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根与回归: 澳门柬埔寨华侨的生命故事

作者：谢晓阳（澳门大学传播系高级讲师）

在澳门的东南亚华侨历史中，来自柬埔寨的华人不能缺席。除了个人因缘之故，1970年代初，这些主要从金边抵步的华人，短时间内已经在大小行业崭露头脚。他们经营房地产、超级市场、建筑材料，还开设小食店，把金边粿条这类地道食物，带到小城，直到今天。

从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中约十年间，东南亚多国政治动荡，华人避难澳门。按秦西行的研究指出，当时移居澳门的海外华人至少两万多人，按次为缅甸、柬埔寨、印尼。

2015年，第二次踏足柬埔寨首都金边，当飞机降落在金边西郊波成东国际机场时，游客往来升降、现代建筑压入眼帘。此情此景，仿如隔世。这往前推15年，首次来到这城，机场简陋得像渡轮码头，还会担心同行亲友，一不小心被莫名其妙的理由挡在关口。满是「杀戮战场」feel。

上个世纪，柬埔寨经历巨难。先是经历亲美的龙诺政权政变，后又受赤色高棉的蹂躏，这遍被形容作「米粮易求」的平原沃土，一下子成了人间炼狱。当时柬国约有八百万人口，这不到十年的苦难中，至少两百万人非正式死亡，大量人口外逃，当中包括已经数代生根落户的华人。

到底，这群在二十世纪中期逃难的柬埔寨华人，他们到临澳门前，有着什么样的生命故事，这些故事，有哪一部分已然消逝? 有哪一部分，在这里生根长芽?

按目前考据，最早记载柬埔寨华人生活杂趣的是《真腊风土记》。七百多年前，华人已经定居今天的柬埔寨土地。 1295年，即元朝成宗铁穆耳年间，派遣使团取海路从温洲出洋，登陆当时的吴哥国。温洲人周达观奉命随行，并于两年回国后，以游记形式撰写了《真腊风土记》。该书成为后来者研究东南亚华人踪迹的瑰宝。

根据周达观之见闻，可见当时华人远洋目的及生活特色。首先，书中往往以「唐人」来描述当时从中国前往之人。这大概攸关大唐盛世远及海外。华人前往当地目的，以贸易为主，而且因而与当地人联姻。

书中一段提到，「国人交易，比妇人能之」，而且还要「必先纳一妇人者」，以便利与当地人做买卖。至于生活杂事，更是有趣。另一段提到，当地人「见唐人登厕纸揩拭者，笑之」。以显示「唐人」与当地人在粪壅之事上，也大为不同。

到了近代，随着中国战事不断，迁徙柬国的华人也明显增加，他们的影响力从而加重。研究柬国华人权的威廉. 维尔莫特( William Willmott )在《华人在柬埔寨》(The Chinese in Cambodia) 中指出，19世纪末，常居柬国的华人已约13万，接近当时柬国总人口的一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又为了逃避内战，迁至柬国人口更急增至42万。这些超过柬埔寨总人口一成的华人，虽然不能涉足政坛，但陈世伦指出，他们是柬国维持「柬族政治—华人经济」的二元稳定结构的重要一方。

从19世纪末至1960年代，柬埔寨经历法国殖民及柬埔寨王国建国两个阶段，华人处境也因不同的管治模式，而有所不同。

在做生意方面。维尔莫特指出，在法殖时期，华人拥有相对大的自由度、甚至权力。除了可以自由营商，还拥有审批华人出入柬国边境的权利。但二战后，诺罗敦王室透过君王立宪重夺政权之后，通过多项法例保障本国人的权利，包括列出18项华人不能涉猎的行业，如军火、盐、稻物、珠宝等买卖，以及经营伐木、代办出入境审批，还有一项特别有趣的是，华人不能开设发廊。

至于什么原因，还有待考究。但总的来说，由于诺罗敦王室与北京友好，对华人政策尚算温和，并没有像印尼及缅甸般出现排华情况。

事实上，数百年来，这些做生意的华人，主要聚居在今天的首都金边。根据葡萄牙冒险家BPGroslier在「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眼中的16世纪吴哥及柬埔寨」(Angkor et le Cambodge au XVIe siècle d'apre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et espagnoles , 1958) 文章中指出，早于1609年，华人在金边的人口已经超过其在柬国总人口的一成。

到1963年，在整体华人中，接近三分之一居住在金边，占这个首府整体人口的三成之上。此一特点，佐证了华人在柬国经济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这些华人，多以同乡组织为凝聚力量及互通有无的地方。长年以来，若按语言及同乡背景来区分，移居柬国的华人主要以潮州、广州、福建、海南及客家等为主。早于法殖之前，他们已有各自帮会。

到1906年，法殖政府释出「分区居住令」，规定五大帮会分区而住，以便收税及治安管理。这种透过区隔不同群体以便利管理的方法，间接深化了各同乡组织的向心力。

二战之后，柬埔寨王国重建，五大帮会虽然不再被限制居住地点，但这些由不同语言而组成的社群关系，早已超越居住地点，而延伸至生意合作、婚嫁、教育学习等领域。

譬如在金边，就分别有由潮汕会馆办的端华学校、福建会馆办的民生学校、广肇会馆办的广肇学校、客属会馆办的崇正学校、海南同乡会办的集成学校。维尔莫特分析，由语言所延伸出的生活构成，对当地华人来说，形成重要的文化认同。

柬埔寨华人迁居澳门前的生命故事，有一些延续下来，像食物，另一些却以不同形式出现了，如同乡组织的形式就不复见了。 《归侨在澳门》描述，1969年至1975年，共有5616名柬国华侨避难澳门。他们到达后，初期聚合之处，主要是1968年成立的归侨总会。

1975年，他们在归侨总会属下，成立了柬华福利组，首届组长为谢想，另有副组长及执委共29人。 1983年，柬华福利组购入飞能便渡街一层住宅楼宇作为组址，并出租一部分单位作为组务支出。后来，柬华福利组扩大为「柬埔寨华侨联谊会」，不过仍属于归侨总会的支会。

这种差异的聚合方式，反映海外华人避难澳门后，其海外生根经验及回归华人社区这双重身份，强于原本由籍贯及语言建构的文化认同上。 「归侨总会」采用「归侨」而非华侨，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因此，尽管在柬埔寨时，五大语言群体有明显区隔，但到了澳门，总会的骨干来自海外不同地区，他们主要以普通话及广东话沟通。此外，这些干部也较少参与各自同乡组织的活动。以首届会长、祖籍福建的梁雪予为例。他长年在印尼从事教育工作，创立归侨总会后，余生也奔波于东南亚各地，贡献海外华人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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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秦西行。 「澳门归侨人口及社会影响」 ，载于《澳门归侨总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 1988。

林清风、许均铨着。 《归侨在澳门》。华人国际新闻出版集团。 2005。

William Willmott.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67.

Bernard Philippe Groslier. Angkor et le Cambodge au XVIe Siècle d'apre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et espagnoles . Presses d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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