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三一八学运」五周年的台港社运反思

五年前的这天，一群台湾大学生夜闯立法院，要求当局退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因协议被指会损害台湾经济和民主权利，加之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跳过逐条审查直接送立法院存查的的行为有违「程序公义」，爆发的占领运动持续了整整24天，最后以服贸协议被推迟，学生退出议场结束。

这一场被称为台湾自八十年代以来最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让执政的国民党在2014、2016两场选举遭遇巨大挫败，「白色力量」柯文哲破土而出，第三势力政党相继出现，台湾政坛也开启新的政党轮替。同一年，相隔而望的香港亦爆发了香港史上最大的一场争取真普选、反对假民主的「公民抗命」运动，市民和学生占领多个闹市中心79日之久，最终被警方强力清场，民主未果，香港的本土和独立运动随之冒起。

台湾「太阳花学运」（图片来源：远见杂志）

回看两场社运，当我们以结果论英雄——从诉求是否实现角度而言，两场运动都可谓失败。 「三一八学运」由「退回服贸、重启谈判」的最初诉求让步为「先立法、再审查」——要求政府订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后再来具体审查「服贸协议」。不料恰被政府利用，马政府属意通过行政院的版本的监督条例而非民间版本，将原本民间反对的黑箱行政程序合法化。当政府承诺会优先立法，推迟服贸协议，占领立法院的团队便开始筹备退场。在这个过程中，「退回服贸」被国民党曲解为退回内政委员会，民进党亦将其理解为退回行政院，与民间要求将服贸协议退回中国的诉求背道而驰。最终，协议搁置而未被真正退回，当局亦未跟中共重启谈判。伴随着「转守为攻、出关播种」的声明学运和平收尾。

反黑箱服贸游行（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这边厢，香港「重夺公民广场」一役，学联和学民领袖遭政府粗暴拘留引发社会反弹，大批市民集结金钟声援学生，政府残酷使用87颗催泪弹，不但没有驱走市民，反而让更多的人勇赴前线，自发占领港岛、九龙、新界各地马路，由学运发展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占领的主要诉求即要求梁振英下台、撤回人大「八三一」决定、实行「公民提名」一人一票的真普选。政府试图与学联对话无果，梁振英亦表示不会辞职之时，学联弱化诉求，提出四点要求：「一、梁振英失信于民，已无管治威信。二、学生和政府的对话，政改是唯一议题。三、确立平等权利，实行真普选、真民主。四、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问题，香港解决；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可以看到，「梁振英下台」和「公民提名」等具体的诉求被模糊化，学联并未意识到声明发出后市民会迷茫继续占领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随后「占中三子」的多次出现，提出复课甚至自首的倡议，泛民害怕占领走向激进激怒中共，学民思潮「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的诉求也开始动摇，全民占领变成抗争者与权力的此消彼长的游击战。政府借此反扑，警察暴力攻击和平示威的市民，最终全面清场。

两场运动，一场聚焦于立法院，由中心辐射「围攻」各地国民党党部，以施压政府收回服贸协议，维护台湾的程序公义和命运自主，一场是「去中心化」的自发式的非暴力抗争，以期实现真普选和民主自决。二者起点有所不同：前者是借民主以保卫家园、伸张程序公义、捍卫民主价值，后者是在趋向成熟的公民社会里反对有筛选的假民主方案、争取进步的政制改变。成功与否的关键基于抗争对象的本质——国民党作为暂时的执政党，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在程序上并不反民主；而共产党抑或共产党钦点的香港政府，不由人民授权产生，更借强力打压民众诉求，甚至可以做到秋后算账，本质是反民主的。由此发展的台湾社运，第三势力加入到政治版图之中，蔡英文时代不符合民众期待的治国策略引发地区选举的再度轮替，出身国民党却不带国民党色彩的韩国瑜新风吹起，台湾的两党政治衰败沉沦。相比之下香港的伞后命运略显不堪、民主之路尤为艰辛，长久的土地房屋问题未决让港人无心多问政治，威权步步紧逼从立法会选民提名渗透到乡村长基层选举，所到之处无不DQ异见者，甚至把殖民时代用以对付黑社会的《社团条例》取缔寥寥几人的香港民族党，立法会民选议席几度丢失，伞后本土和独立组织夭折襁褓之中。

香港「雨伞运动」（图片来源：基督教论坛报）

但我们若不以结果论成败，而是从运动的发展与影响来回看事件的开端，历史仿佛变得迷人起来。两场运动都激发了社会的第三势力，即打破传统的政治对立。在「退回服贸」的解释上蓝绿各有不同，然民众较为统一的诉求却是将协议直接退回中国，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真正「退回」，并由此产生了时代力量、社会民主党等党团。同样在香港，建制团体组织各种集会来「反占中」，泛民阵营亦害怕行动过激得罪中央，此时注重本土、切割大中华情结的热血公民、普罗政治学苑、香港民族党等本土组织崛起甚至开始在立法机构占有议席。

「太阳花」是在成熟民主体制里出现的，它不需要打破旧的秩序建立一套新的制度性的东西，多元和分歧已经是台湾社会的常态，游行或者示威是台湾确认民主价值和机制的手段。 「三一八学运」的出现，缘在马英九政府违背了社会的民主共识，警察的暴力亦被视为历史的倒退，才让50万人走上街头。所以当服贸协议暂缓，《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订立，似乎就已经满足了学生和民众的诉求，学生理应撤场。然而学运就这样结束了吗？并没有，「太阳花」中止了陆台服贸协议的黑箱订立，让民众发现原来自以为稳固的民主制度也需要自我修复，而社会恰恰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可能。也就是当政府违法，又无其他的方法来防止政府违法进一步扩大的时候，人民无论闯入立法院或行政院，都是基于「公民不服从」和保护人权的观念下进行的正当防卫，民选政府不可以为所欲为镇压一场社会正义（所谓「正义」即民主国家统治的正当性必须建立在对人民自由生活的保障之上）的运动。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学生也好、群众也好，占领国会并不能解散国会，更不能代替执政者解决社会分歧。推动和巩固制度完善，是「三一八学运」的最大意义所在。而后民众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不断强化、以至发展到公投议案，都称得上是「三一八学运」的「宝贵遗产」。

雨伞运动后最重要的关键词莫过于「本土」、「自决」和「命运自主」，这是伞运散播的种子，可以看到这与伞运的诉求已经是两个方向——当我们占领在市区街道，口中喊出的是「梁振英下台」、「撤回八三一」、「还我真普选」之类口号，这是在要求中央可以允许香港人自行选举自己的特首，而不经过任何筛选，希望中央践行《基本法》关于普选的承诺，是在梁振英执政无能、只做北京「舔狗」的基础上对中共一种恳求式的表态，伞运成功之处——强大的自发性正是有共同的民主理念可以凝聚人。市民在体制内寻求变革，是相信中共会屈服于民意、会信守承诺、以法治为依归，然而政府的一再漠视、假装对话、面对手无寸铁和平示威的市民抛出87枚催泪弹、甚至一度意欲开枪，让香港人打破体制内争取民主的幻想。这时的伞运，已经不是单纯的要求政制变革，而是香港人思考2047、思考「我城」的未来会如何：害怕黑云压城，才会有「风雨中抱紧自由」的呐喊；打破请愿文化，才能唤醒每个身为香港人的责任。所以伞运由始至终并不需要大台和所谓领袖，伞运开启了公民讨论自身命运和城市前途的道路，亦成为香港人追求自身解放的开端。

台湾的「三一八」抗争，50万人视暴力镇压为倒退、为了捍卫体制走出来，香港「雨伞运动」超过120万民众占领全港各区为的是打破体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很难说两场政治运动不是一个平行时空下的公民默契，但可以确定的是，两场运动都源自多个社会矛盾的积压，而在一种力量对本土价值的直接侵蚀下集中爆发。在台湾是以反媒体垄断、大埔强拆与兴起的工人运动为社会准备，最终马、江政府与中国签订黑箱协议及强闯立法院的反民主程序引爆「太阳花」；香港亦以反国教、反新界东北开发、货柜工人罢工等社运为基础，加之长久未解的房屋土地问题和经济的滞缓发展，在梁振英政府的独断专行、无视民意、中央直接违背政治承诺下，公民抗命运动遍地开花。对于台湾来说，行政权力的扩张是否会挤压公共政策和个体自由，台湾人尤为在意，「三一八」正正提醒台湾，转型正义和民主化的过程仍是未竟之功。公民如何参与到制度的设计，而不是仅仅靠简单有力的二分口号就可以实现，台湾未来可能会有更加丰富的想象。而香港在不想碰政治的情况下，政治却主动找上门来。独裁者包装出的「假民主」让香港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更加确定，反民主势力激发出的公民力量如何在重重打击下持续生长，似乎又是一场鏖战。

台湾可以从社运过渡到政治，而香港在从社运过渡到政治的时候出现了重重阻碍。身处立法会的议员可以因宣誓时的政治表态被解读为「不真诚不庄严」而被褫夺民选身份，议会门外正待参选的候选人可以因政府设置的一官半职进行「政治审查」而失去基本参选权，「港独」被打成黑社会，「自决」被等同于「港独」，一波波社运青年成为政治犯被送入监牢，异议人士被禁入境，艺术创作被强力干涉……香港人似乎不太高呼「真普选」了，而是连已有的自由也节节败退。这是香港人的「民主苦旅」——就像两场运动不可预知地发生一样，雨伞播下的种很难突然开花，但今日的意见随时可能变成明日的主流，未来可期，可以看到香港民间仍然藏龙卧虎，香港人仍在耕种。

社运的反思，在不断置身运动之中，让发生的画面和思考一次次对冲。台港两地政府丑陋赢得战役的胜利，背后的独裁者却毫发无伤，可能会让人失望。但民权在我，勇敢的争取议题，相信民众的理性判断，会在社会各个角落引发共鸣从而「一隅激起千层浪」，独裁者忽略民意什至压制民意的结果只可能是民意被再一次地带上街头，一次次运动促成的反思与价值选择的演变，终会促成不合时宜的体制变革。在台湾政制走向稳定，香港「五十年不变」大限行将过半的时间点上，两场运动的反思与沉淀会让台港两地的未来充满诸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