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抄:难道穿越大洋的船舶不是一个「地方」吗?

張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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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 - 我是谁?情感、思想和精神的自传

之前零零星星读过段义孚的文章,关于地方和空间,关于宠物和支配,关于恐惧和创造,喜欢他的许多思考角度。尤其是在自己租下一个空间开书店的时候,偶然读到了他写「地方」的阐释,由此看到冰山一角的人文地理学世界,深深感到共鸣,于是想系统读一读。

于是就买了他的自传开始,他在69 岁写下《我是谁? 》(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收到书后,我上飞机,读第一行时正在国际航班上发着烧,昏昏沉沉,呼吸不稳,坐立不安。于是拿出这本小书,一个害羞、多病、多思的男孩从书页里浮现出来,一个地理学大师,nature out there 令他感到审美的愉悦,但真正吸引他的是human nature - 那细腻而沉思的内心风景,越过他传奇的家世、漂泊的经历、成就斐然的学术世界,成了叙事的主线。我在身体的紧张中平静下来,读完书,几乎要爱上这个男孩。

段义孚在书里写下他关于自我与世界、关于自我与关系、关于地方与空间的种种思考线索。

摘录我特别喜欢的段落:

关于生命力:

生命力是一种天赋,一些人多,一些人少。 ⋯⋯布里南认为,真正的天赋,甚至是纯粹心智意义上的天赋,绝不仅仅是一种能把事情做好的诀窍。重要的在于,它还必须充满活力,就像可充电的电池——能够释放出能量,能量可以得到补充,而且还是定期的补充——有些人身上的电比其他人多得多。对我来说,这是根本性的不公平,因为这不仅关乎成功和名誉,也关乎日常生活的质量,关乎活着的意义。 ⋯⋯有时,意志力确实可以当作生机活力的替代品,但遗憾的是,意志力总是不如生机活力那样吸引人。

勇气不仅包括身体里的活力,能够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境地;还在于在行动上有决断,能在关键时刻保持着冷静的心态。 ⋯⋯相比于勇气和生理上的勇敢而言,同理心更能通过不断的训练而得以增强。这种品质是可以通过教育培养起来的,它潜藏于每个想得到它的人心里面。

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知识渊博,也会注意他人的观点,特别是在聚会和讨论小组里,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谦逊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这会显得我自己缺乏知识的立场和道德的原则。要么,这两者我都有,但却为了举止得体而刻意掩饰下去,这样的得体本身就该受到质疑了,因为这种行为的动因不是源于力量,而是缺乏安全感。这是外国人、访客、移民身上都会有的社会性的不安全感。相反,像玛格丽特·米德那样的人就可以表现得果敢、直率甚至粗鲁,因为她本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我却不同,我只是作为一个异乡客在这里待了四十年而已,始终觉得需要审慎地去迎合那些本土美国人的观点。

关于自我意识:

众生中唯独人类拥有自我意识。它如何作用于个体发展,它同必不可少的隐私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个体的自我意识发展会对社会凝聚力和群体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会吸引地理学家去思考,因为自我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增强会引发空间的分隔,而分隔开来的空间又会强化个人的隐私。这样的空间还会导致个体的孤独,导致人的行动和思想的分离,并需要通过持续的交谈来了解彼此的世界。

在中世纪,无论是在大厅里,还是在食物器皿里,或是在剧场里,人和事都鱼龙混杂成了一锅粥。 ⋯⋯只要宇宙观、宗教观和表演形式都涵盖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称为「世界Globe」的空间里,中世纪的世界观就是挥之不去的。 18世纪和19世纪的剧场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景观取代了宇宙,产生出更多主观的观念;戏剧元素里有很多目的、误会、沟通失败和孤独,它们最后都汇入一个相对内在的空间,即日常起居的空间里。 19世纪晚期的戏剧描绘出每个人都生活在交互的空间里,但彼此是隔膜的,这与剧场的空间格局形成了呼应——演员和观众是分开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世界——Globe——消失了。一侧是被灯光照亮的舞台,另一侧是昏暗的观众席大厅;每个观众都各自坐在分开的座椅上,同样也是孤独的。

(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1982)

关于空间与地方:

地方包含着比城镇更广泛的实质,甚至比邻里、家园和房屋都蕴含着更广泛而丰富的内涵。难道壁炉、扶手椅,甚至人本身,比如母亲,就不能算作一个个地方了吗?母亲是蹒跚学步的孩子从沙堆里尽兴而归的地方。

地方不必在特定位置上扎根。难道一艘穿越大洋的船舶不是一个地方吗?在这一有着边界的世界里,船长就正如一位祭司和国王一样。母亲当然是一个地方,而且母亲还会走来走去。那么,可以被带走的文化算不算地方呢?并非任何文化在位置上都是固定的。就像古典音乐,对于乐迷来说,它就是家了,它能为乐迷们提供情感的支持。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1977年)

在内心深处,我是多么渴望有一个不以权力和声望为基础的世界,并渴求真的有那么一个实体的小圆孔,能让我们洞见另一个世界的现实。社会里的人情世故让我反感,因裙带关系而产生的习俗让我厌恶。作为一个在中国家庭文化里长大的叛逆小孩,基督教对我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在于它对家庭的轻视。 ⋯⋯我反叛的不仅仅是家庭,还有传统的生活方式,扎根在亲属关系、土地和大地神灵里的那种生活方式;相反,我更欣赏的是现代生活的理想和信念,比如像世界大同、抽象思维,和高远的天空之神——如果天上有神灵的话。

传统民间道德既不是私人道德,也不是非个体性的对人不偏不倚的道德。它具有典型的地方性,只有在地缘上相近的人才能彼此提供需要。需要,尤其是迫切而强烈的需要,显示出相互帮忙的美好:我给你一包糖,你给我一杯醋;我帮你收割,你帮我盖仓。 ⋯⋯除了生存层面的价值以外,地方性的紧密互助关系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对现代社会的男男女女更是如此,因为这里面蕴藏着人的温暖。你的需要始终是关联着身边的亲属和邻里的。同时,它对人的期待也是适中的。这样的道德不会对个体产生过度的要求,不像真正的友谊背后的个人道德,也不像非个体性的「兼相爱」那样,要求一个人对任何人都慷慨大度,包括陌生人,甚至仇敌。

随着人们的生活日渐富足和安全,公共纽带就变得越来越松懈了,狭隘的互惠被Lewis Hyde所说的循环给予“circular giving”所取代和补充,即甲把东西给乙,乙给丙,丙给丁,丁又给甲。最终,慷慨的给予还是得到了回报,但是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回报还不是直接从最初帮助的那个人那儿获得的。在一个富足的现代社会里,给予的循环圈可能会变得很大,以至人们甚至都感受不到给予的过程了。剩下的就只是一根链条而已——一根长长的链条,伸向了不知所终的未来,那里全是一群陌生人。

关于世界主义者

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不只是自由地在任何地方选择最好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能够去理解任何一种文化实践的潜在意义和目的。

这本69岁时写下自传的结尾:

有一次,已过半夜,我独自在内布拉斯加州疏落的景观里驾车向西而行。在不宽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我和前面一辆车在行驶。我们一直结伴而行。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一直信心不够,尤其是在黑夜里,所以,我很感激前面那辆车的尾灯,一直引导着我,给予我安全感。但当我开始觉得这样的陪伴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他却闪起了右转灯。这是颇有礼貌的信号,但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此后,就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那辆车拐进了一条乡间小道。于事,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车前灯来引路了。这灯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这路,在更远之外,则被吞没在了重重的黑暗里。

13年后,段在2012年做了一次演讲,并把演讲文收录进这本自传。这是演讲文的结尾:

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说话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相反,国家、文化、艺术、文明,这些东西才是有死的,它们的生命对于我们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样。但是,和我们一起开玩笑、一起工作、结婚,也被我们冷落了、剥削了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而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是不灭的惊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辉煌。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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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潔平希望探索媒介的各種可能,也希望做個一輩子的記者。Matters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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