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极权与无权者的权力

武汉肺炎疫区，流传一个笑话：如果时光倒流一个月，你带着病毒肆虐的真相，能够回去拉响警报、拯救世界吗？答案是不能，你只会成为第九个被惩处的「造谣者」。

这个黑色幽默的笑话，透露三个信息：1. 人们都知道，有警报，但没有响。 2. 人们都知道，有警报，但不会响。 3. 当警报机制失灵，灾难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别林斯基说：「偶然性在悲剧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这大概是悲剧最强烈的能量：个人在其中，眼睁睁看着系统如写好的剧本一样崩解，生灵涂炭，却几乎无力改变。

发源于武汉，肆虐整个中国，乃至蔓延世界的这场瘟疫，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人祸。

人祸而非天灾

从12月1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病，到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中间经过了整整54天。在封城之前，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各城市街头，几乎还无人戴口罩。公众的警觉，是从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突然被封锁，才被唤醒，意识到「出事了」的。

当然已经迟了。 1月24日是华人的除夕，1月10日就启动的「春运」，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十几亿人次在中国境内外迁徙，已经整整14天。武汉官员后来承认的数字是，仅仅武汉一城，在封锁之前，已经有500万人随着春运离开，其中一大部分回到了湖北各个市镇县乡的老家，另外近一半，去到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地。

而在1月23日封城之前，在极为严苛的新冠肺炎确诊条件下，仅仅是武汉的医护人员，就确诊了22例，更不要说医院里早已人满为患的发烧患者。

1月23日之后发生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

武汉城内，生灵涂炭。新冠病毒本身的致死率之外，还因为疫情高密度爆发带来医疗资源挤兑，长时间陷入短缺绝境；军事化封城停止物流交通，又带来大量慢性病人群药物短缺，各类重症致死人数，远超官方可以统计和公布的数字。

武汉城外，人人自危。从城市、到地区、到国家，相继封锁，交通停运，航班取消，活动暂停，全球化社会如毛细血管般运作的所有人流、物流，猛地按下暂停键，但也挡不住仍在不断攀升的感染数字。

病毒一旦失控成为瘟疫，就自有其生长与扩散逻辑，一刀切的军事化措施，效用已然有限。而在集中爆发的疫区，如何在持久战中，既维持生活，也尽力降低死亡率，更是考验国家的医疗基础工程，与政府深入基层的组织及治理能力。

可惜，我们目睹的是，武汉封城之前54天，预警机制层层失灵，病毒最终失控爆发。而瘟疫封城之后至今三周，疫区之内，医疗资源迅速透支，各方补给却无法送达，一刀切的政策之下，内部管理极为混乱，行政效率低下，而各级官僚还忙着推诿责任。

不仅是极权政府常常犯的错误在重演：没有确保公众监督的言论自由，没有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领导负责的民主政府，导致可控的危机演变为失控的灾难。甚至是，中国模式一向被认为有优势的地方，举国体制、集权效率、国家实力好像都在失灵。到底发生了什么，令病毒演变成瘟疫，瘟疫又发展至此？

封城之前，预警系统层层失灵

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在严格的审查机制下，冲破封锁，不顾病毒的威胁，十几家媒体、几十名记者不停歇地接力，从第一线带回了疫情复盘的关键资讯。这些来自医生、病患、家属与科学家的证词，尽管都被包装在软性的人物与救灾故事中讲述，有心人仍然一眼就可以辨认，那些揭开系统失灵原因的关键时间点。

正常的预警机制理应是，当一线医院发现病例，一方面通报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一方面通报医学科研机构，前者做出公共卫生安排，提前部署医疗资源、部署对内对外的响应和通报机制、部署资讯公开和公众预防教育，防止疫情扩散；后者追查病毒源头，研究医学专业应对方案，联合国际力量试验药物、突破疫苗，以科学控制疫情。

但人们看到的是，在医院第一时间上报，科研人员也第一时间知情之后，中国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一方面的确启动了内部调查，一方面，在「新增确诊人数」、「人传人」、「医护感染」三个关键指标的通报上，向公众持续隐瞒、说谎。

12月1日，武汉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发病。 1月7日，首例医生感染确诊。 1月9日，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死亡。到了1月19日，确诊感染的医护人员已经去到18例。这期间，从12月底到1月初，专门做口罩和防护服的厂商早就闻风而动，取消了在湖北召开的会议（1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很早就抵达武汉调查（12月31日）；中国政府早早向美国通报了疫情（1月3日）；派人去过武汉调查的香港启动了严重级别应对（1月4日）。

（参考第一财经整理的时间线：https://m.yicai.com/news/100495596.html）

但从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开始对外通报「病毒性肺炎」，他们公布的「新增确诊人数」一直远低于真实数字，而且在1月，最关键的防疫期，正逢武汉市和湖北省「两会」召开，会议期间，新增确诊人数维持在「零」的奇迹。一直到1月19日，武汉市卫健委都没有改口的说法是：「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

甚至到1月19日，武汉的百步亭社区，还举办了「万人宴」。半个月后，这个社区集中爆发的疫情证明了，这一万人同坐同吃的宴席，正是大型交叉感染的现场。

1月20日，SARS时期的专家钟南山出面，在央视接受采访，表示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才第一次由官方媒体释放信息，确认疫情的严重性。

2天之后，湖北启动了「突发公共事件二级响应」，3天之后，武汉突然封城。

封城之后，公卫治理级级失效

千万人口的城市突然封闭，进入戒严状态，所有人都意识到，疫情爆发已然发生。但接下来三周，在武汉、湖北省、乃至各个省市发生的局面，仍令许多人大跌眼镜。

在武汉，不仅进出封锁，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也全停，进而停止所有私家车通行，整座城市仅安排6000辆计程车，承担紧急交通功能。于是，医护人员上班要靠步行，或者志愿者集中接送，病人去医院也要在寒风中靠自行车接送。医院的物资迅速透支，所有医院，一床难求，病人睡在、甚至死在走廊上的画面频频传出，最基本的口罩、防护服、医用手套，全部告急。多日过去都没有补给的情况下，武汉各大医院开始直接在网络上跟社会求助，希望社会捐助，列出的清单里，很多医院的口罩、防护服早已是「零」。武汉协和医院甚至在微博标题上直接写：「不是告急，是没有了！」

还来不及追问国家的物资调配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在12月政府已经知情的情况下，没有提前准备，为什么在决定武汉要封城之前，没有从各省调拨，为什么在封城之后，没有看到官方调配资源的努力（哪怕不够）——在网络上，心急如焚的民间社会行动起来，人们自发组成无数的志愿小组，有人在城内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接送医护上下班；有人成立物资组，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厂商捐款购买大量口罩、防护服，送往武汉和湖北各县市医院的前线；有人成立病患帮助小组，想方设法帮助病势凶猛却无法入院、在网上求救的个人及家庭，协调稀缺的医院资源，或者提供心理支持。

然而一周时间过去，人们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捐赠物资，不被允许直接送达任何一家医院，而是堆在武汉红十字会和武汉慈善总会的货仓，堆满了整整一个体育场，需要他们分配。而医生到了货仓门口也拿不到物资，医护人员只好反覆戴已经穿戴过的防护服、口罩、手套，甚至自制口罩，医护感染的数字迅速上升。

民间沸腾了：时间就是生命，为什么在如此紧急的时刻，武汉上空好像出现了「黑洞」，吸走所有物资？又过了近一周，武汉红十字会才在压力下出来道歉，说自己能力不足，而主管政府才姗姗来迟地说要查办，引入企业能力帮助调配货源⋯⋯

如果抗疫如同作战，医护就如战士，医疗物资就如粮草。在武汉这个中国的抗疫最前线，人们看到的是，作战指令刚下达，前线就已经粮草不保，战士病倒，甚至不是因为资源耗尽，而是官家调配不力，又不开放社会自救。与此同时，从武汉市、湖北省、科研机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乃至中央，开始了一场大型的官员推卸责任表演。令病毒爆发成为瘟疫的责任链条中，每一个中间环节的负责人，都出来接受媒体采访，试图隐晦地把责任往上推：我在12月时已经上报，我没有自行决定的权力⋯⋯

医生说我告诉疾控中心了，疾控中心说我告诉地方政府了，地方政府说我上报了，省政府说我也上报了，那一层层往上，责任在谁呢？

北京直到除夕过后，大年初一，才成立了防疫小组。宣布成立小组时，作为责任人的组长竟悬空了一天，才宣布由李克强担任。而后，在防疫战中露面很少的习近平会见WHO秘书长，为了稳住局面，公开说，这是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防疫战。

而此时，武汉当地的至少13家主要医院，已经爆发了院内感染。根据官方数字，武汉定点医院一共有病床8254张，已全部用满；有20629人被要求居家隔离；有5425名轻症或疑似患者，搬入宾馆或体育场集中隔离。在武汉，新冠肺炎的致死率高达4.3%，重症死亡率直逼15%，远高于中国其它地区平均水平的0.2%。更不要说，这只是官方统计，有许多人，在确诊之前已经病逝，无法被统计入死亡名单。

举国体制因何失灵？

中国一向被认为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举国体制，在紧急动员上有民主国家没有的效率优势，这种优势常常体现在救灾，比如水灾、风灾、地震，甚至短期的金融危机（不计长期后果的话）。但这一次发生了什么？

病毒不比地震，瘟疫是病毒长期、动态与社会紧密互动的过程，不是一次大灾害，而是一连串无止尽的次生灾害。地震、海啸当然都有次生灾害，但破坏程度远远低于主体灾害本身。对地震来说，救援重点在震后72小时，军事化的组织动员可以在这样短时间内发挥高效。但瘟疫不同，病毒如水蔓延，无边无际，有潜伏期，无法简单提前标记隔离，有治疗期，症状可轻可重可反覆，这样的灾难，真正考验的是这个国家毛细血管般绵密的社会组织网络是否功能良好，考验的是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体系这样无形的基础建设，考验的在资讯公开与恐慌管理之间的公民素养。

但中国模式的发展，恰恰是忽略上述三点的：中共一向扼杀社会组织化的任何苗头与可能，自2012年习执政以来，对基础本就薄弱的中国公民社会打压，尤其是对NGO、媒体、律师、宗教团体等组织要件的清洗可谓「斩草除根」式的严酷。第二，中国GDP的增长，投入在公共医疗、社会养老福利这样的基础设施比例少之又少。第三，严格的资讯审查机制运行多年，以维稳为目的的欺瞒已经成为宣传体制的身体本能，而民众在这样机制之下，不仅难以获得准确资讯，对资讯的辨别识读能力也很低。

就算以中共自身来说，中共自我定位为全能型政党，瘟疫考验的不是这个政党自上而下调动资源的能力，而是它自下而上，把资源协调与分配到「最后一公里」去解决问题的基层组织实力。网友形容武汉上空出现的「黑洞」，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的失败。调集资源并不难，而资源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中，就是组织的失败；一刀切封锁城池并不难，而在与病毒的持久战中，困死了本不该困死的人，就是管理的失败。

社会已然在长期的打压中被掏空，但中共自己的基层组织为什么失效？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问：一个有八千万人的庞大组织，到了基层，如何还能有效？基层做事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今天没有了？

简单地归纳，基层动力主要来自三点：第一，信念，强烈的意识形态信仰是支撑一个共同体到了末端依然不解体的重要原因。第二，选票，如果你的生死由选票而不是领导决定，也就意味着你的每一个决定需要对下负责，而不是对上拍马。第三，利益，在领导看不见的地方依然愿意勤恳做事，动力之一来自利益分享。

在习时代，与此前胡温、江李时代，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中共在走出革命年代、进入稳定执政阶段时，维系各派系均衡乃至基层组织的「分赃体制」被打破了。习的运动式反腐打破了传统官僚阶层的利益分赃结构，但同时，权力并没有以民主改革的方式下放到基层，反而更加往上收拢，在党国体制之上，形成高度的个人独裁。至于信仰，自共产革命破灭以来，并无法通过习推动的「党建」重新建立起来。

结果，今日中国地方官僚系统的懒政、怠政早已成为公开的现象，既然做事无利可图，那么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一切跟领导指示，多磕头，少说话，成了习时代的官员，尤其是基层组织极为普遍的基本心态。

从武汉到湖北，瘟疫演变至此，所暴露的中国地方官僚系统、治理体系的失能、空心化，只是冰山一角。

讲真话与无权者的权力

回到文章开头：如果时光倒流一个月，你预知真相，会回去拉响警报吗？

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有网友重新提起这个笑话，并改变了原来黑色幽默的答案：「如果谣言是他的罪名，我们唯有以真话悼念。」

12月30日，34岁的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曾在自己的医生同学群组提醒大家小心，怀疑有新型肺炎病毒开始流传，已经有多例确诊。聊天记录被公开后，他因为「造谣」遭到了当地警方的约谈、警告，还签了「悔过书」。李文亮没有离开岗位，因接触患者自己也感染了新冠肺炎，并在2月1日才最终确诊。确诊的同一天，他在重症监护病房，以实名接受媒体采访，披露了自己见证疫情发展的过程，还公布了自己曾因「造谣」签署的「悔过书」。 2月6日晚上，李文亮医生去世。他生前所签署的悔过书，在网上流传，刺痛了无数在这场瘟疫中煎熬的人。

警方的悔过书上印着：「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你：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手写了答案，并按下手印：「明白」。

李文亮并不是英雄，他做了每个普通人都会做的事，走出警察局，乖乖听话，不再多说什么。但人们都知道，一个月后他又实名接受采访，实在是「没有明白」。

「不明白」的力量有多大？哈维尔说，如果每个人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从「活在真实中」出发，而不是无意识地盲目服从，人们就在从根本上瓦解权力可以正常运作的纽带，如果这个纽带上的每一颗螺丝钉，都自觉这样做，这台看似庞大无可阻挡的机器，就有失能的可能。这是哈维尔说的「无权者的权力」，正如李文亮所做的——在自己的位置，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讲了该讲的真话。

这样「不明白」的力量，随着疫情带来的悲愤在民间无声传递，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人道危机仍未缓解，接踵将至的经济危机，又是更大的考验。 2020年冬天爆发的这场瘟疫，将是一场独立的危机，还是一连串多米诺效应的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