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课》8. 为何九七后的香港人更抗拒中国大陆？

严格来说，香港人没有在九七后立即变得更抗拒中国大陆，甚至曾有一段时间变得颇为接受。从民意调查看，香港大学从九十年代开始追踪香港市民「对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二十多年来的数据有明显起伏。在九十年代的初期香港社会仍然处于八九民运后的阴霾当中，对中央政府不信任的市民远远多于信任，数据净值一直徘徊在负三十点。到了一九九七年末，数据回到大约零点，即信任和不信任的一样多。数据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二零零八年初，四川地震至北京奥运前的一段时间。不过数据自此急速下跌，到了二零一二年后又回复到负数范围。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社会在九七后对中国大陆的抗拒，和九七前的各种转折一样，背后同样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程。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抗拒，可分远因为近因去理解。近因在于中国政府近年对香港的政治操控变得明显和直接，同时中港两地社会交往所产生的问题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两点在后面会进一步解释。但在说近因之前，得先说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港两地于九七后经历了节然不同的社会发展轨迹，在价值方面形成巨大差异。价值观落差作为远因未必会即时爆发，但结合近因却能制造更大的抗拒。

前文提到香港人在九七前沉醉于「明天会更好」的神话，但这梦境在特区成立的第二天便受到挑战。泰国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宣布放弃联系汇率，泰铢对美元在一天之内暴跌了百分之十七。一时之间，海外投资者纷纷警觉九十年代被吹捧的「亚洲经济奇迹」可能言过其实，忽视了许多东亚国家一直以来的结构性问题，大举撤回投资做成金融紧张。国际炒家看准机会，随即狙击东南亚各国的货币谋利，并在十月份移师香港，直指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国际炒家同时在汇市和股市沽空，因为他们知道当利息水平因为币值受压而拉高，股票市场便会大跌，他们便可通过沽空股市获利。这样的双边操控相当成功，银行同业隔夜拆息曾被扯高至骇人的三百厘，完全击倒了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由一九九七年中的接近一万七千点，跌到一年后的不足七千点。

来到一九九八年八月，港府决定介入股市干预，国际炒家卖多少香港政府就买多少，并在八月廿八日的期指结算日创下当时史上最高的七百九十亿成交纪录，被称为是与「国际大鳄」的「世纪大战」。最后香港政府动用了一千二百亿元储备而险胜，成功守住股市和汇率，逼使国际炒家离开亚太地区，也减轻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然而经此一役，香港经济已元气大伤，对利息水平十分敏感的楼市首当其冲，然后是零售行业受打击，失业人口于两年内从不足八万人升至超过二十万，香港至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快速经济发展迎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

回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香港经济本来已有不少隐忧。九七前市面对未来充满乐观气氛，盲目的信心反映在楼市当中，市民对楼价上升的期望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加速楼市炒卖。与此同时，由于中方担心港英政府于九七前贱卖土地，《中英联合声明》限制过渡期间每年香港土地供应不得多于五十公顷，然而这时期香港经济快速增长，土地供应完全不能满足需求。如是者，追踪住宅楼价的中原城市指数由一九九六年一月的五十七点上升至一九九七年七月的一百点，短短十八个月便上升了七成多。炒卖楼宇成为极速置富的手段，甚至引来黑帮染指，每当有新建住宅楼宇开卖便会引来大批江湖小混到销售处外排队拿筹号，因为仅是认购筹号本身已经有炒卖价值。为求识别，不同帮派更会穿上不同颜色的风衣以作记认，变成一时都市奇观。

当金融风暴带来楼市爆破，很多香港人吓然发现自从轻工业往中国大陆转移后，香港早已出现产业空洞的问题，只是过去忙于炒卖而没有注意到。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来也想处理这个问题，并希望重构香港的经济发展，当中以数码港的建设最为人熟识和引起争论。不过数码港还未落成，美国的科网泡沫已经爆破。从一九九七开始，香港经济一直拾级而下，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科网泡沫破裂，还有美国九一一恐袭后的经济震荡，失业率在二零零三年曾经迫近百分之八，远远高于九十年代平均为百分之二的水平。

然而当社会气氛跌至前所未见的低点时，最可怕的挑战才开始上演：非典型肺炎在二零零三年三月开始在社区爆发，世界卫生组织向香港发出旅游警告，机场航班纷纷取消，正常经济活动被迫中断。在疫情初期，每天的新闻都公布新增的染病人数，医护人员和怀疑染病的市民都被隔离居住，市民人心惶惶。到了疫情结束，香港合共有二百九十九名市民因非典型肺炎死亡，当中包括多名医护人员，成为香港数十年未见的严重灾难。

更不幸的，是对抗疫情期间特区政府无法给予市民信心，反应未能乎合期望。例如尽管医院管理局已在三月底通知卫生署疫情在社区蔓延，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却仍然向公众表示没有扩散，并坚持学校不用停课。结果民间发动自救，家长自发拒绝让子女上学后，政府才被迫宣告停课。面对政府回应混乱，董建华在疫情结束后曾被质疑为何没有处分相关官员，他却反过来批评对方肤浅，引发市民更大的不满。

相对于主权移交前香港人自吹自擂的高峰，特区后香港政府的种种失误无疑是落差太大。原来被捧为最专业、最有效率的香港政府，不单无法扭转九七以来的经济衰退，更在危机爆发时显得手忙脚乱和措手不及。到了二零零三年，中原城市指数跌至最低的三十一点，也就是说楼价只有一九九七年时的三份之一。有些人在九七前购入物业，之后因失业而无法偿还贷款，楼市大跌下又无法通过出售物业抵债，因而陷入「负资产」的困局。在这段时间，新闻常见有人抵受不住压力而烧炭自杀，就连炭包也开始附上「珍惜生命」的字句和防止自杀热线的电话号码。

二零零三年是香港人难以忘怀的一年。在这一年内，一代巨星张国荣和梅艳芳以，以及著名填词人林振强逝世，仿佛代表香港极盛辉煌的时代终于要告一段落。

非典型肺炎后的香港已经不起更多的震荡，可惜董建华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推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也就是就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等和国家安全相关的行为立法。面对经济一蹶不振、失业率高企，和刚刚经历一场重大疫症，社会普遍希望休养生息，而二十三条立法却偏偏是一个极受争议的议题，绝不适宜由一个民意低落和认授性存疑的政府强推。按立法程序，条例原订于七月初于立法会表决，民间人权阵线则于七月一日特区成立纪念日举办「七一游行」，结果远超预期地有超过五十万人上街，成为特区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黑压压的人群完全占满维多利亚公园和中环之间的主要街道。面对庞大的民意压力，原来亲政府的政党也宣告改变立场，而随着政府无法在立法会取得足够票数通过条例，便唯有无限期押后提交审议。

二十三条立法的争议，无论对香港政府的管治、民间社会的抗争，以至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都是一件分水岭事件。而对于香港身分认同本身，二十三条立法同样带来了微妙的改变。至特区成立首六年以来的众多失误，无疑把香港人本来自以为是的众多神话打破。但与此同时，一种更实在、由下以上，强调即使穷却不能没有自尊的民间精神，却慢慢逐步酝酿。

有研究指出近年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之间越来越追求后物质价值。九七前的香港纸醉金迷，主权移交以来社会各方面却受前所未见的挑战，巨大的落差冲击了许多过去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价值，如过去主流社会认同和鼓吹的「香港社会遍布机会」和「努力和零活变通就会发达」等说法。由此出发，再加上中港关系的改变，香港社会自二零零三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的转化，逐渐发展成所谓的「本土思潮」，把香港身边认同带入一个新阶段，为日后的中港矛盾埋下了种子。

传统的需求阶梯理论认为，人在追求物质安定后，才会追求非物质的目标，如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放在公共政策来说，倾向物质主义者会强调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而倾向后物质主义者会较强调个人自由、环境保护和文化保育等。近年却有研究显示，当社会停滞不前，年轻人分享不到发展成果时，也会走向追求非物质价值。类似的趋势似乎也在香港可见，当主权移交后经济持续低迷，年轻人开始质疑主流价值，感到既然物质追求遥不可及，不如追寻精神上的满足。相对于传统的「发财立品」，现在变成「发不了财，但求有品」。

当香港社会经历众多大起大跌，对大富大贵的横财梦渐被视为虚无之际，中国大陆同时却发生了极为不同的变化。香港经济走到谷底的同时，中国大陆则于二零零一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除了以往低端劳动密集的出口加工业之外，也出现了国企和民企「走出去」的现象；中国不再只是外国投资的接收者，也开始带着改革开放以来赚得的资本到世界各地。中国大陆社会如日中天的自信，与千帆过尽的香港产生巨大落差，形成新一波的身分认同之争。

要说明香港年轻人的后物质思潮，可以二零一七年辽宁舰访港作为案例。辽宁舰作为中国第一艘的航空母舰，对很多在中国大陆的人来说是国家发展的骄傲。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论述当中，晚清时期各种「丧权辱国」挫败正是由失去海权开始，辽宁舰的建造更有其象征意义。当辽宁舰来到香港，民间反应却远远不如中国大陆热烈。后面的原因，除了是解放军在香港仍然会让人想起六四镇压之外，就是香港社会本身对军队作为国家强大象征这回事没有多大感觉。以「船坚炮利」来量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旺，本来就是一件很前现代的事情。放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思考，相对于成为军事强权，一个政权是否值得尊重更在于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和对人文精神的贡献。如是者，当辽宁舰驶进维多利亚港的时候，有些香港人关注的并不是甲板上的战机装备，而是喷出的黑烟是否代表燃油不乎环保规定，会否污染空气影响健康。

因为两地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中国大陆舆论有时难免会错解香港人的反应。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出发，很容易会以为香港近年出现对中国认同的反抗是出于两地经济地位对调，过去香港人习惯看不起中国大陆，现在受不了新的秩序而起。放在后物质价值的讨论当中，可见这个说法如果不是错误解读的话，起码也是明显地过度简化。中国大陆近年的高速发展，提早二十年前已经在香港出现过；中国大陆社会在此之下的自豪感，正如前文所述，香港社会也曾经有过，而且更已反省其缺失。面对中国大陆，与其说香港人眼红或自卑，不如说是看到过去自己在高速增长期所犯过的错误。

从历史去看，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不能为很多香港人带来许多认同感，在于中国大陆经济建设本身的起点很低，而这过去的落后其实是建基于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动荡，香港的发展早于中国大陆正正出于香港避过了这些政治动荡。在中国大陆没有全面反省这些政治动荡，也没有纠正当年容许这些政治动荡发生的政治体制之前，走去庆祝这其实是迟来的经济发展，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无论在逻辑或情感上也难以说得过去。

香港的经验也说明高速发展是特定时空的产物，总会有完结的一天，到时候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就会浮现。所以每当有中国大陆的意见领袖认为香港社会应放下矛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时，不少香港人往往会觉得可笑：香港社会早就脱离了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舒解社会矛盾的时期，此等建议如果不是出于无知，恐怕就是为既得利益服务。香港社会已迈向后现代，中国官员的话语及其盛载的价值却仍然停留在现代甚至是前现代（如信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二元敌我矛盾的冷战思维，和「发展是硬道理」代表的发展主义）；当抱着这些过时思想的官员要逆向教训迈向后现代的社会未能「与时并进」，引起强烈反弹是自然不过。这些价值观上的明显落差，和随之而产生的政策失调，成为九七后香港人反而更反抗中国大陆的深层原因。而当这深层原因配上近年在政治和生活上的直接冲突，中港关系随即急剧逆转。

伸延阅读：
李立峰（2016）：〈再看世代差异和香港青年人的后物质主义〉，张少强、 陈嘉铭、梁启智《香港社会文化系列》。
张少强，崔志晖（2015）：《香港后工业年代的生活故事》，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陈冠中（2006）：〈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我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网上资源：
立场报道（2017）：〈葵涌二氧化硫倍升环保署：正常波幅非偏高〉，立场新闻，2017年7月7日，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辽宁号污染-葵涌二氧化硫倍升-环保署-正常波幅非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