是影片所拍摄的事物，更反过来记录了人们以怎样的视角、位置介入社会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理解约书华·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的「纪录片」 — — 《杀人一举》（The Act of Killing）为何是一部让人十分震惊的作品。因为这部片虽然以印尼大屠杀— — 九三Ｏ政变为主题，但与其说他省思的是大屠杀的历史问题，不如说真正在省思的，其实是大屠杀的历史如何被呈现的问题，换句话说，创伤的发生不只是在过去的历史遭遇里，而是也发生在「历史」和「创伤」是如何被呈现的过程。反映纪录片的形式，在面对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状态中，需要时刻反思自身介入方式的影像实践。

九三Ｏ政变发生在1965年，在这起事件中，陆军少将苏哈托（Suharto）在镇压叛变中，顺势推翻立场倾共的苏卡诺（Soekarno），成为印尼领导人。在西方国家的支援下，他配合围堵共产的政策，在全国动员政府和地方势力进行共产党员的大屠杀。但实际上却借着这次的清洗行动，将反对自己政权的异己都诬陷为共产人士而加以铲除。这场屠杀行动的历史创伤和不正义至今都没被当局重视，因为当时的加害者仍然在位掌权，并透过官方的历史教育、影像将这起事件塑造成国家打击罪恶的「伟大事迹」，而负责执行屠杀的加害者、黑帮份子则被拱为「国家英雄」的人物在电视台、教育场所或是造势场合演讲其事迹。

《杀人一举》描写的便是这群加害者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过往的纪录。但和一般纪录片不同的是，导演除了让他们描述外，也以「历史纪录」的名义，让他们根据记忆扮演受害者和加害者，透过表演「重现」过去屠杀的场景。至于导演一行人，除了将这些表演拍摄下来，也拍摄他们观看这些自己表演的影像时所产生的感受和想法讨论。而整部「纪录片」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部分，便是导演在这样的手法中，无意间捕捉到这些黑帮在内与外的观看中，从原本雀跃展现的态度到最后开始慢慢产生矛盾、纠结和痛苦的过程。

然而除了上述戏剧性的人性议题外，这部作品让人感到启发的，更多应该是人和影像的关系。就像先前所说，由于这些黑帮份子对当时的作为是感到自豪的，因此听到想将这些事迹变成「电影」来呈现时，没有一个不是感到兴奋的。因为这些黑帮都非常喜欢好莱屋的黑帮电影，经常从中模仿、参考电影中杀人的手段用在屠杀的事件，并想像自己是电影中惩恶扬善的英雄，而这一次他们终于能在化身「主角」表演自己的事迹。其中的黑帮首领安华刚果（Anwar Congo）更这样说道：

「我们想要活地像影片里的人一样……过好的日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黑帮的印尼语：preman，就是来自英文的free man，我们黑帮是『自由的人』。」

这句话虽然微小，但却点出印尼的历史屠杀其实和电影如何表现、呈现暴力有强大的联系。美国的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曾在《战争的框架》提到，战争的暴力并不仅仅只是夺去人的性命，他也和国家如何透过影像、论述去产生一个暴力的认识论框架有关，在这框架中，被视为「敌人」的生命将不被认为是脆弱、值得哀悼的生命，降格成死去也无所谓的东西；反过来，在被塑造为「我们」的群体中，生命的脆弱性和可哀悼性则被放大，因此显现为需要被保护的事物，进而支撑了发动战争的理由，并让人们对自己的言行和暴力不感到任何恐惧。

「战争把人口分成『可吊唁』与『不可吊唁』的生命。我们无法哀悼不可吊唁的生命，因为它从未活过，从未被算作生命……这个问题又再一次带我们回到情感的问题。情感是如何被规范的？」 — — 巴特勒《战争的框架》

巴特勒的想法，非常适合拿来说明黑帮份子和印尼政府为了粉饰这起屠杀事件而形塑的历史观和宣传，也就是将当时的屠杀比喻为「捍卫国家」的「战争」，使得行凶的人们不会认为自己的暴力是暴力，而是变成「保护」、「正义」的力量而感到自豪。直到导演要他们重演过去的自己与受害者时，这个原本由黑帮电影想像出来的形象以及被国家政府强加的观看框架，才发生了松动，因为正是在扮演受害者的过程中，他们被迫脱离自己的视角来观看当时「自己」的行为，同时也透过事后的影像看见自己是如何被人观看的。在这种多重的观看中，体会和感受到自己行为的暴力以及巴特勒所说的：生命的危脆性和可吊唁性，进而产生了哀痛的情绪。其中影响最剧烈的便是作为首领的安华。

要注意的是，在这种「重演」中，框架的松动不只发生在这些黑帮上，也发生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我们身上，因为在这些重新演绎的过程中，这些原本给我们感觉「邪恶」、「冷血」的加害者并非像他们在官方场合所展现的那样，是没有愧疚的，同时他们的心灵也没有我们所想的是强壮的，而是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加害者们对我们来说也不再是单一的群体，而是会注意到每个加害者在面对事件以及愧疚时都有不一样的态度和反应。导致我们意识到这些黑帮份子在官方场合的呈现，比起只是粉饰历史的展演还要更加复杂。

在一次选举的造势中，安华向纪录片团体说，其实底下欢呼的观众都是被买来的，而且选民之间还会互相比较彼此被贿赂的金额。因此他们只能继续撒更多钱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使他们这些在台上演戏的地痞，实际上就像粗俗的「肥皂剧演员」，努力讨好底下的观众。

「自由的人」在此时完全成了一种讽刺。但安华的话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显示出，对安华这样的人来说，尽管在媒体前自诩是「自由的人」，但他其实从来没有机会呈现自己真正矛盾、复杂的罪恶感受。这部分也呼应到巴特勒一直强调的，我们应该要去注意情感是如何被规范和运作的。

影片中的另一场景，安华被当成「电影明星」出场于印尼国家的官方节目，并被询问杀戮共产人士的手段是否受到电影的启发？安华照实回答了他们。主持人于是赞许安华，并对着镜头说安华等人是如何发明了一种更有「人性」的手段来铲除共产势力，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过度的暴力」将敌人消灭。这种说法和影片后面另一黑帮领袖的发言是一样的。让我们知道，主持人的想法不是直接从安华的陈述中得到的，而是整个国家在不同管道中都在试图传递的想法。安华在节目虽然像是电影主角一样被恭维，宣扬他的功劳。但他其实对事件没有多少发言的权力。因为大部分的说词早就被规定好应该要怎样呈现，并且对应到怎样的内容。就像在节目中，主持人一样询问安华印尼语「流氓」的词汇是怎么来的，让安华去回答来自于英文的free man，洗除国家负面的流氓形象。

在这里面，安华并不自由，而是被表现为「自由的人」。节目本身虽然叫做：「特别对话」（Special Dialogue），但呈现的都是其他官方场合中既定的思想。有趣的是，约书华同时拍摄了电视后台工作人员观看节目的反应。尽管节目中安华等人被当作国家英雄、「电影明星」歌颂，但后台的工作人员，却认为安华等人是恐怖的杀人凶手，但也是「可怜的人」，因为「这些人后来很多都疯了」。这种反差大概就是许多加害者在印尼的日常。当他们在媒体面前，他们是「英雄」、「明星」，而回到现实生活中却又马上知道自己是残忍的「杀人凶手」。

《杀人一举》的开头，同样很有意思，在这场景里，我们看到有一排穿着亮丽的舞女，从一只鱼形建筑的嘴巴慢慢走出。接着她们在一个瀑布下跳舞，但其中却混着穿着黑衣的安华和扮着女装的赫尔曼在其中穿梭，而有人正在要求他们微笑，露出亮丽的牙齿，表现出「自然的美」以及喜悦、平和、祥静的样子。之后，工作人员喊卡，表演中断。

《杀人一举》开头的场景，第一眼看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怪异的，因为他的拍摄方式，很像是一种宣传印尼观光旅游的广告。然而安华和赫尔曼怪异的装扮，却和这种观光宣传的正面形象不相衬，令人产生疑惑。有趣的是，舞女们走出的鱼形建筑，其实是一个位在多巴湖（Lake Toba）的观光餐厅，因为遭逢亚洲金融海啸，所以营运不济倒闭，至今仍被废弃在湖的旁边。

这段宛若宣传国家形象的广告，在让安华和赫尔曼这些当初的杀人犯，以怪异的装扮安插下，变成了诠释印尼现状的诡异寓言，因为导演似乎是借此想要表现印尼当代政治和繁荣面貌底下处处潜藏的不和谐。这些不和谐来自于印尼政府至今仍然拒绝面对大屠杀所留下的阴霾，以及人们试图持续在追求经济发展以及表面和平下遗忘过去的创伤。

《杀人一举》的拍摄不只颠覆了我们一般对纪录片的印象，也改变了影像和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回头看许多和转型正义相关的纪录片，会发现纪录片时常成为转型正义中使用的工具，是文字论述的补充和装备，加上去后可使其看起来更加完整，使内容获得「证成」。然而，《杀人一举》的影像呈现，使这些影像并不是说明某段历史或是转型正义的工具（所谓的「纪录」），而是反思转型正义的另一行为实践，特别是让我们去思考转型正义应该如何呈现自身的问题，以及注意到许多转型正义试图呈现和追求的形象（客观、中立，甚至像剧中的黑帮领袖所说的「人性」）背后是否隐含了更复杂的问题没有被深入思索。

冷血、邪恶的感受，一直是我们在观看「加害者」时很容易产生的情绪，因为这是当我们想要呈现、表现「暴力」时，理所当然的思考和观看方式。约书华的纪录片— — 《杀人一举》并不只是一部让我们知道印尼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的纪录片，更是一部省思「暴力」如何被观看与呈现的影像实践。在这之中，透过「重演」以及各种视角的建构，导演让我们比较了国家在维持暴力的运作中，各种不同层次的展演框架，以及这些杀人者所遭遇的矛盾和难以言说也无法真正重现的创伤。尽管纪录片的观点后来主要聚焦在剧中深深对自己感到悔恨的安华，但导演并非要我们有意地去同情这些加害者，而是要我们藉由这种意外产生的呈现与见证，去思考历史创伤的复杂性，暗示我们历史充满了很多难以被记录的内面。关于这些难以被纪录的内面，这部片的「纪录方式」并未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解答，帮助我们去更加公正地面对历史所有的创伤与不正义，但却让人们去不停寻找不同呈现与介入历史的方式，以及在既定的历史呈现中去寻找遭到忽略和掩盖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