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了，要去哪里？ ——「文学的原乡与异乡：陈慧X沐羽」讲座侧记

（ 原文刊载于虚词・无形）

文｜沐羽

作为繁体中文出版重镇的台湾，数十年间持续出版来自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品，自九○年代始，陆续欢迎了来自香港的董启章、谢晓虹等初登文坛的作家，也出版了也斯、刘以鬯、黄碧云等名家的新旧作品。直到最近，由于2019香港的政治局势变化，新一批作家因各样原因选择台湾作为基地。除了文学出版以外，他们本人亦选择移居台湾。在2024年1月28日，香港文学生活馆在台北纪州庵文学森林举办「文学的原乡与异乡」活动，邀得移居台湾并屡获大奖的作家陈慧与沐羽对谈，讨论在台湾写作的亲身经验。

无独有偶，这天的纪州庵除了这场香港的对谈以外，一层之隔有来自新马的高嘉谦、张贵兴等作家学者对谈「不确定的好人：你不知道的李光耀」。主持人杨宗翰感叹道，台湾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移民社会，而每个人都在台湾寻找发挥空间。近年来马华文学和香港文学都成了学院里热门的研究题目，而身分认同问题正正就是无论台湾还是香港或马来西亚的核心议题。

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无法称作家乡

不过，就算是台湾岛内部也有它的移动路径。陈慧说道，她现在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教学时，学生来自岛内各处。无论人去到何处，都无法摆脱「你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饶有深意，她引用在纪州庵馆内看见的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作家乡的。」如果以这个逻辑看来，台湾是无法成为她的家的。

但哪里才能成为真正的家呢？陈慧的弟弟与外甥在英国，父母葬在香港，而祖父是泰国华侨。香港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人们一直移动，难以说清真正的「家」在何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慧决定换个方法思考：这端看你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如此一来，文学给予了自身一个很特别的身分，唯有在文学里，人可以习惯自己居于异乡之中。

异乡的感觉不只是陈慧，大概能应用到所有移居到台湾的香港人身上。作为九十后作家的沐羽说，自己算是比较晚来的，不只是文坛上的晚辈，也是比较晚出生的。 「我天生就是一个香港人，这好像有点不证自明的。」有血缘，有地理，也有朋友和语言。这一切到了2014年后急剧改变，沐羽指从那时起政府开始与民意背道而驰，但那时他才刚「长大成人」，而且2017年就已经前往台湾读研究所了。

在2014到2019年的多次社会抗争中，沐羽尝试理解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事，然而每当理解得这座城市越深，就越不理解自己可以担任什么角色。迷惘是他的关键词。直到后来在2022年出版《烟街》以后，他才找到了不同关于香港的社会学、历史、经济学等等的书籍，研究当时的香港人怎样理解香港。

他举去年年底联合文学出版的五本《刘以鬯作品集》为例，里面写的香港，沐羽只感到「这里是哪里啊」。小说里的香港是罪恶之都，以今日的谐音梗来说就是「国际大刀会」（国际大都会），但这个香港是沐羽完全没经历过的。那是股灾都还没发生（按：1973年香港股灾）的时期，如果说刘以鬯在写作中有一个香港身分，那是跟沐羽的香港身分完全不一样的。

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异乡人

自刘以鬯的股灾时期，到沐羽出生的年份，大略就是陈慧《拾香纪》里书写的时段。那段被称为香港黄金时期的七○至九○年代，陈慧在后来的续作《焚香纪》写道：那段日子不是流金，其实是锈。在2022年出版《弟弟》后，陈慧得到了台湾文学界的各项肯定，对此，陈慧认为是因为口味相近。

她举在台湾时每年都会看见的现象为例，每逢端午，社群媒体上都会大吵一轮北部粽还是南部粽正宗，除此以外还有肉圆、鲁肉饭等等。陈慧认为，小说也有它的地区性，当她决定在台湾出版一部关于香港的小说时，并不需要台湾读者知道它的宏大背景。以《弟弟》为例，「一个中产家庭，在城市里价值观崩塌时，对下一代的影响」，只要知道这样的概念就足够了。

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得奖作品都离我们相当遥远，但陈慧认为在文学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 《弟弟》的故事，其实是每一个社会都触碰到的代沟问题。 「文学没有疆界」，陈慧说，而这也遥遥呼应了异乡人的说法。没有疆界，因此没有原乡。

说到地区差异，沐羽举出了数年前读过的一部马华小说，邓观杰《废墟的故事》为例。在这部小说出版以后，评论者以「双乡叙事」来形容这部小说，讲述邓观杰有马来西亚和台湾两个乡。沐羽指，第一次看见这个词时相当震惊，原来故乡都可以有两个。如果这个叙事都放在香港作家身上会怎么样？他援引先前陈慧说的「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才算家乡」，反过来说，即使有多少亲人死在一片土地上，但如果不想融入，那人永远都是这片土地上的过客。

但就算是香港，放到历史的大框架上说，沐羽认为自己的家族也可能只是香港的过客。在中共建国后他的家人来到香港，如今移居台湾，才不过半个世纪多一些。如果是现在移居外国的作家们，说不定也有「三乡叙事」。如此一来，故乡的议题显得好像是被评论者贴在身上的标签，而人应该找到自己的答案。

陈慧补充道，这大概就是「腔调」所显示出来的差别。就像她如今每次在台湾坐计程车，司机都可以从她的口音听出她是香港人。她的学生也问，为什么来了五年国语还是这样，但她认为腔调跟文学一样，也是属于她的声音。腔调显示了她的来处，「当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异乡人，我们去翻找一些不寻常的东西，翻出一些看似正常但其实并不正常的东西。」

回不去了，要去哪里？

说到「看似正常但并不正常」的事情时，主持杨宗翰将话题带向了未来：陈慧和沐羽的下一部作品。陈慧正在《字花》的线上媒体「别字」上连载一篇小说，在活动时连载到25话，大概会在35话结束。故事名为《小暴力》，讲述在2020年时有一个香港男生来到台湾寻找他的母亲。在写作过程里，她翻查各种相关论文文献，在途中一路对台湾这个地方更加熟悉。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性格，它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而我就是一个外来的人，无论怎样也好，我已经在这边了。」

至于沐羽则指，在《烟街》出版后的2022年，他经历了人生中一个非常巨大的挫折，那挫折叫作上班。他停下了几乎所有的写作，到隔年他觉得自己需要复健一下，既然没有办法写小说，那就写散文和评论。由于对办公室这个地方太不满和好奇了，就开始研究办公室的历史和文化，由此重回了写作的道路上。于是在2024年，他出版了散文集《痞狗》，并将与陈慧于台北书展对谈《拾香纪．焚香纪》。

在讨论到从拾香到焚香，又或讲到香港近年的状况时，很多人都会用「回不去了」这个说法。沐羽认为他现在对这个说法越看越奇怪：「有些人想回到英国殖民时期，有些人想回到2014年前，有些人想回去2016或2019年前，甚至有人想回到1980年代柴契尔夫人之前，但反过头来看，难道八○年代至今的东西就没有好的吗？」回到过去，就是把中间建立的好事一笔勾销。沐羽说，还不如分析现在不完美的状况，其后一直走下去。

而陈慧谈到了自己与学生之间的相处，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聆听。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这我完全没有想到。」相比起要给一个建议，更多是想听听对方怎么说。她认为，可不可以回去已经没有关系了，更多是要抓住现在的状态。如果抓不住现在的状态的话，去未来也没有用。我们必须整理自己的当下。

「当我们还在写香港，或是书写当下的状况时，首先是要先写好，再来才是写这个议题。」沐羽说：「我们到底在用什么文体？为什么不是散文而是小说？当我们真正想要透过自己的笔来呈现一个东西的时候，首先，文学是一种美学，而美学不应该被政治凌驾在上面。」有许多作家书写政治，有政治的议题、口号和历史记载，但反过来说，沐羽认为，那必须要是一个好看的文学，才能做到这件事。而这一回事，无论身处原乡或是异乡，都是作家的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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