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他們來抓我時

一

“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隨後他們抓社會民主人，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黨人。

接著他們抓工會成員，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然後他們抓猶太人，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最後他們來抓我，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

這首詩到如今近乎人人耳熟能詳了，但我以前從來沒有留意過其作者，在我原先猜來，他/她似乎應該是一個納粹統治時期的普通德國人，有點牢騷，但委曲求全。直到我在翻閱理查德·埃文斯所著《當權的第三帝國》的時候，才猛地一怔：原來是這樣。

這首詩的作者是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一位柏林牧師。但他並不是一位普通的牧師，他出身於一位新教牧師家庭，長大之後成為德意志帝國的一位帝國海軍軍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期，指揮一艘德國潛艇。 1918年11月底，當他的潛艇從作戰中歸航，他聽到的是戰爭失敗與王朝瓦解的消息，這個國家登時陌生起來，他深感屈辱，隨即辭去了艦長職務。

很自然的，他對新生的共和國持反對態度。他加入了極右翼軍事組織，同左派戰鬥。之後他當了一陣子鐵路工人領班，又加入聯合福音教會，成為一名牧師。在他的教區內，他既關心本地的下層民眾，又跟富人精英階層關係良好。於是，他的聲望日隆。

在那時，福音教會和天主教會都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天主教會對德國的忠誠在19世紀70年代的時候曾經遭到過俾斯麥的質疑，從那之後它就一直急於證明自己的愛國之情。而新教教會在德意志帝國時期是國家的意識形態武器，被視為德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標誌。它們害怕布爾什維克主義與革命，在蘇聯發生的一切都證明它們的害怕是有道理的。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先是惡性通貨膨脹，後是經濟大蕭條的衝擊，德國出現了大規模的犯罪浪潮、道德淪喪和街頭鬥爭，教會人士看在眼裡，痛心疾首。向前看，回到德意志帝國那個秩序時代，是他們的一致心願。

在納粹興起的時代，教會很自然的站在了納粹的一邊（他們認為，納粹的崛起是扭轉德國無神論化、無秩序化的最後機會）。尼莫拉在1931年的時候就在一次廣播講話中呼籲一位新的民族領袖出來結束魏瑪民主制度，重整山河。 1933年的時候，他認為這位領袖已經出現，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這自然使他受到納粹的熱烈歡迎，他的自傳頓時成為暢銷書籍。

在納粹當政之後，新教教會與納粹進入了一段蜜月期（納粹自稱，納粹運動是“積極的基督教”運動，旨在保護德國的傳統社會價值）。但是很快，隨著納粹打垮了共產黨、社會民主黨之後，開始對保守勢力下手，這包括民族黨、人民黨和天主教、新教會本身。納粹想建立的社會，是一個一體化的社會，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領導一切，控制一切。對過去的新教盟友，希特勒的打算是改造之。這意味著用聽命於納粹政府的帝國教會取代獨立自主的地方教會，用“適合日耳曼種族的基督信仰”來取代“普世基督教精神”。在衝鋒隊的協助下，帝國主教接管了福音教會總部，解散了該教會之下所有的選舉機構，在教堂上懸掛納粹旗幟，將納粹標誌刻在教堂的鐘上。他們甚至主張把《舊約》從《聖經》中刪去，清理掉《新約》中的“拉比保羅的劣等神學”，廢除十字架這個猶太人的標誌，將猶太皈依者開除出教會。

納粹與教會的衝突有多種原因：納粹想要使自己成為國家唯一的思想與政治核心是其中一個。但在更深層，納粹自覺與教會有著根本的目的差異。在1936年納粹學生同盟的一次會議上，一位演講者說道：“一個人要么是忠實的納粹信徒，要么是忠實的基督徒。”在他眼裡，基督教“摧毀了種族紐帶和國家種族共同體……我們必須否定舊約和新約。納粹理念至高無上。對我們來說榜樣只有一個，那就是希特勒，除此之外別無他人。”這樣一些說法並非這位演講家的獨見，而實際上是納粹整體或明或暗的意見。黨衛隊的領袖希姆萊認為中世紀的條頓人本來英勇好戰，是南歐衰弱的拉丁人用基督教荼毒他們，才使他們走向腐化。在希特勒青年團裡，孩子們唱到：

“我們是光榮的希特勒青年團

不需要基督教的誑語謊言

因為我們偉大的領袖希特勒

才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準則”。

二

當面臨教會被納粹接管危險的時候，尼莫拉是站出來提出抗議的少數人。儘管他非常欣賞納粹政權，但是他認為教會的種族主義政治化是一個錯誤。這些反抗者拋棄了帝國教會，成了獨立的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與之對抗。這些教會的領導人仍然堅決表示他們忠於第三帝國，他們的行動不帶有政治目的，但是他們反對將猶太皈依者逐出教會。

在1935年，尼莫拉本人公開發表演講，說猶太人將永世受到詛咒，因為是他們使得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不過他又用這一觀點呼籲第三帝國停止迫害猶太人：既然上帝已經審判了猶太人，那麼人類就不能再橫加干預以泄私憤。他說道，“猶太人太為自己的種族身份自豪了，自詡亞伯拉罕的後裔，以致忽視了基督的福音。現在德國人也滋生了同樣的種族自豪心理，這有可能讓我們和猶太人一樣受到永世詛咒。”換句話說，在他看來，基督教是種族盲目的。

於是，尼莫拉就被抓了起來，上了法庭。在法庭上，尼莫拉本人表示，他絕對沒有在政治上反對納粹主義。他被處以罰款和7個月的監禁（由於他被關押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刑期，法院將他釋放）。但是當他走出監獄的時候，發現蓋世太保正在監獄門口等他。希特勒親自下令將他再次逮捕，送到薩克森豪森集中營關押。二戰爆發後，尼莫拉要求再次加入海軍，遭到拒絕。

他沒有逃過集中營警衛每天對囚犯的羞辱與毒打。一位獄友回憶到：

“警衛讓尼莫拉牧師在警衛之間用單腳跳來跳去，有時候讓他一蹲一跳，一邊看他跳，一邊打他，讓他動作再靈敏些。有一次他顯然是叫出了上帝兩個字，因為一個警衛吼道，'這只蠢豬在叫他那骯髒上帝的名字，我倒想看看上帝能不能幫他出去。'有時候集中營獄長或者其他軍官會停下手中的活兒來看他表演。一旦聽到讚許的笑聲，警衛們的虐待行為就會變本加厲。”

尼莫拉默默的承受著這些非人待遇，堅持對上帝的信仰，贏得了獄友的尊重。也正是這時，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一位獄友問他為什麼早先會支持納粹黨。他回答道：

“ 我發現自己也對此感到疑惑，就像我感到後悔一樣。不過，希特勒確實背叛了我。1932年，在他成為總理之前不久，作為新教會的代表，我同他有一次會面。希特勒以他的名譽向我保證，他會保護教會，不頒布任何反教會的法律。他還同意不允許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他向我保證: '德國會對猶太人進行限制，但不會把猶太人圈起來，不會有大屠殺。'

我真的相信，考慮到當時廣泛存在的反猶太主義，猶太人應該避免在國會謀求政府職位。有許多猶太人，尤其是猶太復國主義者，採取了類似的立場。當時，希特勒的保證使我很滿意。另一方面，我討厭日益壯大的無神論運動，這種運動是由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扶植和推動的。他們對教會的敵意使我一度把希望寄託在希特勒身上。

我現在正在為那個錯誤付出代價。不是我一個人，而是成千上萬像我一樣的人。 ”

三

是的，尼莫拉並非納粹運動的旁觀者，毋寧說，他本身就是納粹國家的構建者與加害者（從消極的角度來講）。

他、教會和其他的保守主義者（如巴本與施萊謝爾），都將魏瑪共和國製度看成是敵人，希望出現一位偉大領袖扭轉時局。當納粹興起的時候，他們要么將它看成是社會變革的力量，要么將之看成可資操控的手段。面對納粹上台之前赤裸裸的街頭暴力、好戰與反猶語言，他們至多皺皺眉，將之看成是基層的盲動和群眾一時的宣洩。對納粹上台之後對民主程序與法律的無視、野蠻鎮壓與動輒的暴力威脅，他們將之看成是緊急時刻的非常手段，也將之歸咎於納粹組成人員的普遍素質低下（而這正是他們要加入納粹運動，調適它的理由）。我們可以說，他們都為了實現某種社會價值，而對政治共存、民主體制這件事不屑一顧。馬克斯·韋伯曾經說，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是天真的，或者說不成熟的。這句話在尼莫拉等人身上確實是成立的。他們為自己的不成熟付出了代價。可悲的是，成千上萬的人也付出了代價。

注：本文已發表於《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