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抄：难道穿越大洋的船舶不是一个「地方」吗？

之前零零星星读过段义孚的文章，关于地方和空间，关于宠物和支配，关于恐惧和创造，喜欢他的许多思考角度。尤其是在自己租下一个空间开书店的时候，偶然读到了他写「地方」的阐释，由此看到冰山一角的人文地理学世界，深深感到共鸣，于是想系统读一读。

于是就买了他的自传开始，他在69 岁写下《我是谁？ 》（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收到书后，我上飞机，读第一行时正在国际航班上发着烧，昏昏沉沉，呼吸不稳，坐立不安。于是拿出这本小书，一个害羞、多病、多思的男孩从书页里浮现出来，一个地理学大师，nature out there 令他感到审美的愉悦，但真正吸引他的是human nature - 那细腻而沉思的内心风景，越过他传奇的家世、漂泊的经历、成就斐然的学术世界，成了叙事的主线。我在身体的紧张中平静下来，读完书，几乎要爱上这个男孩。

段义孚在书里写下他关于自我与世界、关于自我与关系、关于地方与空间的种种思考线索。

摘录我特别喜欢的段落：

关于生命力：

生命力是一种天赋，一些人多，一些人少。 ⋯⋯布里南认为，真正的天赋，甚至是纯粹心智意义上的天赋，绝不仅仅是一种能把事情做好的诀窍。重要的在于，它还必须充满活力，就像可充电的电池——能够释放出能量，能量可以得到补充，而且还是定期的补充——有些人身上的电比其他人多得多。对我来说，这是根本性的不公平，因为这不仅关乎成功和名誉，也关乎日常生活的质量，关乎活着的意义。 ⋯⋯有时，意志力确实可以当作生机活力的替代品，但遗憾的是，意志力总是不如生机活力那样吸引人。

勇气不仅包括身体里的活力，能够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境地；还在于在行动上有决断，能在关键时刻保持着冷静的心态。 ⋯⋯相比于勇气和生理上的勇敢而言，同理心更能通过不断的训练而得以增强。这种品质是可以通过教育培养起来的，它潜藏于每个想得到它的人心里面。

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知识渊博，也会注意他人的观点，特别是在聚会和讨论小组里，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谦逊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这会显得我自己缺乏知识的立场和道德的原则。要么，这两者我都有，但却为了举止得体而刻意掩饰下去，这样的得体本身就该受到质疑了，因为这种行为的动因不是源于力量，而是缺乏安全感。这是外国人、访客、移民身上都会有的社会性的不安全感。相反，像玛格丽特·米德那样的人就可以表现得果敢、直率甚至粗鲁，因为她本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我却不同，我只是作为一个异乡客在这里待了四十年而已，始终觉得需要审慎地去迎合那些本土美国人的观点。

关于自我意识：

众生中唯独人类拥有自我意识。它如何作用于个体发展，它同必不可少的隐私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个体的自我意识发展会对社会凝聚力和群体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会吸引地理学家去思考，因为自我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增强会引发空间的分隔，而分隔开来的空间又会强化个人的隐私。这样的空间还会导致个体的孤独，导致人的行动和思想的分离，并需要通过持续的交谈来了解彼此的世界。

在中世纪，无论是在大厅里，还是在食物器皿里，或是在剧场里，人和事都鱼龙混杂成了一锅粥。 ⋯⋯只要宇宙观、宗教观和表演形式都涵盖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称为「世界Globe」的空间里，中世纪的世界观就是挥之不去的。 18世纪和19世纪的剧场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景观取代了宇宙，产生出更多主观的观念；戏剧元素里有很多目的、误会、沟通失败和孤独，它们最后都汇入一个相对内在的空间，即日常起居的空间里。 19世纪晚期的戏剧描绘出每个人都生活在交互的空间里，但彼此是隔膜的，这与剧场的空间格局形成了呼应——演员和观众是分开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世界——Globe——消失了。一侧是被灯光照亮的舞台，另一侧是昏暗的观众席大厅；每个观众都各自坐在分开的座椅上，同样也是孤独的。

（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1982）

关于空间与地方：

地方包含着比城镇更广泛的实质，甚至比邻里、家园和房屋都蕴含着更广泛而丰富的内涵。难道壁炉、扶手椅，甚至人本身，比如母亲，就不能算作一个个地方了吗？母亲是蹒跚学步的孩子从沙堆里尽兴而归的地方。

地方不必在特定位置上扎根。难道一艘穿越大洋的船舶不是一个地方吗？在这一有着边界的世界里，船长就正如一位祭司和国王一样。母亲当然是一个地方，而且母亲还会走来走去。那么，可以被带走的文化算不算地方呢？并非任何文化在位置上都是固定的。就像古典音乐，对于乐迷来说，它就是家了，它能为乐迷们提供情感的支持。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1977年）

在内心深处，我是多么渴望有一个不以权力和声望为基础的世界，并渴求真的有那么一个实体的小圆孔，能让我们洞见另一个世界的现实。社会里的人情世故让我反感，因裙带关系而产生的习俗让我厌恶。作为一个在中国家庭文化里长大的叛逆小孩，基督教对我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在于它对家庭的轻视。 ⋯⋯我反叛的不仅仅是家庭，还有传统的生活方式，扎根在亲属关系、土地和大地神灵里的那种生活方式；相反，我更欣赏的是现代生活的理想和信念，比如像世界大同、抽象思维，和高远的天空之神——如果天上有神灵的话。

传统民间道德既不是私人道德，也不是非个体性的对人不偏不倚的道德。它具有典型的地方性，只有在地缘上相近的人才能彼此提供需要。需要，尤其是迫切而强烈的需要，显示出相互帮忙的美好：我给你一包糖，你给我一杯醋；我帮你收割，你帮我盖仓。 ⋯⋯除了生存层面的价值以外，地方性的紧密互助关系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对现代社会的男男女女更是如此，因为这里面蕴藏着人的温暖。你的需要始终是关联着身边的亲属和邻里的。同时，它对人的期待也是适中的。这样的道德不会对个体产生过度的要求，不像真正的友谊背后的个人道德，也不像非个体性的「兼相爱」那样，要求一个人对任何人都慷慨大度，包括陌生人，甚至仇敌。

随着人们的生活日渐富足和安全，公共纽带就变得越来越松懈了，狭隘的互惠被Lewis Hyde所说的循环给予“circular giving”所取代和补充，即甲把东西给乙，乙给丙，丙给丁，丁又给甲。最终，慷慨的给予还是得到了回报，但是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回报还不是直接从最初帮助的那个人那儿获得的。在一个富足的现代社会里，给予的循环圈可能会变得很大，以至人们甚至都感受不到给予的过程了。剩下的就只是一根链条而已——一根长长的链条，伸向了不知所终的未来，那里全是一群陌生人。

关于世界主义者

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不只是自由地在任何地方选择最好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能够去理解任何一种文化实践的潜在意义和目的。

这本69岁时写下自传的结尾：

有一次，已过半夜，我独自在内布拉斯加州疏落的景观里驾车向西而行。在不宽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我和前面一辆车在行驶。我们一直结伴而行。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一直信心不够，尤其是在黑夜里，所以，我很感激前面那辆车的尾灯，一直引导着我，给予我安全感。但当我开始觉得这样的陪伴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他却闪起了右转灯。这是颇有礼貌的信号，但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此后，就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那辆车拐进了一条乡间小道。于事，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车前灯来引路了。这灯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这路，在更远之外，则被吞没在了重重的黑暗里。

13年后，段在2012年做了一次演讲，并把演讲文收录进这本自传。这是演讲文的结尾：

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说话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相反，国家、文化、艺术、文明，这些东西才是有死的，它们的生命对于我们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样。但是，和我们一起开玩笑、一起工作、结婚，也被我们冷落了、剥削了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而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是不灭的惊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辉煌。