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们来抓我时
一
“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随后他们抓社会民主人，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接着他们抓工会成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然后他们抓犹太人，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来抓我，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首诗到如今近乎人人耳熟能详了，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留意过其作者，在我原先猜来，他/她似乎应该是一个纳粹统治时期的普通德国人，有点牢骚，但委曲求全。直到我在翻阅理查德·埃文斯 所著《当权的第三帝国》的时候，才猛地一怔：原来是这样。
这首诗的作者是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一位柏林牧师。但他并不是一位普通的牧师，他出身于一位新教牧师家庭，长大之后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位帝国海军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指挥一艘德国潜艇。1918年11月底，当他的潜艇从作战中归航，他听到的是战争失败与王朝瓦解的消息，这个国家登时陌生起来，他深感屈辱，随即辞去了舰长职务。
很自然的，他对新生的共和国持反对态度。他加入了极右翼军事组织，同左派战斗。之后他当了一阵子铁路工人领班，又加入联合福音教会，成为一名牧师。在他的教区内，他既关心本地的下层民众，又跟富人精英阶层关系良好。于是，他的声望日隆。
在那时，福音教会和天主教会都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天主教会对德国的忠诚在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曾经遭到过俾斯麦的质疑，从那之后它就一直急于证明自己的爱国之情。而新教教会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武器，被视为德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标志。它们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与革命，在苏联发生的一切都证明它们的害怕是有道理的。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先是恶性通货膨胀，后是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德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犯罪浪潮、道德沦丧和街头斗争，教会人士看在眼里，痛心疾首。向前看，回到德意志帝国那个秩序时代，是他们的一致心愿。
在纳粹兴起的时代，教会很自然的站在了纳粹的一边（他们认为，纳粹的崛起是扭转德国无神论化、无秩序化的最后机会）。尼莫拉在1931年的时候就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呼吁一位新的民族领袖出来结束魏玛民主制度，重整山河。1933年的时候，他认为这位领袖已经出现，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这自然使他受到纳粹的热烈欢迎，他的自传顿时成为畅销书籍。
在纳粹当政之后，新教教会与纳粹进入了一段蜜月期（纳粹自称，纳粹运动是“积极的基督教”运动，旨在保护德国的传统社会价值）。但是很快，随着纳粹打垮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之后，开始对保守势力下手，这包括民族党、人民党和天主教、新教会本身。纳粹想建立的社会，是一个一体化的社会，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一切，控制一切。对过去的新教盟友，希特勒的打算是改造之。这意味着用听命于纳粹政府的帝国教会取代独立自主的地方教会，用“适合日耳曼种族的基督信仰”来取代“普世基督教精神”。在冲锋队的协助下，帝国主教接管了福音教会总部，解散了该教会之下所有的选举机构，在教堂上悬挂纳粹旗帜，将纳粹标志刻在教堂的钟上。他们甚至主张把《旧约》从《圣经》中删去，清理掉《新约》中的“拉比保罗的劣等神学”，废除十字架这个犹太人的标志，将犹太皈依者开除出教会。
纳粹与教会的冲突有多种原因：纳粹想要使自己成为国家唯一的思想与政治核心是其中一个。但在更深层，纳粹自觉与教会有着根本的目的差异。在1936年纳粹学生同盟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演讲者说道：“一个人要么是忠实的纳粹信徒，要么是忠实的基督徒。”在他眼里，基督教“摧毁了种族纽带和国家种族共同体……我们必须否定旧约和新约。纳粹理念至高无上。对我们来说榜样只有一个，那就是希特勒，除此之外别无他人。”这样一些说法并非这位演讲家的独见，而实际上是纳粹整体或明或暗的意见。党卫队的领袖希姆莱认为中世纪的条顿人本来英勇好战，是南欧衰弱的拉丁人用基督教荼毒他们，才使他们走向腐化。在希特勒青年团里，孩子们唱到：
“我们是光荣的希特勒青年团
不需要基督教的诳语谎言
因为我们伟大的领袖希特勒
才是衡量一切真理的准则”。
二
当面临教会被纳粹接管危险的时候，尼莫拉是站出来提出抗议的少数人。尽管他非常欣赏纳粹政权，但是他认为教会的种族主义政治化是一个错误。这些反抗者抛弃了帝国教会，成了独立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与之对抗。这些教会的领导人仍然坚决表示他们忠于第三帝国，他们的行动不带有政治目的，但是他们反对将犹太皈依者逐出教会。
在1935年，尼莫拉本人公开发表演讲，说犹太人将永世受到诅咒，因为是他们使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过他又用这一观点呼吁第三帝国停止迫害犹太人：既然上帝已经审判了犹太人，那么人类就不能再横加干预以泄私愤。他说道，“犹太人太为自己的种族身份自豪了，自诩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致忽视了基督的福音。现在德国人也滋生了同样的种族自豪心理，这有可能让我们和犹太人一样受到永世诅咒。”换句话说，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种族盲目的。
于是，尼莫拉就被抓了起来，上了法庭。在法庭上，尼莫拉本人表示，他绝对没有在政治上反对纳粹主义。他被处以罚款和7个月的监禁（由于他被关押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刑期，法院将他释放）。但是当他走出监狱的时候，发现盖世太保正在监狱门口等他。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再次逮捕，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关押。二战爆发后，尼莫拉要求再次加入海军，遭到拒绝。
他没有逃过集中营警卫每天对囚犯的羞辱与毒打。一位狱友回忆到：
“警卫让尼莫拉牧师在警卫之间用单脚跳来跳去，有时候让他一蹲一跳，一边看他跳，一边打他，让他动作再灵敏些。有一次他显然是叫出了上帝两个字，因为一个警卫吼道，‘这只蠢猪在叫他那肮脏上帝的名字，我倒想看看上帝能不能帮他出去。’有时候集中营狱长或者其他军官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来看他表演。一旦听到赞许的笑声，警卫们的虐待行为就会变本加厉。”
尼莫拉默默的承受着这些非人待遇，坚持对上帝的信仰，赢得了狱友的尊重。也正是这时，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一位狱友问他为什么早先会支持纳粹党。他回答道：
“ 我发现自己也对此感到疑惑，就像我感到后悔一样。不过，希特勒确实背叛了我。1932年，在他成为总理之前不久，作为新教会的代表，我同他有一次会面。希特勒以他的名誉向我保证，他会保护教会，不颁布任何反教会的法律。他还同意不允许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他向我保证: ‘德国会对犹太人进行限制，但不会把犹太人圈起来，不会有大屠杀。’
我真的相信，考虑到当时广泛存在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应该避免在国会谋求政府职位。有许多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当时，希特勒的保证使我很满意。另一方面，我讨厌日益壮大的无神论运动，这种运动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扶植和推动的。他们对教会的敌意使我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
我现在正在为那个错误付出代价。 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人。”
三
是的，尼莫拉并非纳粹运动的旁观者，毋宁说，他本身就是纳粹国家的构建者与加害者（从消极的角度来讲）。
他、教会和其他的保守主义者（如巴本与施莱谢尔），都将魏玛共和国制度看成是敌人，希望出现一位伟大领袖扭转时局。当纳粹兴起的时候，他们要么将它看成是社会变革的力量，要么将之看成可资操控的手段。面对纳粹上台之前赤裸裸的街头暴力、好战与反犹语言，他们至多皱皱眉，将之看成是基层的盲动和群众一时的宣泄。对纳粹上台之后对民主程序与法律的无视、野蛮镇压与动辄的暴力威胁，他们将之看成是紧急时刻的非常手段，也将之归咎于纳粹组成人员的普遍素质低下（而这正是他们要加入纳粹运动，调适它的理由）。我们可以说，他们都为了实现某种社会价值，而对政治共存、民主体制这件事不屑一顾。马克斯·韦伯曾经说，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是天真的，或者说不成熟的。这句话在尼莫拉等人身上确实是成立的。他们为自己的不成熟付出了代价。可悲的是，成千上万的人也付出了代价。
注：本文已发表于《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